京城传来的无形压力与汉东本地掀起的舆论风暴，如同两只巨大的、冰冷的铁钳，一只扼住咽喉，一只箍紧心脏，从内外两个方向，将沙瑞金死死地钉在了省委一号楼那间象征着汉东最高权力的办公室里，逼入了一个自他主政汉东以来，最为凶险、近乎窒息的政治困境。他挥手让秘书出去，要求不接任何电话，不见任何访客，需要绝对的安静。偌大的空间里，此刻只剩下他一个人，以及那几乎要凝固的空气。窗外，汉东省会林城市的天空难得的湛蓝，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却丝毫无法穿透这间办公室厚重的玻璃，更驱散不了沙瑞金心头那浓得化不开的阴霾。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墙壁上那座老式挂钟钟摆规律而固执的“滴答”声，像重锤一样，一下下敲打着他已然紧绷到极致的神经，提醒着他时间的流逝和决断时刻的无情逼近。
他的目光沉重地落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桌面的左侧，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般灼烧着他视线的，是摊开着的陈岩石那封亲笔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稿纸，字迹是用传统的钢笔书写，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笔画遒劲，甚至带着一种因极度愤怒而微微颤抖的痕迹。这不仅仅是一封控告信，这是一位为汉东解放和建设流血流汗、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用他全部的信仰和忠诚发出的泣血呐喊和雷霆震怒。信中对侯亮平行为的定性，已经上升到了“封建余毒”、“背叛革命初衷”、“玷污红色江山”的政治高度。质疑这封信，就等于质疑陈岩石所代表的那段光荣历史、那种不容玷污的革命道义。这顶“对老革命不敬”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其重量足以压垮任何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生命，他沙瑞金戴不起，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尝试。
桌面的右侧，则整齐地摆放着秘书刚刚整理送来的、记录着过去十几个小时内来自京城多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领导“关切”电话的简要纪要。钟小艾家族能动用的人脉和能量，确实不容小觑。这些电话来自不同的方位，语气也各有不同，有的委婉含蓄，有的直接了当，但核心意思惊人地一致：希望汉东省委能“客观、公正、稳妥”地处理侯亮平同志的问题，要“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要“有利于维护汉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些看似中立的“提醒”和“期望”，在汉东当前这种经过程度之流巧妙煽动、已经变得敏感而对立的舆论环境下，其效果无异于火上浇油。关于“侯亮平背景通天、特权护身”、“沙书记顶不住北京压力要妥协”的流言，早已像瘟疫一样在省委大院、省直机关乃至更广的范围内疯狂传播、发酵。每一道来自上面的“关切”目光，都仿佛在沙瑞金本就沉重的政治枷锁上，又加上了一道无形的镣铐。
内部的压力更是如同实质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让他感到呼吸艰难。高育良和祁同伟组成的联盟，此刻正占据着绝对的、无可指摘的主动。他们手握侯亮平违纪的“铁证”（无论这证据是如何被诱导和裁剪出来的），高高举起“程序正义”、“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几面政治正确的大旗，每一步都踩在党纪国法的理上，姿态做得十足，口号喊得震天。高育良那篇发表在党报理论版的重头文章，已经成功地为整个事件定下了不容置疑的基调；祁同伟表演性的“亲切慰问”被威胁对象刘庆祝，并通过媒体巧妙渲染，更是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依法行政、体恤民情”的光辉形象，与侯亮平的“粗暴执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有利于他们的对比。
沙瑞金甚至可以清晰地回忆起昨天下午那次小范围通气会上的情景。高育良端坐在他对面，语气平和却字字千钧，引经据典，从党章谈到宪法，从中央精神谈到群众期待，将侯亮平的行为批得体无完肤，最后用一句“瑞金书记，这件事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如果我们省委不能旗帜鲜明、严肃处理，恐怕无法向汉东七千万人民交代啊！”将了他一军。而祁同伟则在一旁适时补充，从公安厅长角度强调规范执法的重要性，语气沉痛，仿佛侯亮平的行为玷污了整个汉东政法队伍的形象。其他几位原本持中立或观望态度的常委，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宣传部长等，在高、祁二人营造的强大舆论和理论攻势下，眼神中也明显流露出游移和倾向性，发言开始变得谨慎，甚至隐隐附和。沙瑞金能感觉到，那道原本围绕在他周围的、无形的权力壁垒，正在出现裂痕。如果他此刻强行力保侯亮平，不仅会立刻坐实“用人唯亲”、“包庇违纪”、“漠视程序”的指控，更可能引发汉东本地干部群体长期被压制的不满情绪的集体井喷，导致他彻底失去对汉东局面的基本掌控，成为一个被架空、令不出省委大院的书记。他沙瑞金是带着中央的重托、怀着改革汉东沉疴积弊的雄心而来的，绝不是为了在一个泥潭般的政治内斗中耗尽所有政治资本，最终灰头土脸地离开。
外部的压力，则以一种更加诡异和令人恼火的方式叠加着。钟小艾家族“帮倒忙”式的施压，和陈岩石所代表的老干部系统基于朴素正义感的愤怒，这本应分属不同阵营、甚至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的力量，此刻却阴差阳错地、极其荒谬地形成了合力，共同挤压着沙瑞金本已狭窄得可怜的决策空间和回旋余地。钟家的压力，简单粗暴，激起了汉东干部本能的反感和抵触情绪，那句“人家上面有人”的议论，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杀伤力；而陈岩石的愤怒，则纯粹而炽烈，占据了道德和革命传统的绝对制高点，让他任何试图“冷处理”、“降调门”的努力，都可能被轻易解读为对歪风邪气的妥协、对老同志赤子之心的背叛，甚至是对某种根本原则的动摇。
“内外交困，进退维谷……”沙瑞金靠在椅背上，闭上布满血丝的双眼，这四个字像冰锥一样刺穿了他的心脏，带来一种尖锐而真实的痛感。他感觉自己像一艘突然闯入暴风眼的巨轮，四周是滔天巨浪和旋转的狂风，无论转向哪个方向，都可能面临船毁人亡的危险。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庞大的城市。街道上车水马龙，秩序井然，这座庞大的城市机器在阳光照耀下正常运转，闪烁着现代化的光泽。但在这平静、繁荣的表象之下，围绕权力核心展开的这场搏杀，却是如此的惨烈和肮脏。而他，作为这艘巨轮的掌舵者，此刻却感到船舵沉重难移，雷达失灵，四面八方都是暗礁和冰山。
“笃笃笃”，轻轻的敲门声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静。秘书推门进来，手中端着一杯新沏的浓茶，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然后低声汇报，语气带着谨慎：“书记，田国富书记刚才来过电话，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他想过来当面汇报一下……关于侯亮平同志问题的一些初步核查情况。”
沙瑞金猛地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快请！让他马上过来！”田国富，作为省纪委书记，他的态度、他的立场，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田国富不仅是常委，掌管着纪律检查这把利剑，更因其岗位的特殊性，他的意见往往代表着程序和纪律的权威。争取到田国富的支持，或者说，至少让他不彻底倒向高育良一边，是沙瑞金能否稳住阵脚、争取一个相对不那么糟糕结局的关键。
不一会儿，田国富推门走了进来。他的脸色同样凝重，眉头紧紧锁成一个“川”字，步伐也失去了往日的沉稳，显得有些沉重。作为纪委书记，处理干部违纪问题本是分内职责，但侯亮平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早已超越了一起简单的违纪案件，变成了检验汉东政治格局、决定权力天平向哪一边倾斜的试金石。他身处漩涡中心，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国富同志，坐。”沙瑞金指了指对面的沙发，亲自将秘书刚沏的茶推到他面前，自己也坐了下来，身体微微前倾，营造出一种私下交心的氛围，“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话，都可以摊开来说。我们现在是真正到了骑虎难下的关头了。”
田国富没有客气，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却没有喝，又放回了茶几上，重重地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瑞金书记，不瞒您说，压力太大了，四面八方都是压力。纪委这边，这几天接到了大量来自各方面的电话和信件，有实名有匿名，但基调高度一致，都是要求我们必须秉公执法，严肃处理侯亮平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汉东法治环境、关系到党和政府形象的大事，决不能姑息迁就。高育良同志那边，更是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程序合法、依纪依法的重要性，话里话外，都盯着我们纪委呢。”
沙瑞金紧紧盯着田国富的眼睛，试图穿透那层职业性的谨慎，读出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和倾向：“国富，这里没有外人，我们开诚布公。抛开所有外部干扰，单从你纪委书记的专业角度判断，侯亮平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定性？处理的红线和底线在哪里？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
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直接将皮球踢给了田国富，逼他亮出底牌。田国富沉默了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壁，显然在内心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权衡。他当然清楚沙瑞金的意图是想尽可能地保住侯亮平，或者至少是将处理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作为纪委书记，他的党性、他的职责，以及当前汹涌的舆论，都要求他必须首先维护纪律的严肃性。
过了足足有一分钟，田国富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向沙瑞金，声音低沉而沙哑：“瑞金书记，既然您让我说心里话，那我就直说了。从纯粹的违纪事实和证据链来看，侯亮平同志在审讯刘庆祝过程中，发表威胁其子留学前途的言论，这是确凿无疑的，有现场记录（郭自刚提供），有相关旁证。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最高检关于文明执法、规范审讯的明确规定，也触碰了党员干部不得滥用职权、不得搞变相株连的纪律红线。单就这一点而言，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这一点，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法为其开脱。”
他先定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基调，表明在事实和纪律层面，侯亮平确实理亏，授人以柄。然后，他话锋微微一转，尝试寻找一丝缝隙：“但是，瑞金书记，我们纪委处理干部，历来讲究实事求是、综合考量。也要看动机、看背景、看其一贯表现和所造成实际后果的严重程度。侯亮平同志到汉东后，尤其是在牵头调查‘116’专案过程中，表现出的闯劲和担当是有目共睹的，也确实触动了一些深层次的利益。这次错误的发生，是否与办案期限压力过大、急于求成的心态有关？是否属于在特定工作环境下偶发的、可以通过严厉批评教育、责令深刻检查来纠正的失误？这需要省委，特别是您作为班长，从汉东全局工作的整体利益出发，来通盘考虑、慎重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