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那句“你真敢往上头说？”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我心里一哆嗦。炕桌上的煤油灯灯苗随着窗缝里钻进来的风轻轻晃动，将他脸上沟壑般的皱纹映照得愈发深邃，那里面有怀疑，有期盼，还有一种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近乎本能的谨慎。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闪躲。我知道，此刻任何一丝犹豫都会让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瞬间崩塌。“陈支书，”我的声音不高，但尽量让每个字都清晰、笃定，“我林致远不敢打包票说上去就一定能解决，但我敢用我这身还算干净的衣裳担保，您说的话，我一个字不漏地记下来，原原本本地带回去。能不能成，是上面的决策，但报不报，是我的本分。”
我拍了拍随身带着的那个深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这里面，不只记数据，也记人话，记实话。”
老陈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只有炕角孙子均匀的呼吸声，提示着时间的流逝。终于，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像是下定某种决心的咕噜声。他猛地掀开盖在腿上的旧棉被，动作有些迟缓地挪到炕沿，弯下腰，在炕洞旁边一块有些松动的砖头后面，摸索了半天。
当他直起身时，手里多了一个用厚厚的、不知是什么材料的硬纸板手工钉成的“本子”，外面还细心地裹了好几层防潮的油布。那本子边缘已经磨损得起了毛，可见被翻看过无数次。
他像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小心翼翼地拂去油布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郑重其事地，将它递到了我的面前。
“林干部，你看看这个。”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沙哑，“这是咱村的……‘账本’。”
账本？我心头一跳，接过那本沉甸甸的册子。入手是一种粗糙而坚硬的触感。我解开系着的布条，翻开第一页。
没有格子，没有印刷的表格。泛黄、甚至有些脆硬的纸张上，是用铅笔、圆珠笔、甚至还有炭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间或夹杂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大概是村民自己发明的符号。每一行，都记录着一笔收支。
“壬申年三月初七，卖肥猪一头，重二百一十三斤，毛钱一千二百七十八块。同日，交农业税二百一十五块，村提留八十块，乡统筹一百二十块，教育附加费按人头四十五块（三口人），民兵训练费十块，计划生育宣传费五块，灭鼠费按人头十五块……”
下面用更深的笔迹补充了一行小字：“猪崽本钱三百，饲料麸皮人工不算，净落……？”
那个问号，戳得纸张几乎要破了。
再往下翻：
“癸酉年腊月二十，领卖粮款白条一张，面额八百五十块。抵账化肥两袋（结块），种子一袋（不出）。”
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哭丧着脸的娃娃头像。
“甲戌年秋，二娃子考上县中，学费杂费书本费校服费……合计三百二十块。借村东头王老五家一百，利息三分；卖口粮玉米三百斤，得现钱一百五十块，还差七十块……”
这一条的下面，空了一大片，只有一行被反复涂抹、几乎看不清的字迹：“……要不，让娃别念了？”
一页，又一页。
没有激昂的控诉，没有愤怒的呐喊。只有这些冰冷、琐碎、甚至有些混乱的数字和简单的备注。它们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无声无息地扎进我的眼睛里，扎进我的心里。我仿佛能透过这些字迹，看到老陈，或者像老陈一样的村民，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长满老茧、并不灵巧的手，一笔一划地记录下生活的重压，记录下希望如何被一点点榨干，记录下那无声的、日复一日的挣扎。
这哪里是账本？这分明是一卷用血汗和隐忍写就的民间“史记”！
我的手有些发抖，翻页的动作变得异常艰难。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纸张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格外刺耳。我感到喉咙发紧，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和愤怒交织着，从心底往上涌。
老陈默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模糊。“林干部，咱庄稼人，不怕吃苦，不怕流汗。”他的声音低沉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地里的活儿，累不死人。可这心里的憋屈……有时候，真能把人压垮。”
他伸出一根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指，点着账本上一条关于“道路集资”的款项：“就说修路，家家户户按人头摊了钱，说是修柏油路。钱收了，路呢？就拉了几车石子垫了垫，一下雨，比以前还泥泞。去找，就说钱不够，上面没拨款。”
他又指向另一条“水利建设费”：“河堤年年说要加固，钱也年年收。可去年一场大水，还是冲垮了下游十几亩好田……”
“这些钱，到底去了哪儿？”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
老陈抬起眼皮，那眼神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悲凉，他嘴角扯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像是想哭，最终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呵呵，去了哪儿？咱哪知道去了哪儿。反正没进咱老百姓的兜，也没用在咱看得见的地方。”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几乎是用气声说：“林干部，你是个明白人。有些话，我不能说太明。咱村主任家，去年起了三层小楼，瓷砖亮得晃眼。他儿子，在镇上开上了小轿车……”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一切已不言而喻。
“硕鼠……”我的脑海里猛地蹦出这个词。这些趴在农民身上吸血的蛀虫！这些肆无忌惮的“摊派”，这些毫无用处的“建设费”，还有那坑死人的“白条”，它们就像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打在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上，抽走了他们的血汗，也抽走了他们对“上面”那点残存的信任。
我合上那本沉甸甸的“账本”，感觉它重若千钧。这里面记录的，不仅仅是几户农民的经济账，更是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流失账，是干群关系疏离的明细账！
“陈支书，”我将账本小心翼翼地用油布重新包好，双手递还给他，声音异常凝重，“这个，您收好。它很重要。”
老陈接过，重新藏回那个隐蔽的角落，动作熟练得让人心酸。他回过头，看着我，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林干部，你看也看了，听也听了。咱这情况……还有救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救？怎么救？靠我这一份可能石沉大海的调研报告？靠我这个人微言轻的小干部？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第一次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但我知道，我不能沉默，更不能退缩。
“陈支书，”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心绪，目光坚定地看着他，“有没有救，我说了不算。但如果我们这些下来调研的人，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选择报喜不报忧，那肯定没救！至少，我得试试，把真实情况带上去，让该看到的人看到。”
我拿起我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用力地写下了标题：《清河县山坳村农民负担及基层治理问题访谈录》。这一次，我不仅要记录冰冷的数字，更要记录下老陈的叹息，记录下那本“账本”带来的震撼，记录下这铺天盖地的、沉默的无奈。
窗外的风似乎更急了，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山村的夜，深沉而寒冷。但在这铺土炕上，一股为民请命的火焰，在我胸中艰难地、却又顽强地燃烧起来。
我知道，从看到那本“账本”开始，我这次的调研，就不再只是一项例行公事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