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的一处专为本次参加博学鸿儒科准备官舍内，烛火摇曳。
施耐庵与罗贯中隔着一张方桌对坐，窗外夜空中的天幕光华，透过窗棂，在他们沉思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长时间的沉默后，施耐庵将目光从窗外收回，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贯中，方才那天幕之言，你怎么看？这‘最不坏’三字，细细品来，着实令人心惊，又…不得不承认有些道理。”
罗贯中闻言，身体微微前倾，烛光映亮了他眼中思索的光芒：“师父，我亦思之良久。后世之人以此三字评价文官之制，初听似觉贬低，细想却觉精准。其意莫非是说，并非此制完美无缺，而是与其他选择相较，其弊病尚在可忍受之列？”
“正是此理。”施耐庵颔首，指尖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敲，“如同择路，面前几条皆非坦途，坑洼遍布。所谓‘最不坏’，不过是选了那条看似坑洼稍浅、不至于立刻跌伤筋骨的来走。想来后世之人，亦是历经诸多尝试与挫败后，得出的无奈之选。”
罗贯中若有所思地接话：“如此说来，这‘最不坏’背后，实则承认了世间并无万全法？无论何种制度，皆有其固有之弊，如同人无完人。为政者所能做的，并非追求虚无缥缈的完美，而是在诸多缺憾中，做出相对明智的权衡与取舍？”
施耐庵轻轻叹了口气：“看来是如此了。想想也是，若真有那种能保江山永固、万民永安的完美之策，历朝历代又何至于兴衰更迭，循环不休？你我所究之史，所着之书，其中多少英雄豪杰，欲以一己之力或一方良策扭转乾坤，最终大多也难逃时与势的局限。”
“故而，这‘最不坏’之说，看似平常，实则道破了一层关键的无奈。”罗贯中总结道，语气中带着初悟的震动，“它戳破了追求绝对理想政体的幻梦，将治国之策拉回到了现实的、充满妥协的地面上。师父，此念一起，再看古今之事，似乎便多了几分通透，少了几分执念。”
施耐庵微微点头，再次望向窗外那神秘的天幕，轻声道：“是啊…通透，却也更加沉重了。”
罗贯中眼睛一亮，接过话头：“师父说得对。就拿东汉末年来说，桓帝、灵帝那会儿，军队不强吗？能压住黄巾起义，也能吓唬住羌人、胡人。可结果呢？外戚何进那家伙，蠢得像头猪；宫里头十个太监（十常侍），贪得无厌。皇权没了威信，内部斗得一塌糊涂，最后引来董卓带兵进京，军阀们一个个都冒了头。好好一个大汉朝，就这么散了架。” 他说着说着，就像在琢磨他那本《三国演义》，语气里全是惋惜，“兵强马壮，也没救了国，反倒成了那些军阀头子抢地盘的家伙什。”
施耐庵点点头，摸着有点花白的胡子：“是啊，强如东汉，也是从里头烂掉的。再看看北宋，文化够兴盛吧？读书人地位高，号称和皇帝一起治理天下，差不多是文人政治的顶点了。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哪个不是顶尖聪明的人？制度也够‘文’，够讲究互相牵制。结果咋样？” 他苦笑一下，“契丹（辽国）欺负它，西夏凌辱它，女真人（金国）一来，直接‘靖康之耻’，连皇帝都让人抓走了，山河破碎。这套‘最不坏’的文官路子，到底没挡住外族的刀枪弓箭啊。”
他停了一下，眼里有种看穿历史循环的悲哀劲儿：“文人当家，也许能让内部安稳一阵子，文化也繁荣，可常常就荒废了武备，贪图享受，就像古诗里说的，‘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让武将勋贵掌大权， 也许能开拓疆土，显显威风，可很容易就养成大爷，不听招呼，甚至想自己当皇帝，唐朝后期的藩镇就是例子。外戚和太监，那就更等而下之了，纯粹是国家的毒疮脓包。”
罗贯中非常同意，叹气道：“所以说，天幕里那网友说的‘最不坏’，实在是没办法的说法。就像治病，没有一味药能治所有的病，而且只要是药，多少带点毒性。搞政治的人，就像医生，得会诊断，对症下药。有时候得用文人的‘补药’调理内部，有时候得下武将的‘猛药’去打外敌。关键就在这个‘度’，这个‘平衡’上。”
“平衡……” 施耐庵低声念叨着这个词，眼神好像穿过了墙，看到了自己书里那座梁山聚义厅，“谈何容易啊！就我那水泊梁山上，还吵吵着是接受招安还是继续硬扛呢，兄弟义气和朝廷王法之间也得找平衡。一个国家这么大，成千上万的人，皇帝和臣子、文官和武将、内部和外部、南方和北方……多少股力量拧在一起，想维持住那点微妙的平衡，简直像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稍微一不小心，可就全完了。”
他想到了当今皇上朱元璋，那位手段强硬的洪武皇帝，现在不正是在用他的办法搞平衡吗：既用文官管事，又设锦衣卫盯着；把儿子们封出去当王爷，又防着他们权力太大；打击地方豪强，又不得不用那些有功的勋贵……这里头的分寸，哪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罗贯中也想到了自己正在琢磨的三国故事，魏、蜀、吴哪一家不是在找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文治和武功的平衡？曹操控制着皇帝来号令诸侯，是平衡；诸葛亮六次出兵祁山以攻为守，是平衡；孙权在曹操和刘备之间来回周旋，也是平衡。可最后呢，平衡还是被打破了，三家都归了晋朝。
“所以啊，这个‘最不坏’的文官政治，” 施耐庵最后总结说，语气里带着点写书人特有的那种同情和超然，“可能就是在明白了绝对平衡根本是做梦以后，选的一条相对稳妥、偏向于维持内部不乱的路子。它没法挡住所有麻烦，甚至在有些地方看着挺窝囊，但至少能让这么个大帝国，在大部分时候不至于因为自己内部打架而飞快散架。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无奈，也是活在现实里不得不有的智慧吧。”
两位写书人互相看着，都没说话，却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感慨。他们比那些只知道死读经典或者琢磨权术的官员，更能从历史的大画面和人心的细微处，理解这个“最不坏”选择背后有多沉重，又多么不可避免。天幕带给他们的，不是什么具体的当官技巧，而是一种站在高处看历史的宏大眼光。这反倒让他们对快要到来的科举考试，对那复杂又危险的官场，生出了一种想保持距离、多看多想的心态。用笔写写历史上的兴衰成败，或许比亲自跳进那个追求“平衡”的危险局面里，更适合他们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