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随着福王朱常洵在皇兄死前便异常动身这一关键细节的抛出，评论区关于“红丸案”幕后黑手的讨论风向再次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一条逻辑清晰的长评论获得了大量认同：
【“综合以上所有信息，我认为‘朱常洛之死是文官集团整体阴谋’这个说法可以排除了。大家想想，‘国本之争’十几年，东林党和其他支持‘立长’的官员是押注在朱常洛身上的，他们是朱常洛继位的最大功臣和既得利益者。朱常洛的突然死亡，对他们而言是重大政治挫折，是权力的不稳定，他们没有任何动机去谋杀自己拥立的皇帝。”】
【“真正的斗争，很可能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一次分裂和火并！是以方从哲为首的、与郑贵妃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非东林’或‘反东林’势力（比如浙党、楚党等），对占据上风的东林党发起的一次绝地反击！”
【“他们的目标可能未必一开始就是弑君，或许只是想通过让皇帝病重等方式，制造混乱，趁机攫取权力，打压东林党。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控制，或者干脆就有人顺水推舟，最终导致了泰昌帝的死亡。郑贵妃集团（包括她在朝中的盟友）则想利用这次混乱，看看能否为福王朱常洵创造一丝机会，所以福王才敢提前动身。”】
朱及第看到这条评论，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这位网友的分析非常到位，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万历朝几十年的党争，文官集团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成多个为了各自利益和理念互相倾轧的派系。”
他进一步阐述道：
“支持朱常洛的，主要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清流’。而朱常洛登基后，这些‘功臣’自然期望获得更大的权力。这无疑挤压了其他派系，比如首辅方从哲所在的浙党的生存空间。同时，万历皇帝死后，失势的郑贵妃及其家族、以及在‘国本之争’中支持郑贵妃和福王的官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机会翻盘或者至少自保。”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由失势的后宫集团（郑贵妃）、以及感受到威胁的非东林文官派系（可能以方从哲为首）组成的‘临时联盟’，就有了充分的动机去制造事端。他们可能最初只是想通过‘美女’、‘医药’等手段影响皇帝的健康和决策，借此打击东林党，重新分配权力。但皇权的更迭是何等凶险的事情，一旦开启潘多拉魔盒，局势很可能就失控了，最终演变成了皇帝的暴毙。”
然而，朱及第话锋一转，指出了这个“反击联盟”最终失败的关键：
“但是，这个‘联盟’显然低估了一点，或者说他们无法改变一点——那就是朱常洛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他毕竟是名正言顺登基的天子！这一点至关重要！”
天幕上打出了朱由校的名字和年龄。
“这就如同当年的洪熙帝朱高炽，虽然在位不到一年，但他的儿子朱瞻基就能顺利继位，没有任何藩王可以挑战。同样的，泰昌帝朱常洛也有儿子，而且他的长子朱由校，在父亲去世时，已经十七岁了！”
朱及第强调了这个年龄的政治意义：
“十七岁，在古代已经算是成年，具备了亲政的基本条件。他不需要设立摄政王，也不需要太后长期垂帘。他作为嫡长子（虽然后来知道生母已死，但法理上他是嫡长子）的继承权，在‘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下，拥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这是大明祖制和儒家礼法共同铸就的铁律，不是任何阴谋诡计能够轻易动摇的。”
“所以，尽管福王朱常洵得到了消息，提前动身赶往北京；尽管郑贵妃和在朝的某些势力可能暗中运作，试图浑水摸鱼。但在‘皇长子朱由校’这个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文官集团中的主流力量，尤其是东林党，会毫不犹豫地拥立朱由校，以此来维持政治的稳定和他们自身的权力。那些搞小动作的派系，在巨大的正统压力下，最终也只能妥协。”
天幕下的朱元璋，听到这里，紧绷的脸色终于稍微缓和了一些，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
“父死子继……嫡长有序……”他喃喃自语，眼神中重新闪烁起锐利的光芒。这套由他亲自制定并极力维护的继承制度，在两百多年后，竟然成了在混乱中稳定局面的定海神针。这让他感到一丝欣慰，也更加坚定了他维护这套制度的决心。
朱棣也若有所思。他此刻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后世文官会如此执着于“国本”，因为一个明确且符合礼法的继承人，是避免国家在权力交替时陷入剧烈动荡的最重要保障。哪怕这个继承人能力平平，但其身份带来的稳定性，远超一个有能力但名分不正的竞争者。
“十七岁……成年了，好，很好。”朱元璋低声说道，像是在肯定那个未曾谋面的后世子孙朱由校，又像是在 reaffirm 自己制定的规矩。然而，他和所有人都知道，泰昌帝的死因依然迷雾重重，而新天子的登基，也绝非一帆风顺。权力的博弈，即将围绕那位十七岁的少年，在紫禁城的宫阙之间，展开最后的、也是最直接的较量。
天幕上，朱及第面对依旧争论不休的评论区，摆了摆手，做出了总结性的陈述。
“好了好了，各位老铁，关于这‘红丸案’的幕后真凶，咱们今天怕是争不出个结果了。美女是不是郑贵妃故意送的？崔文升的泻药是庸医误人还是蓄意谋害？李可灼的红丸是救命的良方还是催命的毒药？福王朱常洵为何敢在皇兄死前就动身？这些疑问，恐怕真的要成为千古之谜了。”
他耸了耸肩，语气带着几分历史学者常见的无奈和了然：
“不是后世不想查清，而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事儿根本就没办法，也没人敢彻查到底。”
朱及第的这番话，如同一声沉闷的钟鸣，敲在了天幕下每一位洪武朝臣的心上。
无论是勋贵之首的魏国公徐达，还是文官领袖宋濂、刘三吾，亦或是学子席上心思各异的施耐庵、罗贯中、齐德、黄子澄，此刻都清晰地意识到了一点——这红丸案，恐怕注定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案。
徐达眉头紧锁，他征战沙场，喜欢明刀明枪，最厌烦这等阴私算计。但他也明白，涉及天子死因，还是如此不光彩的（可能源于纵欲和乱服药物），哪个臣子敢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去刨根问底，非要揪出个“弑君”的真凶？那无异于将皇家的遮羞布彻底扯下，将宫闱中最不堪的一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是打活着皇帝的脸，更是动摇国本的大事。
宋濂与刘三吾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他们身为儒家士大夫，讲究“君君臣臣”，追求“明辨是非”。然而，当是非纠缠于天家隐私，关乎皇室体统时，那套“格物致知”、“穷究真理”的准则，便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强行追查，带来的可能不是正义伸张，而是整个朝局的动荡甚至崩溃。他们此刻才真切体会到，后世那些文官在面对此案时，为何最终只能含糊其辞，将其作为党争工具，却无人能真正揭开盖子。
施耐庵和罗贯中这两位小说家，更是感慨万千。他们笔下不乏奇案冤情，总有青天大老爷或英雄豪杰来拨云见日。可现实却是，这牵扯到帝国最高权力交替的惊天大案，最终只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一笔糊涂账。这比任何虚构的故事都更显得荒诞和讽刺。
齐德、黄子澄等人，则感到一阵寒意。他们未来的命运已经与“建文四傻”绑定，此刻再看到后世官场如此波谲云诡、连皇帝死因都可以成为禁忌，更觉前途莫测，心中那份出将入相的雄心，不禁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朱及第的声音适时响起，道破了这层无奈的根源：
“为啥说没人敢查？大家想想，彻查此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严审郑贵妃，这位先帝（万历）的宠妃，牵扯先帝颜面。”
“意味着要追究首辅方从哲的责任，他允许李可灼进药，难辞其咎。”
“意味着要把崔文升、李可灼乃至他们背后可能存在的所有关系网连根拔起，这势必引发朝堂大地震。”
“更意味着，要将泰昌帝登基后如何纵欲、如何乱服药物的不堪细节，全部公之于众！这对于刚刚即位、需要树立权威的新皇帝朱由校而言，是何等的难堪？对于大明皇室的尊严，又是何等的打击？”
“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快刀斩乱麻。李可灼‘进药不效’，充军了事；崔文升‘用药不当’，贬斥南京；首辅方从哲迫于压力，致仕回乡。至于郑贵妃……她是先帝的宠妃，为了先帝的面子只能让她去后宫荣养了。此案最终以处理几个‘直接责任人’草草收场，背后的重重迷雾，被刻意地忽略和遗忘了。毕竟，对于当时的朝廷而言，稳定，远比真相更重要。”
“然而，‘红丸案’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动荡的平息。”朱及第的声音再次变得富有悬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泰昌帝的死因成了一笔糊涂账，权力的真空和新君年幼（虽已十七岁，但未经历练），使得下一场争斗变得更加直接和赤裸裸。”
“这一次，战场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医药和猜疑，而是实实在在的、象征着至高皇权的宫殿——乾清宫！一场围绕着新皇帝居住权、围绕着先帝妃嫔安置问题的‘移宫案’，即将上演。而这最后一案，也将为我们这趟明末宫廷奇案之旅，画上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