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冲龄践祚
长庆四年（824年）正月，穆宗驾崩的哀钟还在长安城上空回荡，十六岁的太子李湛便在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的簇拥下，于枢前即位，是为唐敬宗。这个尚带着几分稚气的少年，被骤然推至帝国权力的巅峰，他脸上除了应有的悲戚，更多的是一种对未知权柄的茫然与隐藏在血脉深处、即将喷薄而出的玩乐天性。
穆宗留给儿子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河北三镇（卢龙、成德、魏博）形同独立，法令、官爵、赋税皆自专；朝廷直控区域内，因“长庆销兵”而流散的士卒多为盗匪，社会动荡；国库在穆宗的挥霍和对河北徒劳的用兵后几近空虚；朝堂之上，李逢吉及其党羽依旧把持着外廷，而宫禁之中，以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为首的老一辈宦官，与以刘克明、苏佐明等近侍敬宗的“打球军将”为代表的新晋宦官势力，暗流涌动，争夺着对少年天子的影响力。
按照礼制，敬宗初即位，尚需表现出一番新君气象。他循例大赦天下，尊祖母郭氏（郭子仪孙女，穆宗生母）为太皇太后，母亲王氏为皇太后。对于朝政，他起初也试图模仿祖辈，隔日视朝，听取宰相奏对。然而，这种刻板的、充斥着繁文缛节和复杂政务的生活，对于年仅十六岁、精力旺盛且被娇纵惯了的敬宗来说，无异于一种酷刑。他很快便失去了耐心，将朝政一股脑地推给了宰相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等人，自己则一头扎进了丰富多彩的游乐世界中。
第二节：嬉游无度
敬宗李湛，完美地继承并放大了其父穆宗耽于享乐的基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大明宫、兴庆宫乃至整个长安城，都当成了自己巨大的游乐场。其嬉游之频繁、花样之繁多，令人瞠目。
他最为痴迷的，莫过于击鞠（马球）和徒手搏击（手搏）。他在宫中禁苑设立了专业的“打球军”，由宦官和禁军子弟中善于击鞠者组成，刘克明、苏佐明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因此得以贴身侍奉。敬宗常常日以继夜地与这些人打球为乐，甚至不顾严寒酷暑。他打球极其投入，性子起来，要求陪练者必须全力以赴，若有宦官或军将因畏惧君威而不敢尽力，便会遭到他的斥责甚至鞭打。
除了击鞠，他还极好手搏。他常常在深夜下令召集力士、宦官，甚至市井中的角抵高手入宫，通宵达旦地观看或亲自参与搏斗，以此取乐。参与者同样必须真打，常有宦官、力士在搏斗中受伤，甚至殒命。
游猎亦是他的心头好。他不仅频繁游幸骊山华清宫，更常常在深夜率众出宫，捕狐逐兔，火光烛天，蹄声如雷，搅得长安城及周边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
至于沉溺声色、宴饮无度，更是家常便饭。他常常在宫中大摆筵席，酣饮终日，伶人乐工，通宵达旦地表演。视朝之事，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每月临朝不过三四日，即使临朝，也是心不在焉，草草了事，甚至常常因为前夜宴游过度而迟到一两个时辰，让等候的百官在紫宸门外苦等，年老体弱者几乎晕厥。谏官刘栖楚、李渤等人曾以头叩击龙墀，血流被面，极谏其失，敬宗当时虽受震动，表示“当依卿言”，但事后依然故我。
第三节：逢吉固权
就在敬宗纵情声色的同时，宰相李逢吉充分利用了皇帝不通政事的机会，大肆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力。他深知自己的地位依赖于皇帝的昏聩和宦官的默许，于是更加卖力地迎合敬宗的玩乐需求，同时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朝堂之上，他党同伐异，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尽数排挤出朝。其党羽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张权舆等十六人，紧密围绕在他身边，充当耳目和打手，时人称之为“李逢吉党八关十六子”，凡有求于李逢吉者，必先贿赂此十六人，方得通达。
李逢吉尤其忌惮那些德高望重、可能威胁其地位的老臣。当时，前朝元老、四朝宿将、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绛在地方上甚有威望。李逢吉竟指使党羽诬告李绛谋反，虽未得逞，但也足见其手段之卑劣与权势之熏天。
然而，李逢吉的权势也并非毫无挑战。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如翰林学士韦处厚，便屡次在敬宗面前直言李逢吉之奸佞。更重要的是，敬宗身边以刘克明为首的新晋宦官势力，因日夜陪伴皇帝嬉游，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与王守澄、梁守谦等老一辈宦官之间，以及与外朝李逢吉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权力竞争。
第四节：裴度复出
在敬宗即位后的混沌政局中，天下人并未完全绝望，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那位几起几落、忠诚耿直的老臣——裴度。
此时裴度正担任淮南节度使，远离长安是非之地。但他心系社稷，对敬宗的荒嬉和李逢吉的专权忧心如焚。朝野上下，要求召裴度回朝秉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连敬宗本人，在游乐之余，偶尔也听闻裴度的威望，加之身边一些非李逢吉党的宦官（如王守澄，虽专权，但在大方向上仍希望朝廷稳定，对李逢吉亦有所制约）也认为需要裴度这样的重臣来平衡局面，遂生召还之意。
李逢吉闻讯，惊恐万分，千方百计阻挠。他与其党羽散布谣言，称“裴度名应图谶，山有旄头，不适宜在朝”，甚至编造童谣进行诋毁。但这一次，裴度的声望实在太高，连王守澄也认为需要借助其名望来稳定内外。
宝历元年（825年）正月，敬宗终于下诏，任命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召其回朝。消息传出，长安士民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
然而，裴度的回朝，并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力挽狂澜。此时的敬宗，嬉游之心已根深蒂固，难以扭转。裴度虽位至司空，但朝中实权仍牢牢掌握在李逢吉及其控制的官僚体系手中，宫禁大权则在宦官王守澄、梁守谦处。裴度空有宰相之名，却难行宰相之实，其诸多整顿吏治、加强边防的建议，大多被束之高阁。他更像是一尊被请回来稳定人心的“政治偶像”，而非真正能决策的核心人物。裴度本人也深知此点，只能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持着朝廷最基本的体面和国家大体。
第五节：赌镇之祸
敬宗的荒嬉，最终引发了一场直接动摇国本的巨大丑闻——“击球赌三川”。
宝历二年（826年），敬宗对击鞠的痴迷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身边最得宠的，便是以刘克明为首的一批“打球军将”宦官。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刘克明等人竟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主意：利用敬宗对击鞠的狂热，来谋取节度使的肥缺。
当时，蜀中的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三川”）是朝廷重要的财赋来源地，节度使位高权重。刘克明等人便怂恿敬宗，以击球胜负来决定这三处重要方镇的节度使人选！
更加荒谬的是，敬宗竟然觉得这个主意“甚有趣”，欣然应允。于是，一场决定帝国西南三位封疆大吏人选的“比赛”，就在大明宫的清思殿前展开了。参赛者，是敬宗宠幸的几名宦官，包括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等。
最终，刘克明一方的球员“获胜”。敬宗便如同儿戏一般，下诏任命兵部侍郎李愿为西川节度使，刑部侍郎李绅为东川节度使，翰林学士杜元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这三人，皆与刘克明等宦官关系密切，或是其推荐的代理人。
此事一经传出，举国震惊，朝野哗然。用帝国最为重要的方镇之职，作为球赛的赌注，这简直是亘古未闻的荒唐事！它不仅彻底践踏了朝廷的选官制度，更将皇帝的昏聩和宦官的跋扈暴露无遗。天下藩镇闻之，对中央朝廷最后一丝敬畏也荡然无存；正直的朝臣则痛心疾首，深感国之将亡。
第六节：宫闱惊变
“击球赌三川”事件，如同一剂催化剂，加剧了宫廷内部本就存在的矛盾。刘克明等新晋宦官虽然通过此事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但其行为也引起了老一辈权阉王守澄、梁守谦的警惕和不满。王、梁二人虽然也专权，但毕竟历经数朝，深知底线所在，刘克明等人如此肆无忌惮，很可能引火烧身，危及整个宦官集团。
而对于敬宗皇帝，刘克明等人也由最初的倚仗，逐渐转变为恐惧和怨恨。敬宗年少气盛，玩乐时脾气暴躁，对身边伺候的宦官、力士动辄捶挞，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刘克明等人虽为亲信，也难免受罚，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深知，一旦失宠，或者敬宗某日性情大变，他们的下场将极为凄惨。
一种弑君自保的阴谋，开始在刘克明、苏佐明、田务澄、许文端等经常陪伴敬宗击球、夜猎的宦官心中滋生。他们与敬宗身边的部分道士、击球军将密谋，等待时机。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初八辛丑日，敬宗又一次深夜外出“打夜狐”（捕狐），归来后兴致不减，与刘克明、苏佐明、石定宽等二十八名宦官、军将饮酒作乐。酒酣耳热之际，敬宗入内室更衣。
时机已到！
殿中烛火忽然熄灭，一片黑暗。刘克明、苏佐明等人趁机潜入内室，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年仅十八岁的唐敬宗李湛弑杀于室内。
一场以极度荒嬉开始的人生，以一场黑暗中的弑逆告终。敬宗在位不足三年，未曾留下一子。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大唐帝国政治极度腐败的必然结果。宦官弑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帝国最高权力的更迭，从此被笼罩在更浓重的血腥与恐怖之中。大明宫的夜空，被这桩惊天血案染得一片漆黑，帝国的航船，在失去了最后的体面与秩序后，正驶向更加未知的惊涛骇浪。
（第五十四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