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冬，洛阳的寒风裹挟着政治博弈的硝烟，席卷了这座帝国的都城。司马昭在铲除政敌、镇压反抗后，终于走到了篡位的最后一步——进爵晋公，加九锡。这场“禅让”的闹剧需要一道关键程序：由名士上表劝进，以彰显“天命所归”。而司马昭选中了阮籍，这位竹林七贤中仅存的、在野声望最高的名士。他的笔墨，将成为权力递嬗的最后一重合法性装饰。
使者踏入阮籍宅邸时，他正醉卧在地，酒气弥漫如屏障，隔绝了外界的纷扰。多年来，阮籍以醉酒为盾，躲过了无数政治漩涡：司马昭曾欲与之联姻，他连醉六十日，使提亲者无从开口；面对官场征辟，他逃入东平相闲职，十日内拆毁衙门屏障，以荒诞行为讽刺礼法桎梏。然而这一次，醉酒再也无法成为庇护所。
司马昭的使者携着不容拒绝的指令：“无论如何，需得阮嗣宗亲笔劝进表。”阮籍被扶至书案前，笔墨纸砚如刑具般陈列。他的手微微颤抖——这一笔落下，不仅是对曹魏王朝的背叛，更是对自身毕生信念的践踏。他想起父亲阮瑀曾为曹操机要秘书，曹氏父子对阮家有多年的恩情；想起嵇康临刑前索琴弹奏《广陵散》，长叹“此曲于今绝矣”的悲怆；想起山涛、王戎等旧友早已投入司马氏麾下，竹林七贤的清风朗月，终究散作政治泥沼中的浮萍。
在使者的监视下，阮籍终于提笔。出乎意料的是，这篇被逼写就的《为郑冲劝晋王笺》，竟文思泉涌，辞采斐然：
冲等死罪。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吕尚，磻溪之渔者，一朝指麾，乃封营丘……
文中，阮籍以伊尹、周公、吕尚的典故，将司马昭比附于古之圣贤，极力铺陈其功绩：“西征灵州，北临沙漠”“东诛叛逆，全军独克”“威加南海，名慑三越”。更以“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的溢美之辞，将司马昭的权势包装成天命所归。然而，在华丽辞藻的背后，暗藏着阮籍的隐晦讽刺——他刻意强调“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暗示司马昭应在功成后效仿上古贤人退隐江湖，实则是以反讽揭露其篡位野心。
据《世说新语》记载，阮籍此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时人惊为“神笔”。这种“文不加点”的创作状态，既源于他常年积累的文学底蕴，更是对命运妥协后的一种绝望宣泄——既然无法反抗，便以最极致的才华，将这场政治闹剧推向高潮。
劝进表完成后，阮籍掷笔于地，喃喃道：“这下可以安心醉死了。”这句话成为他生命的谶语。景元四年冬，劝进表呈递后不到两个月，阮籍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四岁。
他的死因，史料未明言，但后世学者多认为与劝进事件直接相关。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指出：“阮籍内心受到了多少谴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这篇劝进文，不仅是阮籍个人政治洁誉的终结，更标志着魏晋士人面对强权时“委曲求全”的集体困境：
道德的悖论：阮籍一生以“青白眼”区别真伪，对礼法之士报以白眼，对嵇康等知己则青眼相待。然而最终，他亲自为最虚伪的篡权者披上了合法外衣。
文化的悲剧：司马昭需要阮籍这样的名士为禅代背书，以证明“贤者归心”；而阮籍的妥协，实则是乱世中理想主义者无法保全自我的缩影。
若细读《为郑冲劝晋王笺》全文，可见阮籍在政治高压下的复杂心境：以古喻今的隐晦批判：文中大量引用伊尹、周公等贤臣典故，表面颂德，实则暗含对权臣僭越的讥讽。
对“退隐”的强调：结尾反复呼吁司马昭“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实则是以退为进，揭露其贪恋权柄的本质。
清壮文风的反差：与时人诟病的谄媚文书不同，阮籍以雄浑典雅的文风，将劝进表升华为一种艺术表达，仿佛以此维持最后的尊严 。
阮籍的劝进表，成为魏晋禅代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司马昭彻底扫除了篡位障碍，而阮籍的死亡，也为竹林七贤的时代画上了句号。他的《咏怀诗》中曾写道：“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正是其一生如履薄冰的写照。
后世对阮籍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有人认为他委身司马氏，愧对嵇康的刚烈；也有人哀其处境，理解在乱世中“苟全性命”的无奈。但无论如何，阮籍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当理想与现实尖锐对立，个体的抉择往往无法以简单的善恶衡量，而是时代裂痕中的血肉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