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亭县的田亩清丈在艰难中推进，尺绳与算盘之下，隐藏的田土渐次浮出水面。然而，随着一本本崭新的鱼鳞图册开始编纂，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凸显出来：即便田亩得以澄清，税赋得以均平，但维系乡村秩序、执行政令的权力，依旧牢牢把持在旧有的乡绅、宗族首领手中，他们往往本身就是隐田漏税的最大受益者。不触动这基层的权力结构，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都可能在这最后一步被扭曲、消解。
这一日，华亭县钱家埭村，新丈出的三百亩隐田刚刚登记造册，村里以钱老太爷为首的几个大户便召集族老，在祠堂里议定了“新策”：这三百亩地的田赋，需由全村现有佃户按原有租佃比例“分摊”承担。消息传出，刚刚因清丈可能带来减负而升起一丝希望的佃农们，如坠冰窟。
“这……这清丈清了半天，税还是加到我们头上？”一个老实巴交的佃农蹲在田埂上，抱着头，声音里满是绝望。
“钱老太爷说了，这是‘村规民约’，自古如此。”旁边的人唉声叹气。
与此同时，由议会民政委员会起草、经多次修改的《乡约改革暨村社自治试行条例》草案，终于在激烈的争论后，提交议会审议。其核心要义，便是试图打破乡绅宗族对乡村事务的垄断，建立由全体成年男丁（草案中暂未敢提及女性）投票选举产生的“村社议事会”，负责村中公益、纠纷调解、以及辅助官府落实税赋等事宜。议事会需定期改选，其决议需公示，并受县衙监督。
此草案一出，较之清丈田亩，引发了更为剧烈和根本性的震动。它已不再是经济利益的调整，而是直指千百年来的乡村权力结构。
“荒谬绝伦！简直荒谬绝伦！”李守俊在朝会上气得浑身发抖，几乎失态，“乡村之治，赖有德乡绅、宗族耆老，教化乡民，排难解纷，此乃王道教化之基，自古皆然！今欲以‘投票’选甚‘议事会’，取代乡绅耆老，此非鼓动小民犯上作乱为何？若使刁民掌权，则乡村必礼崩乐坏，盗贼蜂起！此条例，乃亡国之兆！”
他的声音得到了潮水般的附和。不仅保守派官员，许多来自地方、与乡土势力关系密切的议员也面色凝重，沉默不语，或出言反对。攻击的焦点集中在“破坏宗法”、“动摇国本”上。
而在华亭县，消息灵通的钱老太爷等人，更是又惊又怒。他们联合周边数村乡绅，一边加紧控制本村舆论，宣扬“村选议事乃乱命，必不可从”，一边派人携重金赶往南京，四处活动，企图阻挠条例通过。
议会内部，支持改革的议员虽奋力辩护，强调“村社自治”乃《约法》“民权”之延伸，意在激发乡民自我管理之责，防范基层权力滥用，但面对“破坏宗法”这顶沉重的大帽子，亦感到阻力重重。草案审议一度陷入僵局。
林川深知，此事比清丈田亩更为敏感，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治理模式，触动了帝国最末梢、也最稳固的神经。他再次展现出其深远的布局能力。
他没有强行推动议会表决，而是指示华亭县的工作组，在钱家埭村及其周边几个村子，以“协助落实清丈、解释新政”为名，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试点”。
工作组不再仅仅与乡绅耆老打交道，而是开始深入田间地头，召集那些无地少地的佃农、自耕农，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解《乡约改革条例》草案的内容，解释何为“村社议事会”，何为“投票选举”，以及这如何能防止清丈后的田赋被转嫁到他们身上。
起初，农民们畏惧而沉默。但工作组人员极具耐心，反复说明，并公开承诺，清丈后的田赋将严格按照新鱼鳞图册，由田主承担，任何“村规民约”不得违背朝廷法令。
希望的种子开始在最底层的土壤中悄然萌发。一些胆大的佃农开始私下串联，低声议论。
与此同时，徐承烈派往华亭的新军小分队，也接到了新的指令：除了护卫，还需“维持公义”。当钱家埭村试图强行推行那“分摊田赋”的村规时，小分队队长亲自带人介入，明确告知钱老太爷等人，此乃“变相加赋，违背清丈初衷与朝廷法令”，不予支持。
军队的强硬态度，成了压垮旧规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暴力后盾（哪怕只是潜在的），钱老太爷等人的权威第一次受到了公开的挑战。
趁此时机，工作组顺势在钱家埭村组织了第一次非正式的“村民会议”，由所有成年男丁参加，讨论清丈后的田赋如何公平落实、村中沟渠修缮等公益事宜。虽然并未立即选举“议事会”，但让长期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普通农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次会议的效果是震撼性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四乡八里。许多村的农民开始效仿，要求参与村务的讨论。旧有的乡约，在事实层面，开始出现了裂痕。
南京的议会内，华亭县传来的消息，尤其是普通农民被发动起来后展现出的力量与对新政的拥护，让许多犹豫的议员看到了新的可能。反对派“破坏宗法、必生民乱”的论调，在铁的事实面前，显得有些苍白。
尽管《乡约改革条例》的正式通过依旧前路漫漫，但华亭乡村的这场静默变革，已经为新制度的根系，向着帝国最深厚的土壤，扎下了至关重要的一针。新旧势力的博弈，至此已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新制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殿堂上的律令，更在于这乡野之间，被唤醒的、追求公平的微弱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