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如棋，瞬息万变。海东省德化教育的艰难实践、西北疆域伴随着“逼蒙西征”策略的开拓、林灵素在耶路撒冷以“神无方”之义举力挽瘟疫狂澜……这一系列来自帝国边疆乃至万里之外的讯息，如同无数道溪流，汇入汴京，在宋徽宗赵佶的心海中激起层层波澜。
御书房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三位决定帝国走向的人物。赵佶负手立于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良久，方缓缓转身，目光扫过端坐的朱熹与静立如松的刘混康。
“海东以礼法强行同化，耶路撒冷林灵素却以‘气’之仁心跨越教门之见；西北拓疆以兵威，‘逼蒙西征’之策更似借刀杀人，而朝霞城却能以‘道器’无声浸润西洋……诸般事端，纷繁交错。”赵佶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深思，“朕常思，我大宋立国之本，驭夷之方，究竟何在？莫非仅凭兵甲之利，礼法之严乎？”
朱熹闻言，整了整衣冠，肃然开口，声音沉厚而坚定：“陛下所虑，实乃根本。臣近日思之，‘显诸仁，藏诸用’。此语可明体用之道。若以仁爱为根本之体，据此制定礼法，则仁为体，礼为用；若以礼法来践行、体现仁心，则礼为体，仁为用。体用交错运行，仁义相互含藏，其根基方能稳固。”
他顿了顿，目光灼灼，继续阐发，言辞愈发犀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仁’！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在于有‘仁’！君子之所以异于小人，在于有‘仁’！禽兽夷狄并非全无一点灵明，小人在夜深人静时也偶有善念，其心中‘仁’并非不存在，只是因为他们缺失了‘礼’！虽有存焉者而不能显发，虽有显焉者而无所藏养、无法持续。故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何其伟大！乃是天道藏于世间、人道得以显明的准则！”
这番论述，将“仁”提升到了文明存续与辨别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使“仁”得以显发和持守的关键。
一直沉默的刘混康，此刻却微微摇头，声音缥缈如自天外传来：“朱子论仁礼，固然精妙。然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林灵素耶路撒冷之行，其所依‘神无方’，‘一于气’，近乎吾道之‘无’。夷狄之民，亦感其‘仁’而得活，彼时可有‘礼’乎？强以华夏之‘礼’框万民，恐如海东般，生‘欺心’之弊。仁心或可超越礼之形迹，直指本源之气。”
朱熹立刻反驳：“国师所言，乃超越之境，非常人可及。无礼之仁，如同无堤之水，泛滥难久，易入虚无狂禅。林灵素施药，其筑坛行仪，岂非‘礼’之一端？不过是合于彼时彼地之‘礼’耳。若无此形，其‘仁’何以凝聚、彰显？牧民之道，岂能无礼法纲常以为规矩？”
两人各执一端，一者重人道之显仁藏礼，一者重天道之自然无为，理念之争，顿显锋芒。
赵佶听着两位重臣的辩论，眼中光芒闪烁不定。他踱步至案前，手指轻轻划过那方真红真罡瓷笔洗，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磅礴气息。良久，他猛地抬头，眼中已是一片清明与决断。
“二卿所言，皆有至理。仁为天下共主，礼因时因地而制。然则，徒有仁心而无彰显之礼法，则仁流于空疏；徒有礼法而无仁心为体，则礼沦为虚文。”他声音渐沉，带着帝王的威严，“海东之挫，在于礼法未契其地之‘仁’；林灵素之成，在于其‘仁’契合了彼地生灵求生之‘气’，其仪轨亦可视为应机之‘礼’。”
他停顿片刻，一字一句道：“朕意已决。大宋未来之策，当以‘仁’为不变之体，以‘礼’为万变之用。无论是对内德化，还是对外经略，首要在于体察、引导、契合那天地万物生民共有之‘仁’、之‘气’！礼法制度，需据此‘仁’而变通，以求‘显仁藏用’之效。”
“即日起，设立‘礼制变通司’，由朱子总领其事，研议各地各族之情，斟酌礼法施行之度，务求‘缘仁制礼’。”赵佶看向刘混康，“国师则需更进一步，探察这无无能量网中，万民‘仁’气之流转，助朕明察秋毫。”
“至于这深红真罡，”他最后凝视着笔洗，“其英雄气，亦是‘仁’之刚猛一面，若能以我华夏博大之仁德化之、藏之、用之，何尝不能成为护佑神州之利器？”
朱熹与刘混康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与一丝释然。帝王此言，已试图将理学之精微与道法之玄通熔于一炉，为帝国谋划一条更为宏大且灵活的道路。
“臣等，遵旨。”
御书房的烛火，直至黎明亦未熄。一场关于“仁”与“礼”、“体”与“用”的御前论道，初步奠定了大宋面对剧变世界的战略基石。一个以“仁”为核，以“礼”为用，试图包容并超越华夷之辨的“大宋正朔”，于此夜悄然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