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国的历史舞台上，各方势力的博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曹操、孙权、关羽等人的命运，也在这波谲云诡的局势中，悄然走向各自的终局或转折。
曹操，这位雄踞北方的霸主，在面对孙权的试探与劝进时，内心的政治盘算清晰可见。
当孙权在回应曹操的信件里，既表露出会出兵偷袭关羽后方的意图，又隐晦提及“天命”，曹操的反应耐人寻味。
起初，他将孙权的信件交给心腹幕僚时，还带着几分戏谑笑言：“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可当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一众臣僚纷纷进言劝进，劝他顺应“天命”，登上权力巅峰时，曹操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坦然言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论，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在三国的政治格局里激起千层浪。
孙权这边，一直密切关注着曹操的政治态度。若曹操始终以维护汉室为旗帜，那么即便孙家实际已独霸江东，也难以名正言顺地割据一方、称王道孤。
唯有曹操篡汉自立，孙氏集团才有了堂而皇之登上权力舞台中心的机会。
如今，曹操公开发出类似“周文王”的言论，等于向天下释放出他可能篡汉的信号，孙权明白，进攻的时机到了，他的矛头正式转向，要在这乱世棋局中，为江东谋求更稳固的地位。
为了让孙权彻底没有回头路，曹操采取了更直接的手段。
他把孙权的信件原文抄录多份，一部分射入樊城，以此安定被关羽围困的曹仁的军心，让曹仁知道，江东的孙权已然是己方可以借助的力量；
另一部分则射到关羽营中，企图扰乱关羽的心神，让关羽在与曹仁的对峙中，还要分神提防来自背后的孙权。
关羽这边，或许是想对孙权“敲山震虎”，不仅没有积极向孙权示好，反而以要养活数万俘虏为由，擅自抢走了孙氏在湘关的储粮。
本就对关羽心存不满、磨刀霍霍的孙氏集团，这下更是找到了翻脸的绝佳借口，孙刘联盟的裂痕，就此彻底撕开。
在吕蒙的出色调度下，孙氏兵马行动迅猛。驻守江陵、公安的糜芳、傅士仁，本就对关羽心怀不满，在孙氏兵马的迫降下，迅速献城投降。
与此同时，得到曹操源源不断援军的徐晃，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撕裂了关羽布置在樊城外围的鹿砦防线。
关羽亲率五千骑兵与徐晃交锋，却遭遇失利，被迫放弃了对樊城的围攻。雪上加霜的是，曹操已经回师洛阳，并在郏县东南的摩陂会合了夏侯惇、张辽所部精锐。
此时的关羽，军队本就师老兵疲，面对曹操大军的集结，无奈之下只能南撤，却没料到，这一撤，最终踏入了孙权早已为他布下的重重陷阱。
至此，曹操总算是成功摆脱了此前兵败汉中所形成的战略被动局面。然而，这短短几个月里，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如于禁被俘、庞德战死、樊城告急，甚至还有曹植酒醉误事等，极大地损伤了这位已六十岁的枭雄的健康。
数月之后，一代豪杰曹操便在洛阳病逝，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而吕蒙袭取江陵后，被俘的于禁落到了孙氏手中。
尽管孙权表面上待他以礼，但架不住虞翻接二连三的羞辱。虞翻性情刚直，且对关羽极为敬重，对于禁这位曾败于关羽之手的降将，自然没什么好脸色，多次在公开场合让于禁难堪。再后来，曹丕称帝，东吴向魏国称臣，须发皆白的于禁和三万俘虏被送回魏国。别人或许还能被原谅，但于禁的投降之举，却成了世人嘲笑的把柄。
曹丕表面上出言安慰于禁，还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可实际上，曹丕对于禁的投降始终耿耿于怀。
当于禁去拜谒曹操的高陵时，曹丕特意命人画了关羽战克、庞德愤怒、于禁降服的画像。于禁看到画像，往昔的屈辱与羞愧瞬间涌上心头，难当此辱，不久后便发病而死。
关羽败走麦城，最终被杀；于禁晚节不保，屈辱而终；曹操霸业未竟，溘然长逝。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三国这宏大而残酷的历史画卷中，成为了那个时代权力斗争与英雄悲歌的缩影，让后人读来，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