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继位时已经17岁，按照常规，刘禅次年成人后，诸葛亮理应还政刘禅。
但在整个诸葛亮执政期间（223—234年，刘禅17—28岁），孔明实际是“代政”而非“辅政”。
而《出师表》对一国之君的言行设置诸多栅栏，提出非常具体的细节规范，这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的确也是相当少见的做法。因此就出现一种议论，诸葛亮实为蜀汉之“权臣”。
不过，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李严传》时《诸葛亮集》的这一档案有一段记载，似乎也“佐证”这点。
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的托孤大臣，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诸葛亮，劝后者“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在回信中断然拒绝了李严的提议。
但“问题”，似乎就出在诸葛亮的回书里。孔明在信里写道，“今讨贼未效，知未艾也，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对“十命”的含义，孙解读者见就认为，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
既然如此，就不能不先谈到“九锡”为何。《公羊传·庄公元年》记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按照这种说法，“锡”是个通假字。“九锡”其实就是“九赐”。汉代的何休对这段注疏时补充，“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斧钺，九曰柜鬯。”但这种说法显然是后起的。
因为“九锡，经无明文。”“九锡”首次见于史载为《汉书武帝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
严格意义上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被授予九锡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
《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多人请赐王莽九锡。
他们上奏说：“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五月，太皇太后来于前殿，亲赐王莽九锡。王莽所受各项赐品为：“绿拔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圭二，朱户纳陛。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
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自四辅、三公有事府第，皆用传。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接受“九锡”后，王莽最终篡汉家建立新朝。从此，“九锡”成了权臣篡位的先声，谁接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赵翼于《廿二史札记》卷七中立“九锡文”专条论述，“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晋爵封国，赐以殊礼……”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就跟陈矫有一些不怀好意，等于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而自立为帝。
而诸葛亮回书里的“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似乎也未能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死忠汉室的迹。
但是，诸葛亮写给李严的回信里也说了，此议成后，“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
“帝”显然指的是后主刘禅，如果诸葛亮真的有不臣之心，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甚至在时机成熟时易代更祚、登上帝位，“帝还故居”将置后主刘禅于何地呢？
“若孔明真的意图‘受十命’而称帝，与诸子并升”一句又作何解呢？毕竟，皇位又不能大家一起坐。
甚至受“九锡”本身，在三国时期恐怕也尚未完全成为权臣篡位的代名词。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因夺取荆州擒杀关羽而与刘备决裂。
为免曹魏趁机夹击，首尾难顾，孙权审时度势，决计向曹操称臣。在曹丕受禅践祚后，孙权即“使称藩稽，及遣于禁等还”。于是曹丕遣“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这当然不是认可孙权即将称帝，而是想魏、吴两国在名分上确立君臣关系，魏据正统地位，同昔日汉朝一样，君临天下，是天朝上国；孙吴仅于曹魏，仅是魏朝皇帝所分封的一个诸侯王国。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孙权身上，吴嘉禾二年（233），公孙渊向孙权称臣，魏国的东吴之力来达到其割据辽东之目的，孙权大喜，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孙权在九锡文中以汉光武帝为例，而把公孙渊比作窦融，显然也是期望通过赐九锡这种殊荣来笼络公孙渊，同样没有任何认可封称帝的意味在在。
更有甚者，东汉王朝还在名义上存在的时候，曹操就以汉献带名义，拜交州刺史张津为“交州牧”，“加以九锡六佾之舞”。
区区边地州牧也获得“九锡六佾”的殊荣，这当然也不是在鼓励张津准地自诞生出不臣之心。由于这几个事例的存在，回书李严中的“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与诸葛亮是否有不臣之心，就更加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了。
善始善终
另外，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李严传》里的这段记载，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孤证”。除它外，史籍上再也看不到诸葛亮自己或他人为其请功封赏的任何资料。
宋人胡寅在《致堂读史管见》也感叹，“孔明身都将相，手握强兵，专制一隅，势逼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纵不外在，《自表后主》可以究生刃其家！”
但，在这篇里，诸葛亮却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尽管诸葛亮有条件、有能力取那最高权位，但他没有想过那样做，无怪乎胡寅又说，诸葛亮“虽疏远矣！亦何愧于伊尹、周公矣！”
而从例子横向比较，对禅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的记载是个异数。三国以降，君权往往不接，权臣欺凌弱君事例，每每有之。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事例，就是在魏孝静帝元善见居然被权臣高澄逼问了一句“陛下何意反”。皇帝造反，真真谓天下奇谈了。
就算是三国时期的魏、吴两国，或臣以权诈获罪，酷刑相加，或君臣相残，内争不断，终至失国，反而例子在是不少的。譬如司马懿，有“鹰视狼顾之相”，曹操曾警告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不幸被曹操言中，魏明帝病重之时，托孤给司马懿。结果高平陵政变（249），政归司马氏，开始了司马氏祖孙三代公开取代曹魏王朝的一页。以后，司马师废曹芳，孙。
师废曹芳，立曹髦。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结果曹奂禅位给司马炎，魏亡。魏朝接连三帝沦为傀儡，甚至欲为傀儡而不得，只留下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哀叹。
或许有人会说，司马氏夺权固然残忍，所谓“司马昭，名士减半”，但魏朝究竟是大国，故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魏晋交替不会影响国本。那么与蜀汉同为盟国的吴国，其君臣关系又是否和睦呢？
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吴宫干戈，实在不次于魏。
吴太元二年（252），吴大帝孙权临终将10岁的小儿子孙亮托孤于孙弘、诸葛恪、孙峻、滕胤、吕据等人。孙权生前，前太子孙和与弟孙霸争太子位，两败俱伤。
孙弘是霸党，诸葛恪是和党，二人不和，孙权却让二人一起辅政。
结果，孙弘利用中书令身份，压住孙权的死讯，想假传圣旨杀诸葛恪。孙峻把孙弘的图谋告诉了诸葛恪。诸葛恪邀孙弘议事，趁机杀了他。
这就开了吴国顾命大臣内讧的恶例，此后诸葛恪独揽朝政、又引起孙峻等人不满，于是孙峻、孙亮、伏兵诛杀诸葛恪全族。从此孙峻为丞相，专擅朝政。
四年以后，孙峻病死，把军权交给从弟孙琳。吕据不服，孙琳便杀吕据、滕胤。
到太平二年（257），吴主孙亮亲政，孙琳害怕会对自己不利，擅行废立，改立琅琊王孙休为皇帝。
从血缘关系上说，孙琳只是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与东吴皇室血缘关系非常疏远。虽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孙”字，但这个权臣的作为，几与异姓权臣无异。
最后孙休也无法忍受这个权臣，在老将丁奉帮助下诛杀了孙琳，这实际上，又是一场血腥政变。
相比之下，唯独蜀汉，没有发生过君主与辅臣为权力争斗而血流成河的恶性事件。蜀汉王朝如果从刘备正式称帝算起，一共享国43年。
其中刘备在位仅2年；刘禅在位41年，为三国君主中最长，却从未有过生出让魏之心。
可以说，从诸葛亮死后到的蒋琬、费祎乃至姜维，无一不是“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忠义之士。尤其是后与孔明君臣，实在做到善始善终，在当时三国君臣中堪称楷模。
信之死后
至于后主刘禅对诸葛亮的真实态度，在“诸葛亮落五丈原”之后也可窥豹一斑。在诸葛亮病重期间，后主命人去汉中向诸葛亮咨询后事安排等。
诸葛亮死后，消息传到成都，刘禅一方面非常伤感，哭倒于龙床上；一方面下诏书令成都城内立刻实行宵禁，进入紧急状态。
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应对非常冷静，也非常到位。当诸葛亮的灵位送回成都时，刘禅亲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然后又素服发哀三日。
接下来发生这样一件事，《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卒后，蜀人怀思弥切。各地纷纷要求为他立庙，朝臣认为不合于“礼制”，一概不准。
“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特别是汉中民众，每当春月，男女成群，边走边哭，纷纷前去祭奠诸葛武侯之“其实甚笃”。后来有人建议在成都立庙，后主因为它逼近刘氏祖坟不从。
从这段记载看，“朝议以礼秩不听”说明，分官礼制的官员，经过正式讨论后，认为根据传统礼制，至少是汉代制度，丞相死后，不得立庙。这个决定虽有些不近人情，但既然蜀汉以延续两汉正统自居，因循旧例倒也无法苛责。
但有些投机分子却从这件事嗅出异样的气息。丞相参军李邈上疏说：“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这其中的“狼顾虎视”一语极不和谐，“狼顾”一词，是与曹操形客司马懿的说法类，语，非“非人臣”之相。而“虎视”一词，《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
班固的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盛强”，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
“狼顾虎视”联用，等于直指诸葛亮久后必定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所以李邈感叹“臣常危之”。
李邈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就上疏乘间构衅，用心不能说不险恶。假使刘禅对诸葛亮早已心存疑虑或心怀不满，李邈此时的上疏起码也称刘惮之意，可以作为一场战争的引子。
但刘禅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见疏生怒，立即将李邈下狱诛杀。由此可见，刘禅对“相父”诸葛亮并无纤芥之疑。
从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权人事安排中，也可以看出，后主对诸葛亮是尊重的，并没有搞党同伐异清洗丞相旧部那一套。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秘密上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因此后主即按此诏命蒋琬为“尚书令”。三月后，又诏令提升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三四个月，即建兴十三年春，蒋琬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正式成为蜀汉的执政。
当然蒋琬，包括其后的费祎再也没有做到像诸葛亮那样“政相、录尚书事”的职位，其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毕竟不是诸葛亮，刘禅的“相父”只有一位。
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后主对诸葛亮的友善态度。
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四年（226），行年46岁得一子（恰与刘备得子阿斗的年龄差不多），取名诸葛瞻。孔明于第五次北伐的这一年（234），在《与兄瑾书》中对人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成，恐不为重器耳。”
以此可见，诸葛亮是很喜欢这个儿子的。诸葛瞻17岁时，尚公主，任骑都尉，累官至军师将军。显而易见，刘禅若是对诸葛亮有成见，是根本不可能将他的儿子诸葛瞻招为皇家之婿的。
到诸葛亮去世将近三十年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联合上表，请求为已故丞相诸葛亮“宜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以慰故亲属、旧吏及百姓岁时祭祀。
这样既避免了无庙可以祭祀，致“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尴尬，又消除了后主“难之”（指《成都》又庙亲庙）的顾虑，可谓一举两得。
这番话终于说服了刘禅。景耀六年（263）春，后主正式诏令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在今陕西勉县东）。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武侯祠，是年秋天，魏国征西将军钟会率军伐蜀“至汉川”，亲自“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
钟会可说是历史上有事迹可考的第一位祭祀武侯祠的名人，而为诸葛亮立庙这件事，或许也对刘禅在“感恩则为别器之图”的在位晚年，所做出的一个正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