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才所阐述的那四种看待历史与村子兴衰的视角——寄托于“明君贤臣”的道德史观、信奉“拳头即真理”的武力史观、源于“生存底线”的民生史观、以及聚焦“财富流通”的商业史观——如同四把沉重而冰冷的铁锤，一次又一次地，毫不留情地、交替着敲打在办公室内每一个人的固有认知框架上。那曾经坚固的、由忍者传统、家族荣耀和力量至上理念构筑的精神堡垒，正在这连续不断的、精准而猛烈的敲击下，发出清晰可闻的、不堪重负的碎裂声，旧的、简单的、非黑即白的理解方式正化为齑粉。
一片近乎窒息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房间，空气稠密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思维的剧痛。
就在这时，奈良鹿久的声音响了起来。那声音与他平日里的沉稳睿智、波澜不惊截然不同，带着一丝无法抑制的、细微却清晰的颤抖，那颤抖中混杂着一种奇异的、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仿佛一个人站在熟悉的悬崖边缘，却第一次真正窥见了脚下深渊的全貌，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站在虚无之上。然而，在这份几乎要将他吞没的恐惧之下，却又顽强地燃烧着一种近乎贪婪的、对未知真相的灼热渴求。
“还……还有吗？”
仅仅三个字，却仿佛用尽了他此刻全部的气力。他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那个由忍者家族的荣耀、火影的绝对权威、力量等级森严所构筑起来，并且他一直在其中游刃有余地运作和思考的世界——正在眼前寸寸崩塌，熟悉的坐标和路径正在飞速消失，脚下是认知的断层与虚空。但就在这旧世界轰然倒塌的废墟之上，透过弥漫的、令人窒息的尘埃，他又仿佛隐约窥见了一些更为坚实、更为宏大、也更为复杂和精妙的全新基石正在地平线下显现出模糊而震撼的轮廓。这种旧世界的崩塌与新世界的初现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撕裂感，让他不由自主地战栗，既感到本能般的恐惧，却又无法抑制地、像飞蛾扑火般想要看得更多，更清楚，哪怕前方是更深的未知与颠覆。
佐助缓缓睁开眼，那双深邃的墨色瞳孔仿佛承载着过往所有的波澜与沉淀，平静地迎上鹿久那混合着认知被颠覆后的恐惧与对未知真相灼热渴求的目光，同时也承接了办公室内所有人——火影、精英上忍、家族族长——聚焦而来的、充满震撼与探究的眼神。他轻轻吐出一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精神过度消耗后的疲惫，却异常清晰地、如同在寂静山谷中敲响玉磬般回答道：
“有的。”
仅仅两个字，却像在已经波澜壮阔的湖面上再次投下了一块巨石。他稍稍坐直了一些，背脊离开了柔软的靠垫，这个细微的动作仿佛是要赋予接下来即将揭示的、最后的话语以应有的、不同寻常的重量。
“而这，”他顿了顿，确保每一个音节都落在众人紧绷的心弦上，“也是最后一种了。”
他的目光如同缓慢扫过的探照灯，逐一扫过神情各异的众人，语气变得愈发深沉而复杂，里面似乎糅合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敬畏与疏离：
“这种看法，最为不起眼，往往被所有宏大的叙事、辉煌的传奇、血腥的争斗和财富的喧嚣所轻易忽略、彻底淹没；但也……最难真正理解，甚至难以被常人的思维所轻易察觉和坦然接受。”
这充满悬念与矛盾的开场，像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扼住了所有人的心神，将他们刚刚经历的四重认知冲击所带来的混乱，强行拧成一股极致专注的期待。之前的四种视角——道德、武力、民生、商业——已经如同四把重锤，将他们固有的世界砸得摇摇欲坠，他们难以想象，在这已然如此纷繁复杂的图景之外，还有什么更根本、更隐秘、更接近世界本源的维度存在。
纲手 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那双总是充满魄力的琥珀色眼眸此刻紧紧盯着佐助，仿佛他是唯一能指引迷津的灯塔。
卡卡西 那唯一露出的眼睛眯成了最专注、最锐利的细缝，所有的慵懒和散漫被彻底剥离，只剩下全然的审视与思索。
日足 和 亥一 更是全神贯注，身体微微前倾，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或语调的变化。
而一直记录不停的 奈良鹿久 也猛地停下了笔下沙沙的声响，那支笔悬在半空，他猛地抬起头，苍白的面颊上甚至因精神的极度集中而泛起一丝不正常的红晕，眼睛一眨不眨，生怕错过接下来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可能颠覆一切的词汇。
整个火影办公室，陷入了一种极致的、近乎真空的寂静，仿佛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尘埃悬浮在半空，时间本身也为之凝固。只剩下佐助那即将揭示最后谜底的声音，在无声地酝酿、积聚，如同暴风雨降临前那压抑到极致的平静。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每一个感官都被调动到极致，准备倾听这被称之为“最不起眼”却也“最难懂”的最后一种看法，仿佛那将是指引未来道路的、最终的箴言。
佐助的声音在落针可闻的寂静中缓缓响起，如同寒泉滴落深潭，带着一种剥离了所有浮华表象、情感渲染和道德评判后，纯粹而冰冷的理性，直指万物运行的核心：
“这种看法，我称之为——‘器物观’。”
他稍稍停顿，让这个陌生而质朴的词汇，如同初生的楔子，在众人被各种宏大概念冲击得有些混乱的心中，凿开一个全新的印记。然后，他才开始细致地阐述其内涵，语速平稳，却带着解剖真理般的精准：
“它看待历史，不看什么君王将相的雄才大略，不看道德仁义的口诛笔伐，不看火之意志的传承与否，甚至不看那些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战争、人口与土地的争夺……”
他的话语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正在一层层、耐心地褪去历史那件由英雄、理想与血腥编织而成的华丽外衣，露出其下朴素甚至粗糙的肌理。
“……它看的，是人手里使用的工具、器物。它看人们是用脆硬的青铜，还是用更坚韧、更易获取的铁器来打造农具和兵刃；看人们怎么耕种土地，是效率低下、靠天吃饭的刀耕火种，还是更先进、能深耕保墒的铁犁牛耕；看人们怎么制造物品，是依靠双手缓慢地搓揉打造，还是开始运用水车、风车甚至更复杂的机械来替代人力；看人们怎么传递消息，是依靠马匹日夜奔波，还是……”
他列举着这些看似平凡、琐碎，甚至被武士和忍者阶层所鄙夷的“奇技淫巧”的细节，然后猛地将声音拔高，带着一种洞穿迷雾、不容置疑的笃定，如同宣判一般：
“总之，真正在背后默默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决定一个文明能达到何种形态、一个族群能拥有何种力量层级的，恰恰是这些最不起眼的‘器物’！是它们，划定了时代的边界！”
他紧接着抛出一连串尖锐到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将“器物”那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却又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赤裸裸地展现在这些习惯于思考查克拉属性、战术策略和权力平衡的忍者面前：
“没有更好的铁制农具和更先进的耕作技术，地里的粮食产量，能够支撑得起如今木叶这数以万计的忍者脱产进行常年累月的高强度训练和危险任务吗？没有成熟的炼铁、炼钢技术，我们手中这些精良的忍具、苦无、手里剑，这些维系着我们战斗力的根本，又从何而来？没有‘一国一村’这种超越了家族藩篱的组织形式的‘器物’，我们又如何有效地管理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其上复杂的人口，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最后，他给出了“器物观”对于历史兴衰更替最根本的解释，声音沉稳而有力，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的重量：
“所以，从根本上说，一切的兴衰更替，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与人的斗争，是权谋与力量的博弈，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循环，但其最深层的、最原始的动力，实际上是旧的‘器物’——无论是具体的工具、生产技术，还是抽象的组织制度——已经不够用了，无法满足人口增长或社会发展的需求，或者，是被更高效、更强大的新‘器物’所无情地取代、淘汰了。”
他再次以忍界最熟悉的历史为例，来印证这一冰冷而强大的观点：
“就好像战国时期的家族割据体制，后来随着铁器的普及、忍术的不断系统化开发和广泛应用……等原因，使得单个忍者家族的实力能够慢慢膨胀到足以挑战旧秩序，最终导致战乱不休，整个忍界乱成一锅粥，旧有的‘家族’这一组织器物，已经无法容纳和约束新的力量了。”
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时光的帷幕，清晰地看到了那个决定性的变革节点：
“而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出来终结乱世，他所做的，本质上也是用‘村子’这个新的、更高级的、更能整合资源和力量的‘组织器物’，取代了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狭隘的‘家族’这个旧的‘组织器物’。他强大的个人实力，是推行这一新器物的保障，但真正驱动变革的，是旧器物已经无法维持忍界生存与发展的事实。”
这番论述，如同一位冷静的史官，将历史的驱动力从英雄史诗和道德叙事的神坛上请下，彻底拉回到了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坚实大地之上，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通往认知历史的全新大门——一扇更为根本、也更为冰冷客观，却可能更接近真相的大门。门后的风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深思。
佐助的论述并未停止，他稍作喘息，仿佛是在让那沉重的“器物观”在众人心中沉淀片刻，随即便将这全新的、冰冷的视角，如同探照灯般精准地投射到眼下正在激烈辩论的新政之上。他的声音里褪去了之前的宏大叙事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洞穿事物本质后的明晰与笃定：
“那么，回到我们此刻争论的焦点——”他的目光扫过纲手、鹿久、卡卡西等人，“我们现在竭力推行的这套新政，科举选拔，打破家族垄断，广纳平民英才……说到底，其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旧制度不公吗？不，是因为旧有的、依赖于家族推荐和内部消化的那套人才选拔‘器物’，其容量和效率，已经远远跟不上村子如今急剧扩张的发展规模和管理上日益增长的复杂程度了。它不够用了，失灵了。”
他用“器物观”那独特的、去人格化的语言，为这场充满政治博弈和理想色彩的改革，赋予了更深层、更无可辩驳的必然性：
“用‘器物观’来看待这个问题，意思就是：决定历史走向、推动制度变革的，并不主要取决于纲手大人您个人有什么英明远见或仁慈之心，也不完全在于我们高层在这里反复商讨、制定了多么严密的律条和政策文本。”
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火影办公室的墙壁，投向了窗外更广阔的木叶村，看到了远处田埂间弯腰的农夫、铁匠铺里飞溅的火星、以及通往国境之外蜿蜒的商路：
“真正在背后像无形之手般驱动着这一切变革的，是田里的土地，在现有的耕作技术、种子和铁制农具下，究竟能稳定产出多少粮食，这个‘量’决定了我们能养活多少可以脱产进行训练和战斗的忍者，以及多少脱离直接生产的管理者；是村子里的工匠，凭借现有的冶炼技术、作坊组织方式，究竟能稳定制造出多少、多精良的苦无、手里剑和民用物资；是那些往来奔波的商人，依托现有的道路条件、运输工具和市场规则，究竟能把货物运送得多快、多远，能盘活多大范围的经济，为村子带来多少税收和资源……”
他斩钉截铁地总结道，将所有这些具象的事物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高度：
“这些，就是‘器物’本身所具备的‘本事’！是它们所代表的、客观存在的生产力水平！这个水平，划定了我们当前社会能够承载的复杂程度和权力结构的上限。”
最后，他揭示了那冰冷无情、却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声音沉稳而有力，如同在宣读自然的法则：
“当这些‘器物’的‘本事’变大了，当铁犁更利、水车更多、商路更广，也就是当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旧有的社会结构、权力分配方式、人才选拔机制，如果还固守着原来适应较低生产力水平的模样，就必然会成为阻碍，成为束缚。它们‘都得跟着变’，不得不变！这不是以个人意志——哪怕是最英明的火影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物质基础的发展所决定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我们的新政，不过是顺应了这一要求，试图构建一个能与当前‘器物本事’相匹配的新的‘组织器物’罢了。”
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将关于新政的激烈争论从“该不该变”的道德高地与权力博弈层面，彻底提升到了“不得不变”的历史规律和客观物质层面。它清晰地指出，改革并非仅仅是纲手的雄心或佐助的谋划，而是木叶村生产力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旧的“人才选拔器物”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本事”后，所必须发生的结构性调整。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意愿的、宏大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