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的东北季风刚起，“海探七号”便停靠在苏门答腊最北端的韦岛。
程远站在韦岛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书中“南渤里西北有帽山，山之西为西洋”的记载，与眼前这座形似圆锥的火山岛形成完美呼应——根据资料考证，这里正是宋元明三代划分东西洋的核心分界点，也是郑和船队“过东洋入西洋”的关键节点。
“过去学界对东西洋分界有诸多争议，直到《岛夷志略》和《瀛涯胜览》的记载相互印证，才确定韦岛就是分界核心，”林珊展开一张标注着“东西洋分界”的古海图，图上韦岛被朱砂圈出，东侧标注“东洋”，西侧标注“西洋”，“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南渤里西北有平顶峻山，名帽山，山之西为西洋’，这里的‘帽山’就是韦岛的火山锥，而南渤里就在韦岛东南侧，完全符合分界描述。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当年船队留下的分界标识，实证东西洋概念的传承。”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韦岛西侧的浅水区，捕捉到一处石质建筑的反射信号：“程队！水下三米处有一块方形石碑，表面有刻痕！”他立刻调来水下机器人，镜头穿过清澈的海水，一块青灰色石碑的一角渐渐显露，碑面上隐约可见“东洋尽处”四个字。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换上潜水服，带着防水拓印工具潜入水中。韦岛的海水泛着宝石般的湛蓝，阳光透过水面，在石碑上投下粼粼波光。方美怿用软毛刷清理碑面，完整的碑文渐渐清晰——“永乐五年，大明船队过此，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界此帽山”，落款是“内官监郑和”，旁边还刻着一个简易的罗盘图案，指针分别指向东西两侧。
“是郑和船队立的分界碑！”方美怿的声音通过防水麦克风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07±3年，正好是永乐五年，也就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碑文内容和《瀛涯胜览》的记载完全一致，直接实证了韦岛作为东西洋分界的历史地位！”
欧阳宗明则在石碑旁发现了一块残损的青铜铭牌，铭牌上刻着“西洋针路起点”六个字，边缘还残留着明代官船特有的“回纹”印记：“这应该是当年船队标注针路的标识牌，铭牌的铜锡比例是9:1，和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青铜构件完全一致，证明这里就是郑和船队进入西洋航线的起点！”
就在两人准备拓印碑文时，一艘载着盗墓者的快艇突然靠近遗址海域，潜水员携带的金属探测器在石碑附近反复扫描。“他们想偷碑上的青铜铭牌！”欧阳宗明立刻挡在铭牌前，与盗墓者对峙。方美怿趁机启动水下摄像机，记录下盗墓者的作案过程，并通过对讲机向船上报警。
当地海事警察迅速赶到，将盗墓者抓获。“这些人知道这块石碑的历史价值，想切割铭牌走私，”郑海峰气愤地看着摄像机里的画面，“要是铭牌被偷走，我们就少了关键的针路实证！”
当晚，考古队在石碑周围设置了水下防护栏，程远看着夜色中的韦岛火山，感慨道：“这里不仅是地理分界，更是中国古代海洋认知的里程碑——从南宋的初步概念，到元代的明确划分，再到郑和的实地立碑，中国人对亚非海洋的认知，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深远。”
离开韦岛，考古队沿着东洋航线南下，前往爪哇的满者伯夷遗址——根据《岛夷志略》记载，这里是“甲东洋诸番”的核心城邦，也是郑和船队在东洋贸易的重要据点。程远站在满者伯夷的王宫遗址前，手里捧着一件元代的青瓷碗，碗底的“泉州窑”款识清晰可见，与《星槎胜览》中“郑和船队抵爪哇，以瓷器易香料”的记载相互印证。
“早在元代，爪哇就是东洋贸易的中心，”林珊指着遗址旁的贸易市场遗迹，“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写‘门遮把逸（满者伯夷）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说明当时这里的繁荣程度。而郑和船队的到来，进一步扩大了东洋贸易圈，将中国瓷器、丝绸与东南亚的香料、象牙紧密连接起来。”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贸易市场的货栈区，发现了一处大型陶瓷窖藏，里面堆满了宋元明三代的中国瓷器，其中明代永乐官窑的青花瓷占比超过六成，瓷片底部大多刻着“东洋贸易”字样。“这些瓷器是郑和船队带来的贸易品，”郑海峰兴奋地说，“碳十四检测显示，青花瓷的年代集中在1405-1433年，正好覆盖郑和七下西洋的时期，证明满者伯夷是东洋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窖藏旁的墓葬区，发掘出一座元代商人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本用棕榈叶写的《东洋贸易账簿》，上面用中文和爪哇文混合记录着“至正十年，从泉州运瓷三百件，抵满者伯夷，易胡椒五百斤”的交易记录，旁边还陪葬着一枚元代的“至正通宝”和一枚爪哇的“满者伯夷铜币”。
“这是东洋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账簿里记载的贸易规模和商品种类，与我们在窖藏发现的瓷器完全吻合，证明宋元时期的东洋贸易已经非常成熟，而郑和船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贸易网络。”
在清理古墓时，考古队发现墓主人的骸骨旁，放着一块刻有“泉州陈氏”的木牌，骸骨的手指骨有明显的弯曲痕迹，推测是长期搬运瓷器所致。“这位陈姓商人，很可能是世代从事东洋贸易的泉州商人，”林珊看着检测报告，感慨道，“他一生往返于泉州和满者伯夷之间，用瓷器连接起东洋贸易圈，却最终客死异乡。他的故事，是无数东洋贸易商人的缩影，也是亚非海洋交流的生动见证。”
当地的爪哇文化部门为这位无名商人修建了纪念亭，程远亲自题字：“跨洋贸易传友谊，万里波涛证文明”。亭落成当天，许多当地民众前来祭拜，一位爪哇老人说：“我们祖先的故事里，总有‘来自东方的大船人’，现在终于知道，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瓷器，还有和平与友谊。”
“海探七号”穿越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港——根据《瀛涯胜览》记载，这里是“西洋诸番之马头”，也是郑和船队西洋航线的重要补给站。程远站在古里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明代的石碑拓片，上面“永乐五年，郑和至古里，立碑纪功”的字样，与《明成祖实录》的记载完全一致。
“古里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核心节点，”林珊展开一张《郑和航海图》，图上古里港被标注为“西洋要冲”，旁边还详细记录着“自韦岛用庚酉针四十更抵古里”的针路，“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古里当巨海之要，去僧加刺密迩’，说明这里不仅是贸易港，还是连接印度半岛与东非、阿拉伯半岛的枢纽。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当年船队留下的码头遗迹，实证西洋航线的拓展。”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古里港外的深海区，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这艘沉船长约50米，宽15米，是典型的郑和船队‘二千料’补给船形制！船上还发现了大量的青花瓷和阿拉伯银币，证明它是从事西洋贸易的商船！”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潜入水下，沉船的船体虽已腐朽，但船尾的“西洋古里”铜质铭牌依然清晰。方美怿在货舱里发现了一本用羊皮纸写的《西洋针路记》，上面详细记录着“永乐七年，从南京龙江船厂出发，经韦岛入西洋，用庚酉针四十更抵古里，船上载瓷二百件、丝绸百匹，拟与古里国王交换宝石”。
“是郑和船队的西洋针路记录！”方美怿激动地说，“里面提到的‘经韦岛入西洋’，直接印证了韦岛作为东西洋分界的地位；而‘庚酉针四十更抵古里’的针路数据，与《郑和航海图》完全吻合，证明西洋航线的精准性！”
欧阳宗明则在沉船的船长室里，发现了一枚青铜制的“牵星板”，板面上刻着“古里至忽鲁谟斯”的牵星数据——“北极星七指，抵忽鲁谟斯”，这与《郑和航海图》中“古里至忽鲁谟斯”段的牵星记载完全一致。“这枚牵星板是西洋航线的核心导航工具，”他说，“它证明郑和船队在西洋航行中，既用罗盘针路，又用牵星术，双保险确保航线精准。”
印度考古学家拉吉夫带着一本祖传的《古里航海日志》来到考古队，日志是用梵文和中文混合书写的，记载了他的祖先——一位古里商人，与郑和船队贸易的经历：“永乐五年，郑和至古里，赠吾国瓷器百件，吾以红宝石十颗相赠。和曰：‘愿以贸易通友谊，不以兵戈扰邻邦。’”
“这本日志太珍贵了！”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它生动地还原了郑和船队在西洋的贸易场景，证明郑和下西洋的核心是‘和平贸易’，而非‘耀兵异域’。这种贸易模式，为亚非海洋的和平交流奠定了基础。”
拉吉夫笑着说：“过去印度学界对郑和的认识只停留在文献记载，现在有了沉船、牵星板和这本日志，所有疑问都解开了。我们应该共同研究这段历史，让亚非海洋的友谊传承下去。”
“海探七号”抵达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郑和西洋航线的终点，也是亚非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程远站在忽鲁谟斯的古港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明代的石碑拓片，上面“永乐十五年，郑和抵忽鲁谟斯，赐其国王金印、丝绸”的字样，与《明成祖实录》的记载相互印证。
“忽鲁谟斯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最西端，”林珊展开一张元代至明代的亚非海洋贸易地图，“从南宋的‘西洋’概念雏形，到元代的明确划分，再到郑和将航线延伸至忽鲁谟斯，中国人对亚非海洋的探索，一步一步突破地理限制，最终形成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庞大海洋贸易网络。”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忽鲁谟斯的古码头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双语石碑。中文部分写着“永乐十五年，大明太监郑和率舟师至此，通贸易，结友谊”，阿拉伯文部分则记载了忽鲁谟斯国王接受赏赐、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过程。
“是郑和船队立的西洋碑！”郑海峰激动地大喊，“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17±3年，正好是永乐十五年，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间一致！这是亚非海洋连接的直接实物证据！”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石碑旁的泥沙里，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和阿拉伯玻璃器残片。其中一片青花瓷碗底刻着“永乐年制”款识，一片玻璃器上则有阿拉伯文的“吉祥”字样。“这些文物证明，郑和船队与忽鲁谟斯的贸易非常频繁，”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青花瓷的胎土成分与景德镇官窑完全一致，玻璃器则是波斯湾特有的‘萨珊风格’，是亚非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就在考古队准备拍摄石碑时，三名盗墓者试图用撬棍撬动石碑的阿拉伯文部分，想盗取石碑碎片走私。欧阳宗明立刻上前阻拦，与盗墓者扭打在一起，方美怿趁机报警。
当地警方迅速赶到，将盗墓者抓获。“忽鲁谟斯石碑是亚非海洋友谊的象征，不是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程远看着被追回的石碑碎片，气愤地说，“我们必须加强保护，不让这些珍贵文物遭到破坏。”
“亚非海洋——从东西洋到郑和航线”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幕。展厅内，苏门答腊韦岛的分界碑、爪哇满者伯夷的东洋瓷、印度古里的牵星板、阿拉伯半岛忽鲁谟斯的双语碑等文物一字排开，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人对亚非海洋认知的发展历程，以及郑和船队连接亚非海洋的伟大壮举。
程远站在展台前，向参观者介绍：“从南宋的东西洋概念雏形，到元代的明确分界，再到郑和船队将航线延伸至忽鲁谟斯，中国人对亚非海洋的探索，不仅是地理上的突破，更是文化、贸易、友谊的跨越。南宋周去非、赵汝适，元代汪大渊，明代郑和，一代代航海者和学者，用脚步和笔墨，勾勒出亚非海洋的壮阔图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开幕式上，为考古队颁发了“亚非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国考古人用严谨的工作，还原了中国人对亚非海洋认知的发展历程，实证了郑和航线对亚非海洋连接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物是亚非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它们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合作、包容的海洋精神，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展览期间，亚非各国联合举办了“亚非海洋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学者，围绕“东西洋概念的演变”“郑和航线与亚非贸易”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印度尼西亚学者阿卜杜拉说：“过去我们对东西洋的认知只停留在文献，现在有了韦岛分界碑、满者伯夷瓷器等实物证据，终于明白亚非海洋的连接，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实现。”
展览结束后，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带着他们七岁的儿子欧阳海禾，在泉州开元寺的“郑和行香碑”前合影。海禾手里拿着一个由亚非各国文物残片复刻而成的“亚非海洋徽章”，奶声奶气地说：“爸爸，妈妈，原来大船可以连接这么多国家，以后我也要去亚非海洋，找更多大船的故事！”
方美怿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好啊，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起去探索亚非海洋的更多秘密，把郑和爷爷的和平精神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