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那个盛夏的午后，未央宫被一种诡异的寂静笼罩。哀帝驾崩的噩耗尚未正式公告，但宫阙间往来奔走的宦官、女史脸上那掩饰不住的仓惶，以及羽林卫悄然增加的岗哨，无不透露出天塌地陷般的剧变。长信宫内，年逾古稀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听闻哀帝崩于未央宫、董贤已被收缴印绶的消息后，浑浊了多年的老眼骤然爆射出锐利如鹰隼的光芒。她一刻也未迟疑，立刻摆驾，直驱未央宫。
皇帝的猝死，董贤的自尽，傅、丁外戚的失势（傅太后、丁姬已先于哀帝去世），使得帝国的权力核心瞬间出现了巨大的真空。王政君，这位历经四朝，在元帝时便母仪天下，又亲眼目睹了成帝的昏聩、哀帝的短促与荒唐的老人，比任何人都清楚此刻的凶险与机遇。她必须在她闭眼之前，为这摇摇欲坠的刘汉天下，也为她身后的王氏家族，找到一个可靠的支柱。
她的车驾在未央宫前殿停下。她没有先去哀帝的灵前，而是径直走向存放传国玉玺与兵符的禁中机要之地。在确认了这些象征最高权力的信物安然无恙后，她立刻召见了公卿百官。面对惶惶不安的群臣，王政君展现出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决断力。她以三朝国母的身份，宣布临朝称制，总揽朝政，并即刻下诏，痛斥董贤“年少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其印绶当即收回，永不叙用（尽管董贤已死）。同时，她宣布，所有调兵遣将、任免二千石以上官员的权力，皆需经由她批准。
稳住了最基本的局面后，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摆在了面前：由谁来出任大司马，这个掌控全国军政、如今更是至关重要的大位？
殿内众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几位王姓侯爵——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他们皆是王政君的兄弟，在成帝朝也曾显赫一时。然而，王政君心中却早已有了定论。她的兄弟们，或才具平庸，或骄奢跋扈，在哀帝朝已被傅、丁势力压制得锐气尽失，且名声不佳，难以服众。环顾整个朝野，既能让她绝对信任（血缘关系），又拥有足以稳定局势的声望和能力，并且……名声极好，足以作为一面道德旗帜来凝聚人心的人，只有一个——她的侄子，新都侯王莽。
王莽在哀帝初期被征召回朝，任光禄大夫侍中，本有监视与利用之意。但在哀帝纵容傅、丁外戚、宠幸董贤的几年里，王莽始终保持了一种超然且谨慎的姿态。他既未与傅、丁同流合污，也未曾像某些直臣那样激烈进谏而遭贬黜，反而因其数次“不合时宜”的劝谏（如劝哀帝勿过度赏赐董贤）及一如既往的恭俭作风，赢得了朝野清流更多的同情与赞誉。当哀帝欲加封董贤时，满朝噤声，唯有王莽曾公开表示反对，虽未成功，却使其“不畏权幸、恪守礼法”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傅、丁势力最盛时，他一度称病避居封国，更被舆论解读为洁身自好，不与浊世同流。
“大司马，国之柱石，非德才兼备、众望所归者不可任。”王政君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在金殿上回荡，“新都侯莽，孝友忠贞，学识渊博，历事三朝，功在社稷。先帝（指成帝）在时，便多所倚重。今当国难，宜令其出任大司马，领尚书事，匡扶汉室！”
此言一出，殿内静默片刻，随即响起一片附和之声。王氏旧党自然拥戴；那些对傅、丁、董贤乱政早已不满的官员，也将王莽视为拨乱反正的希望；即便是少数心存疑虑者，在此太皇太后独断、王氏势力重新掌控禁军的形势下，也不敢有丝毫异议。
诏书飞快地拟就、用玺、发出。一队使者，捧着诏书和象征大司马权力的金印紫绶，疾驰前往新都侯府（王莽在长安的府邸）。
而此时的王莽，正在府中书房内静坐。他早已通过宫中眼线得知了哀帝驾崩、董贤伏诛的消息。他面色平静，无喜无悲，只是手指在书案上轻轻划动着，仿佛在推演着什么。他深知，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伯父王凤临终前的布局，自己多年在新野的蛰伏与养望，在哀帝朝小心翼翼的周旋，所有的铺垫，都将在此刻见分晓。
当宣诏的使者抵达府门时，王莽整理衣冠，以最恭谨的姿态出迎。他跪听诏书，言辞恳切地再三推辞，称自己“德薄才薄，不堪重任”，请求太皇太后另选贤能。这番谦逊的表演，既是遵循儒家“礼让”的规范，更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姿态。
在使者“固请”和王政君的再次下诏督促下，王莽才“不得已”接受了任命。他入宫首先拜见太皇太后，涕泣叩首，誓言必竭股肱之力，稳定社稷，不负厚望。随后，他才前往哀帝灵前，依礼哭临，举止哀恸，合乎礼制。
登上大司马之位的王莽，立刻展现出了与董贤之流截然不同的、雷厉风行且老辣的政治手腕。他首先做的，是彻底清算董贤集团的残余势力。董贤家属被流放，家产被抄没，其党羽如御史大夫孔光等（孔光曾依附董贤），或被罢黜，或被贬斥。这一举动，迅速赢得了朝野对“除奸”的拥护。
紧接着，他将矛头指向了虽已失势但余威尚存的傅、丁外戚。他授意有司，追论傅太后、丁姬在前“骄僭”之罪，提出她们在哀帝时“冢僭与元帝山齐，怀皇太后、皇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法”。经过一番朝议，王政君下诏，追贬傅太后为定陶恭王母，丁姬为丁姬。同时，将傅、丁两家族在朝为官者悉数免职，遣送回原籍。傅晏、丁明等核心人物，更是被罗织罪名，或自杀，或流放。曾经显赫一时的傅、丁外戚，被连根拔起，彻底扫出了政治舞台。此举，既报复了当年在哀帝朝所受的压制，也清除了潜在的权力竞争对手，更向天下宣示了“拨乱反正”、恢复“礼制”的决心。
在稳定内部的同时，王莽也极其注重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民意的引导。他大力弘扬儒学，增加博士弟子员名额，征召天下通晓逸礼、古书、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教授《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的士人，遣派公车，将他们聚集到长安，给予优厚待遇。此举极大地笼络了知识阶层的人心。
对于宗室功臣之后，他奏请封赏，以示恩宠。对于百姓，他则上书太皇太后，请求节俭宫中用度，以身作则，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以救助贫民。每逢发生水旱灾害，他就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并令左右勿得报告祥瑞之事。这些行为，经过其党羽和士人的宣扬，使得“王莽谦恭下士时”的形象愈发深入人心，朝野上下，几乎众口一词地称颂大司马乃“当代周公”。
短短数月之间，王莽便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却又步步为营的组合拳，迅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清除了异己，赢得了空前广泛的声望。未央宫的风向，彻底转变。太皇太后王政君对他信任有加，几乎言听计从；公卿大臣大多依附；士林清议交口称赞；民间甚至开始流传一些将他与古代圣贤相比的谶语。
站在未央宫高大的台基上，俯瞰着脚下这座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宫城，王莽的目光平静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幽邃。大司马，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清晰地感觉到，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此刻正伴随着脚下这座古老帝国的脉搏，一起跳动。时代的洪流，正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将他推向那命运的旋涡中心。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