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战争，不是为了保卫家园，不是为了反抗侵略，甚至主要不是为了传播某种更先进的制度文化，它的核心目的极其纯粹而冷酷：扩大领土，增加人口，掠夺资源，以支撑更大的战争，直至吞并所有竞争对手！”
“这是一种无限正反馈的扩张循环。战争的正义性？在秦国的国家哲学里，‘胜者为王’，‘强权即公理’，生存和扩张就是最大的‘正义’，其他都是虚的。这种纯粹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使得秦国的战争缺乏一种崇高的、能让人心悦诚服的道义感召力。”
“第二，军功爵制的残酷本质：将杀戮制度化、利益化。”赵天成将矛头直指蒙海最引以为豪的制度。
“你觉得军功爵制公平？是，它对内相对公平，打破了贵族世袭，给了底层上升通道。但它的运行基础是什么？是首功制！‘克敌，斩首八千级以上，论盈论；攻城，斩首八千级以上，论盈论’。”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秦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敌军士兵大规模、系统性屠杀的基础上！士兵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而战，而是为了敌人的头颅——那个可以换取爵位、田宅、奴仆的‘硬通货’而战！”
“战争的目的被异化了，从政治手段变成了个人财富积累的捷径。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这是白起个人的残暴吗？不！这是首功制逻辑下必然发生的惨剧！因为没有人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安置那么多降卒，留下他们就是隐患，而且杀了他们就是巨大的军功！”
“你说，这种以首级计功、激励大规模杀戮的制度，其所驱动的战争，能有多少‘正义’的色彩？它更像是一场国家组织的、合法的、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只不过猎物是人！”
“第三，战争手段的极端残酷性与破坏性。”赵天成的语气愈发冷峻。
“秦军被称为‘虎狼之师’，这称号怎么来的？不仅仅是能打，更是因为其作战风格的极度凶狠和破坏性。”
“秦军通过掠夺来补充本国战争消耗并赏赐有功将士。你们看看记载，秦军攻破魏国都城大梁，引水灌城，死者无数；破郢都，楚先王陵墓被焚毁……这种破坏行为，极大地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六国军民对秦国的恐惧与仇恨。”
“这样的战争行为，很难用‘正义’来定义。”
“第四，‘远交近攻’策略下的权谋与背信。”赵天成继续剥丝抽茧。
“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从战术上看高明至极，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对手。但其具体操作中，充满了权谋诡诈和背信弃义。与远国结盟是为了暂时稳住它，集中力量打击近邻。一旦近邻被灭，曾经的盟友立刻变成下一个目标。”
“国家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外交完全沦为战争的工具。这种纯粹基于现实利益的、毫无道义诚信可言的外交策略，也削弱了秦国行为的正当性。”
“第五，对征服地区的残酷统治与汲取。”赵天成将目光投向战后。
“即使战争结束，秦国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也并非怀着‘解放者’的善意。”
“沉重的赋税、无尽的徭役，修长城、建阿房、筑陵墓、开驰道、严苛到不近人情的秦法……这些政策迅速抽干了六国故地的民力。”
“总结一下，”赵天成看着已经有些呆滞的蒙海，“秦的统一战争，从历史宏观进程看，有其必要性，结束了分裂，奠定了大一统基础。但从具体操作层面和战争动机看，它是一场由极端功利主义驱动、依靠制度化杀戮激励、执行极端残酷手段、辅以权谋外交、并以掠夺性统治告终的征服战争。”
“在这种体系下，将军是什么？是这台巨大战争机器上最锋利、最高效的部件。白起、王翦们，首先是杰出的将军，他们精通的是如何最大化地摧毁敌人、占领土地。他们的忠诚是对秦王和秦法的忠诚，他们的功业是‘平六国’的功业，而不是‘卫华夏’的功业。”
“他们的名声建立在敌人的尸山血海之上，而非守护家园的道义高地之上。”
“而岳飞呢？”赵天成回到最初的问题，“他追求的不仅仅是‘胜利’，他追求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还我河山’！他的军队叫‘岳家军’，但更是‘王师’，他打的仗是‘卫国战争’，带有强烈的民族救亡和图存的正义色彩。”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道义追求与他效忠的君王私利和朝廷苟安国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所以，我说大秦出不了岳飞。”赵天成的结论冰冷而清晰，“不是说大秦的将军们不够勇猛，不够智慧，而是大秦的战争机器本身，就不需要也不允许岳飞式的‘民族英雄’存在。”
“它只需要忠诚的、高效的‘帝国战神’。岳飞那种基于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的悲情与崇高，与秦朝冰冷功利的战争逻辑格格不入。”
“在这样的土壤里，怎么可能长出‘尽忠报国’那四个字？长出来的，只能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袍泽之情和‘功名但在马上取’的功业之心。两者都是勇气，但底色截然不同。”
赵天成的话语如同冰雹，砸落在死寂的牢房中。
蒙海张了张嘴，脸色由红转白，他想反驳，却发现赵天成的逻辑层层递进，结合具体史实和制度分析，几乎无懈可击。
他引以为豪的军功爵，竟然有着如此血腥残酷的内核；
他所认为的公平赏罚，其基础竟是建立在如此大量的杀戮之上；
他所效忠的帝国伟业，在其诞生过程中竟伴随着如此深重的罪孽……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冲击，让他一时语塞，脑子乱成一团浆糊，只能喃喃道：“可是…可是…不这样…又如何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