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岁的祁国栋，在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愈发沉稳干练，掌控全局的气度与日俱增。
可回到家里，在妻子黄莉雅面前，他却偶尔会陷入一种与年龄、身份极不相符的、堪称“幼稚”的窘境——他正经历着一场漫长的“戒烟叛逆期”。
这事得从几年前说起。在黄莉雅怀上小云舒时，她就以“为孩子健康着想”为由，对祁国栋下达了“禁烟令”。当时沉浸在即将再次当爹喜悦中的祁国栋，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戒掉。
起初确实坚持得不错，但随着工作压力骤增，尤其是赵伯雄主政那段时间，各种焦头烂额的事情接踵而至，那潜藏在身体深处的烟瘾，便如同狡猾的敌人，开始不时地出来骚扰他。
黄莉雅对此嗅觉异常灵敏。她不像有些妻子那样喋喋不休地唠叨，而是采取了更“高级”的监管策略。
每次祁国栋回家，她总会像只优雅的猫咪，自然地靠近他，或帮他挂外套，或递上一杯水，实则是在不动声色地捕捉任何一丝可疑的烟草味。
二人偶尔的拥抱或亲吻，如果察觉到一丝异样，她会立刻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他：“祁国栋，你不对劲。”
黄莉雅还会定期或随机检查他常穿的几件外套口袋、公文包的夹层，甚至车里犄角旮旯的地方。
如此严密的防守，祁国栋的“游击战”也打得颇为辛苦且……充满“少年感”。
有一次，祁国栋借口在书房处理紧急文件，关上门。过了一会儿，他悄悄溜到与书房相连的生活阳台，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点燃了一支。刚吸了两口，享受着那久违的、带着罪恶感的放松，就听见身后传来幽幽的声音：
“祁大书记，阳台风大，小心着凉。”
祁国栋吓得手一抖，烟差点掉下去。回头一看，黄莉雅正抱着胳膊，倚在书房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她那眼神，分明在说：“小样，跟我斗？”
祁国栋瞬间像被老师抓到作弊的中学生，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赶紧把烟摁灭在带来的简易烟灰缸里，讪讪地笑：“没……没抽，就是点着闻闻味儿，提提神。”
黄莉雅走过去，拿起那个瓶盖看了看，又凑近他嗅了嗅，眉头微蹙：“下次‘提神’记得开抽风机，还有，漱口三遍。”
祁国栋：“……遵命，夫人。”
还有一次，祁国栋参加一个冗长的晚宴后，让司机先回去，自己说想在院里走走醒醒酒。结果，他拐进了办公楼的地下停车场，找了个监控死角，靠在柱子上，迫不及待地点燃了一支。昏暗的灯光下，烟雾缭绕，他闭着眼，仿佛找到了片刻的宁静港湾。
突然，一束手机电筒的光照了过来。
“哟，这是哪位领导，大半夜在这儿思考人生呢？”
祁国栋一个激灵，手里的烟差点烫到自己。定睛一看，黄莉雅不知何时站在不远处，手里还拎着一个保温盒。
“莉雅？你……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点醒酒汤，打你电话不接，定位显示你在这儿‘散步’。”黄莉雅走近，看着他指间明灭的烟头，叹了口气，语气带着几分无奈和心疼，“压力真这么大？”
祁国栋像是做错事的孩子，默默把烟灭了，接过保温盒，低声道：“就是偶尔……一根。”
黄莉雅伸手替他掸了掸西装肩膀上不小心沾到的墙灰，柔声道：“我知道你累，但身体更重要。小云舒还小，你想看着她长大，嫁人吧？”
这话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管用。祁国栋心头一软，郑重地点了点头。
祁国栋偶尔也会寻找“盟友”。有一次，他和孙陆雨在市委小会议室商讨完工作，看四下无人，便偷偷摸出烟盒，递给孙陆雨一支：“来一根？”
孙陆雨笑着摆手：“早戒了，林婉管得严。”
祁国栋悻悻地自己点上，刚吸一口，孙陆雨就笑着补充了一句：“对了，刚才莉雅嫂子发信息问我，你是不是又‘旧病复发’了，让我监督你。”
祁国栋一口烟呛在喉咙里，咳得满脸通红，难以置信地看着孙陆雨：“你……你这就把我卖了？”
孙陆雨无辜地摊手：“没办法，家庭和谐大于天。祁书记，你还是从了吧。”
这场围绕香烟的“猫鼠游戏”，成了祁国栋严肃政治生活之外，一丝带着烟火气的、无奈的调剂。他虽然贵为省委书记，能决策千里，运筹帷幄，却在妻子关爱织成的“天罗地网”下，那些偷偷摸摸的点烟时刻，显得格外笨拙又真实。
有时，黄莉雅看着他因为烟瘾犯了而有些烦躁地用手指敲击桌面，或者深夜在书房来回踱步时，也会心软。她会默默给他泡上一杯浓茶，或者端上一盘他爱吃的水果，用这种方式表达理解与支持，同时坚守着健康的底线。
祁国栋也明白妻子的苦心。他只是……偶尔需要那么一个短暂的、属于自己的、带着些许“叛逆”味道的片刻，来释放那如山般的压力。然后，在妻子那双洞悉一切的目光中，掐灭烟头，整理好衣领，重新变回那个沉稳可靠、肩负重任的省委书记——以及，一个被妻子管得“死死的”，却愿意忍受这种“痛苦”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