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辰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抛出了一个问题：“翔宇先生，您和您的同志们想必深入研究过，为何是英国，而非同时期的法国、荷兰或其他国家，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当时英国具备了哪些独特优势？”
翔宇先生略一沉吟，流畅地回答：“这个问题确有诸多探讨。我们认为，英国较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鼓励科技创新与工商贸易。
加之其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条件……”
“说的都很对。”周辰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但拥有类似条件的国家，当时并非只有英国一家。甚至有些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条件更为优越。那么，为什么是英国脱颖而出。
甚至可以说，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最初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国廉价工业品的猛烈冲击下，被迫仓促应战，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它们为何没能成为引领者？”
这个问题角度刁钻，一下子触及了通常历史叙述中未曾深入的层面。翔宇先生一时语塞，陷入了沉思，书房内只剩下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
周辰没有让他困惑太久，揭开了谜底：“因为在此之外，英国还率先完成了一场同样深刻的农业革命。”
“通过推广诺福克轮作制、选育优良畜种、使用新式农具等一系列技术改良，英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工业革命前夜已经得到了显着提升，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增加。
正是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当后来纺织业迎来大爆发时，英国的土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才敢肆无忌惮地进行圈地运动，将大量农田变为牧场或工厂，而不必过分担忧因此导致的国内粮食短缺会引发动荡。”
周辰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个问题并非只有提高单产这一种解法。比如如今的英国，本土农业早已无法满足其粮食需求，但它依靠从印度等殖民地疯狂搜刮粮食来填补缺口。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工业发展的最初级、最脆弱的阶段，工业对国力的加成还远未达到使其能成为世界霸主、牢牢掌控殖民地的程度。
在那个时期，依赖远隔重洋、政局动荡的殖民地来供应粮食，其风险巨大，极不稳定。”
他的语气变得无比严肃：“粮食，不同于任何其他战略物资。一旦出现短缺，甚至只是预期的短缺，就足以在短时间内摧毁社会秩序，让一切经济建设成果化为乌有。”
翔宇先生是何等聪明之人，经此一点，立刻触类旁通，眼中闪过一丝豁然开朗：“我明白了！司令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大力发展纺织业，要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首先会遇到土地资源的争夺——城市扩张、工厂建设会侵占良田；
经济作物（如棉花）的种植也会挤压粮食作物的面积；甚至工业原料（如橡胶、染料作物）的种植也要占用土地。
如果我们不能同步甚至是提早的，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那么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很可能不升反降！
一旦遭遇稍大范围的天灾，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城市经济，就会因为最基本的粮食危机而瞬间崩塌！”
“正是如此！”周辰赞许地点点头，继续深化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工业化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会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聚集于城市的工业人口和市民阶层。
他们创造巨大的工业产值和经济价值，但他们本身不生产一粒粮食，反而是纯粹的粮食消费者。”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假设我们的工业建设初步成功，城市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那么就意味着，需要另外九个农民，在满足自身口粮和再生产需求之外，还能产生出足够的粮食剩余，才能养活那一个不种地的城市人口。
这还仅仅是口粮，尚未计算工业原料、军粮储备、对外贸易等因素所需的农业剩余。”
周辰目光灼灼地看着翔宇先生，总结道：“因此，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仅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工业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基石。
没有农业的革命性进步，工业革命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再宏伟也可能顷刻倾覆。
我们未来的规划，必须将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化肥工业的发展，提升到与重工业同等、甚至需要优先考虑的战略高度。”
翔宇先生彻底陷入了沉思，周辰的这番剖析，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工业化道路上那片看似平凡的地基下，所隐藏的惊心动魄的挑战。
这个时候，回想起先锋军在山东施行的种种政策，尤其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次改革，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对机械化设备的运用，以往只是觉得他们是在效仿秦国，实行耕战制度。
如今一看，此举布局长远，这是在为未来的工业建设夯实地基。
翔宇先生翻动着书稿中关于铁路建设的章节，眉头再次微微蹙起，“周司令，关于这铁路规划，我尚有一事不明。
您在书中提出，欲完成全国各省之间、重要城市与各大矿场之间的铁路贯通，谓此乃经济发展之‘血脉’，必要之举。
此宏图，需新增五万公里铁路里程，并对现有线路进行复线改造，预计总投资高达二十亿之巨。”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格外慎重，“然而，您将完成此浩大工程的期限，定为了二十年。这是否略有浮夸冒进之嫌？”
他似乎早有准备，随即列举了外国的例子：“据我所知，强如美国，其铁路大建设时期，虽势头迅猛，但完成五万公里级别的里程，亦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胜计，且多有反复。
我国如今基础更为薄弱，财力捉襟见肘，技术人才亦远不及彼时之美利坚。二十年之期，是否过于乐观？”
周辰听罢，并未立刻反驳，而是缓缓颔首，表示理解对方的担忧。
他沉稳地开口，声音中带着一种基于认知的自信：“翔宇先生所虑，确是老成谋国之见。然而，以旧例来简单推论今日与我中国之未来，恐有失偏颇。
技术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筑路之技术、机械、组织管理能力，皆非数十年前可比。”
他话锋一转，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基于体量的强大信心：“更为关键的是，论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潜在需求之巨大，中国之综合实体体量，堪称世界第一。
既然如此，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上限，自然也应是世界最高。别人用几十年走完的路，我们凭借后发优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完全有可能用更短的时间走完。”
周辰开始具体分析，条理清晰：“目前，在我先锋军控制区域内，受限于战争环境、资源调配和人才数量，我们的工程团队，一年大约能建成500公里铁路。这确是不快。”
“但是，一旦祖国完成实质统一，局面将截然不同。首先，我们可以吸纳全国范围内的工程技术人才，人力瓶颈将极大缓解。
其次，财政力量将不再局限于山东或华北一隅，而是整合全国资源。
再者，随着我们的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发展起来，铁轨、机车、设备的自给能力将大幅提升，建设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基于这些，在统一后的头几年，年铁路建设里程稳步提升至2000公里，是完全可能，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
他看到翔宇先生眼中仍有疑虑，便继续深入：“然而，这远非我们的极限。目前，我们将大半的资源投入到军队维持和战争之中。
一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国防压力减轻，大量资源可以转向民生与基础建设。
再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人才培养和工业体系配套，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八到十年内，将年铁路建设能力推高到5000公里的水平。”
周辰解释道：“至于为何将总规划定为二十年，并非因为我们需要那么长时间来铺铁轨，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工程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我国地形复杂，西部多高山峻岭，跨越大江大河的天堑，修建铁路的难度极大，某些关键路段，可能需要耗时数年才能打通。
设定二十年周期，是为了确保这些‘硬骨头’有充足的时间去啃下来，保证路网的质量和贯通性，而非一味追求速度。”
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五万公里这个数字，而暂时绕过那些最难啃的骨头，优先建设平原和丘陵地区的线路，那么，实现主要干线贯通的时间周期，甚至可以缩短到十五年，乃至十年。但那样建成的路网，是不够完整的。”
翔宇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随即又提出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资金呢？二十亿投资，绝非小数。当年孙先生亦曾提出宏大的铁路计划，最终却困于资金短缺，无疾而终。此乃前车之鉴。”
周辰对此显然深思熟虑过，他微微一笑，笑容中带着实干家的笃定：“孙先生之理想，令人敬仰，然我周辰自诩为实干之才，无把握之事，不会轻易许诺，更不会白纸黑字写入规划。”
他开始算账：“让目前正处于战时的先锋军，一年独自挤出超过一亿的资金专项用于铁路建设，确实力有未逮，极其困难。但此一时彼一时。”
“第一，未来铁路建设，将是举国之力，财政来源是全国统一的税收与发行建设公债，而非我一地之财力。”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铁路绝非纯消耗性投入，它是盈利性极强的重大项目！一旦建成通车，客货运收入将极为可观。
前期的高投入，在运营期内会转化为稳定且巨大的现金流回报。我们完全可以将先期建成线路的盈利，滚动投入后续新线路的建设，形成‘以路养路’的良性循环。”
他补充道，“而且，铁路贯通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促进资源开发、降低物流成本、活跃商品经济、增加就业等，其带来的间接财政税收增长，更是难以估量。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得来的。”
翔宇先生听完这番既有宏大视野又有具体支撑的阐述，终于缓缓颔首，眼中的疑虑逐渐被一种深沉的思考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