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9月18日，在福公司三番五次的催促之下，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公然向清外务部发出照会，言辞嚣张地宣称山西的煤矿乃是福公司专属开采之地，严禁任何其他人涉足，所有由中国人开办的煤窑必须无一例外地全部封闭。
直至此时，清政府那私自盗卖矿权的丑恶行径，才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被山西人民知晓。
在此之前，清政府为了一己私利，将出卖矿权的勾当隐藏在阴暗的角落，偷偷摸摸地进行。
加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局势动荡不安，福公司一直未能如愿着手开采山西的矿产资源，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件关乎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的大事，竟毫不知情。
然而，当山西矿权被掠夺的残酷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宛如一颗火种投入干柴堆，瞬间点燃了山西人民心中的怒火，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愤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山西人民的全力反对。
就这样，一场浩浩荡荡的山西争矿运动，如火山喷发般就此爆发。
山西地区地处北方，气候寒冷，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百姓的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当多的人不得不依靠开采煤炭这一艰辛的营生，来勉强维持生计。
特别是在“庚子赔款”之后，巨额的赔款如同沉重的枷锁，使得山西人民的生活愈发艰难困苦，雪上加霜。
福公司凭借着帝国主义的强权，强行夺取山西矿权，还蛮不讲理地禁止民间采煤，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山西人民的切身利益。
面对如此不公，山西人民又怎能不团结一心，奋起抗争呢？
1905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整个中国大地都涌动着一股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潮流，如汹涌澎湃的江河，势不可挡。
义和团那英勇无畏的反帝斗争精神，如同星星之火，却形成了燎原之势，深深感染和影响了全国人民，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与抗争意识。
与此同时，远在俄国，爆发了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场革命的消息如同春风，吹进了中国，给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希望。
而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更是如同一声响亮的号角，进一步推动了民主思想在国内的广泛传播与空前高涨。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山西人民的争矿运动，成为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山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力抗争下，1907年，福公司终于如同丧家之犬，灰溜溜地撤出了山西。清政府眼见形势如此，无奈之下，只得批准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
1907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的春天，山西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人们习惯简称为保晋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保晋公司的办公机关起初设立在太原海子边，到了1916年，搬迁至阳泉。保晋总公司自成立伊始，便陷入了资金纠葛的困境，犹如陷入泥沼，举步维艰。
回溯当时，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的赎矿合同里白纸黑字地明确规定：
山西省需向福公司交付赎款，金额为平化宝银275万两。并且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2月21日之前，得先交付一半赎款，剩余的款项则分三期，在10年内还清。
然而，山西那些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心里明白，赎矿一事若久拖不决，极有可能夜长梦多，再生出其他意想不到的变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商议，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一次性将赎款全部还清。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渠本翘挺身而出，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他与省内的官绅们共同谋划，以赎矿合同中所注明的山西亩捐作为抵押，亲自奔走于各票号商处借款。
渠本翘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沟通能力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成功替省官方向票号商借来了大笔款项，最终顺利地一次性还清了福公司的赎款。
原本，渠本翘向票号商借来的这笔款项，双方约定好是由省政府从亩捐款项中拨出归还。
在当时，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明确安排，借款的偿还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谁能料到，风云突变，辛亥革命如风暴般爆发了。山西省都督阎锡山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竟将原本用于偿还借款的山西亩捐银强行截留了下来，并且不顾众人反对，把这笔钱挪作了军费开支。
这一举措，无疑给保晋公司的资金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得保晋公司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保晋公司创立之初，总公司常被叫做本店或者本号，而大同煤矿分公司则相应被称作支店或者支号。
1909年，保晋矿务大同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就此拉开了在大同地区开展煤炭业务的帷幕。
大同保晋矿务分公司创办伊始，先是在千金峪和黑沟购置了两座现成的小煤窑。随后，又陆续在秦家山、磨石涧、树儿洼以及马岭涧等地接办旧窑，同时还买下了永定庄的一块矿地，逐步拓展业务版图。
大同分公司将办公地点选定在千金峪矿厂，并聘请德国人赛夫耳担任矿师。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依旧采用传统的土法进行煤炭开采。
黑沟地处大同城西南方向，距离大同58公里。大同分公司在此处布局了两座竖坑和四座横坑，还修建了配套房屋，并安装了锅炉与抽水机，初步搭建起煤炭开采的基本设施。
千金峪同样位于大同西南，距离黑沟8里，距大同66里。大同分公司在千金峪设有一座竖坑和六座横坑。
其中，竖坑深度达21丈，煤层厚度为2.2丈。这里采用直径3尺的高车来运输煤炭，而对于坑底的积水，则采用布袋盛装，再通过高车运出。
横坑在煤矿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承担着通风换气的重要职责，还为工人上下矿井提供了便利通道。
在千金峪矿厂，大同分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配备锅炉外，还专门建造了用于设备修理的用房，以保障煤炭开采工作的顺利进行。
然而，千金峪矿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棘手难题。此地与大同市区相距较远，交通不便，这给煤炭的销售带来了极大阻碍，导致煤炭销路不畅。
受此影响，矿厂每日煤炭产量仅20多吨，规模受限，只能雇佣50余名工人勉强维持生产。
更为棘手的是，矿厂井底涌水问题犹如一颗毒瘤，愈发严重地威胁着矿厂的生存。
尽管大同分公司想尽办法采取了抽水措施，无奈涌水量实在过大，抽水速度远远跟不上涌水的速度，就如同一场永无休止的较量，矿厂在这场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
最终，该矿厂因无力解决这一顽疾而不得不废弃，曾经的努力与希望付诸东流。
在黑沟小窑的经营上，大同分公司可谓是孤注一掷，投入了巨额资金，对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公司特意在此安设了先进的三节锅炉，还精心配备了水泵用于抽水作业。在当时，所有人都满怀憧憬，认为只要抽干了水，这座小窑就能顺利开采煤炭，进而迎来蓬勃发展的良好前景，仿佛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然而，现实却如同一记沉重的耳光，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幻想。窑底的水势汹涌得超乎想象，宛如一头难以驯服的猛兽。即便抽水机日夜不停地疯狂运转，持续抽了整整三年之久，前前后后耗费了十来万两银子，却连一丁点儿煤都没能开采出来。
面对如此惨淡的经营结果，大同分公司经理赵长庚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他甚至自编了一副对联“抽水三年功不竟，花银十万罪当诛”，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此次投资失败的悔恨和对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愧疚之情，那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痛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晋大同分公司面临的困境愈发严峻，犹如深陷泥沼，难以自拔。
资金周转逐渐变得举步维艰，公司运营困难重重，几乎难以维持现状，经营状况岌岌可危，仿佛一阵微风就能将其吹倒。
不过，1914年，情况迎来了一丝转机，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
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采矿条例，这个条例意义非凡，它如同一场及时雨，将地面土地所有权与地下矿产所有权分离开来。
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一举措犹如一把利剑，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在矿业领域的控制，为矿业发展的变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保晋大同分公司乃至整个矿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可能。
正是：忆往昔，列强掠夺，矿脉泣血，矿工蒙垢辛酸史；看今日，自主图强，黑金焕光，煤都扬眉奋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