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
一项关键的战略决策从南京的皇宫中传出——皇帝朱由检决定，在关外重镇锦州之侧翼，于大凌河畔修筑一座新的城池，以固辽西。
然而，此策并非源于这位身负现代灵魂的皇帝的天才构想。
早在崇祯二年，一代名臣孙承宗便已提出一个更为宏大的方略：沿辽西走廊步步为营，筑城推进，直至收复广宁，将战线稳稳前推。
然而，彼时的大明内忧外患，朱由检面临三大困境：国库空虚，无钱；精锐匮乏，无兵；关内烽烟四起，局势动荡不安。此等雄心，只得搁浅。
在继位后的漫长岁月里，朱由检将主要精力用于稳固国内根基。清丈田亩、安置肆虐多年的流民，这两项工作便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心力。
直至崇祯十年，国内形势稍定，他终于得以重新考虑孙承宗老将军的筑城之策。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他在北方大力推行的打击豪强、清理田亩，乃至从其朱家宗室藩王手中收回被侵吞的产业等政策，深深触动了旧有利益集团的根基。
果然，这些势力迅速抱团，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叛。自崇祯十年至十二年，朱由检不得不投入巨大资源，四处征讨，才将各路藩王的叛乱与残余的流寇势力彻底平定。至此，大明帝国与他本人才算真正喘过一口气。
喘息未定，后续的一系列大动作又接踵而至：将都城暂时迁往南京陪都以避锋芒、整顿江南盘根错节的乡绅势力、平定民间秘密教门“罗教”的叛乱，以及派兵跨海收复被外人占据的台湾。
这一番雷霆手段，直至去年方告一段落。整个南方的秩序才基本理顺，能够开始稳定地、持续地将粮草物资通过漕运与海路，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前线。
十五年的励精图治，扫清内患，培植国力，朱由检才终于为孙承宗当年的战略构想，铺就了得以实施的现实基石。大凌河筑城的计划，在迟到了十余年后，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欲在大凌河畔筑城，首当其冲的障碍便是那位与他缠斗十余年的老对手——皇太极。除非这位雄主突然中风或因急症倒下，否则朱由检有一百个理由相信，对方绝不会坐视自己安稳筑城。
为牵制皇太极，朱由检决意先发制人。他密令大同总兵满桂，率精锐骑兵北出边墙，深入蒙古草原，对已归附后金的蒙古部落实施“打草谷”式的袭扰。此计旨在攻敌必救——你皇太极既以蒙古之主自居，眼见新附部落遭劫掠，岂能坐视不理？
与此同时，一道看似寻常的调兵指令从南京发出：命戚元功率领“武毅营”一万二千将士即刻北上。
若仅观其表，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兵力前置。然而，这支部队的核心使命，却并非为了直接的军事对抗。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一个特殊团队的绝对安全——这个团队以三十二名西班牙工程师为首，由精通泰西筑城术的弗朗西斯科领衔，更有工部郎中宋应星、主事方以智、王徵这三位大明顶尖的技术官僚随行。
宋应星等人为了能亲赴辽东，实地观摩、学习并掌控西班牙的棱堡筑城技术，已联名向朱由检呈递了不下二十份言辞恳切的奏本。皇帝原本的计划，仅是派遣一队锦衣卫护送西班牙工程师至辽东，交由袁崇焕接收即可。
但在宋应星等人“格物穷理”的执着请求下，朱由检最终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这些代表着大明最高工程技术水平的“最强大脑”们，其价值远超数万雄兵。他们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闪失。
于是，护送任务的性质彻底改变。这两万精锐的真正职责，是作为移动的钢铁壁垒，护卫着这群肩负着将西方筑城术与大明天工智慧相融合使命的学者与工匠，平安抵达辽东前线，去完成一场别开生面的“格物致知”。
临别前日，朱由检拉着宋应星他们三人，絮絮叨叨个没完。
“宋卿、方卿、王卿，此去辽东，非同小可。关外苦寒，非江南可比，朕已命尚衣监特制了貂裘毳帽，务必时刻添换，切勿染了风寒。”
他顿了顿，想起奏报中提及的时疫，又殷切叮嘱，“辽东之地，瘴疠偶发，膳食中须多备大蒜、茱萸，可辟秽气，保身重体，方能为国效力啊。”
提及最凶险处，朱由检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若……倘若万一，尔等在野外遇建奴游骑，彼辈皆虎狼之徒，杀掠成性，切记！万万不可逞文人意气！
当即刻由侍卫护着，掉头疾走，远遁为上！剿贼杀敌，是戚元功与其麾下儿郎的本分，朕调这两万兵马，护的就是你们三人与泰西工程师的周全！你们的性命，关乎筑城大计，更关乎我大明日后百工技艺之兴衰，比砍杀几个鞑子要紧千倍！”
言至动情处，朱由检的目光扫过眼前三位他寄予厚望的“格物”重臣，语气近乎恳切：“城池构筑，自有弗朗西斯科等人按图施为，尔等在一旁观摩习学便是。
纵使……纵使前线偶有失利，哪怕大凌河城一时受挫，只要尔等能安然归来，将泰西筑城之精髓了然于胸，朕便不觉有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此话，尔等定要牢记于心！”
这一番临别嘱托，事无巨细，反反复复，将一个帝王对人才的珍视与对未来的布局，交织在看似琐碎的关怀之中。
宋应星三人听闻此言，皆动容不已，深深拜伏于地：“臣等……谨遵圣谕！必不负陛下重托！”
就在朱由检谋划着要在皇太极门前大兴土木、修筑大凌河城的同一时刻，盛京皇宫内的皇太极，也正对着舆图凝神沉思。自去年秋冬以来，辽东的局势便让他如坐针毡。
那袁崇焕自得了明国皇帝新式的“甲申骑兵铳”后，竟一改往日稳守为主的策略，变得极具攻击性。他不再满足于固守宁锦防线，而是频频派出精锐的小股骑兵，北出边墙，深入后金的“龙兴之地”进行袭扰。
这些明军骑兵来去如风，装备精良，尤其擅长破坏。
每每春耕时节，种子尚未入土，明军的马蹄声便已踏破村庄的宁静。
他们不寻求大规模决战，专事破坏——田地被铁蹄反复践踏，更有人用火药将阡陌炸得坑洼不平；遇到的农人、牧民，往往惨遭屠戮；耕牛、驮马这些重要的生产资料，能驱赶走的便尽数掠走，带不走的则当场宰杀，只取最精华的肉块，弃尸于野。
一时间，辽东腹地，尤其是靠近明军控制区的部落，几乎是“稼穑不成，畜牧尽失”，民生凋敝，人心惶惶。
皇太极决意要给朱由检与袁崇焕这对令他寝食难安的“君臣”一记重击。他启动了谋臣范文程历时数年的精心布置——策反毛文龙旧部，如今分驻登州、皮岛要地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三人。
这三位将领的命运，自毛文龙被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斩于皮岛后，便急转直下。崇祯皇帝非但没有追究袁崇焕擅杀大将之过，反而对其信任日深，恩宠有加。反观他们这些毛帅旧部，则被彻底边缘化，备受冷落。
朱由检对待他们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正是帝王刻薄寡恩、刚愎自用的明证。皇帝既未因毛文龙之事对他们加以安抚重用，也未对过往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更不曾对未来的安排有任何表态，就让他们这般不上不下地悬着。
尽管他们心知肚明，已故的毛帅吃空饷、虚报战功确有其事，但那个得到皇帝无限信任的袁崇焕，难道就真是完人？当年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如今多少个五年过去了，辽东可曾平定？
他袁崇焕或许不贪墨军饷，可他麾下的辽兵难道就个个是精锐？那些盘踞地方的辽东将门，动辄占有千亩良田，这些产业又是从何而来？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蛀蚀罢了！
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怨愤与对前途的绝望中，当皇太极的使者、精于谋略的范文程暗中接触他们时，一颗种子便已埋下。
至崇祯十三年，这三人终于在权衡利弊与私怨的驱使下，被范文程成功收买，暗中效忠后金，只待时机成熟，便要“拨乱反正”，为自己搏一个前程。
朱由检为何对这几位手握兵权的总兵不闻不问？
根源在于，皇帝压根就不认识他们。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虽皆居总兵要职，却恰好不在朱由检为重整卫所而特设的“武举”考核范围内——以他们的品级，当时并无必要参与那场席卷全国的军官大筛选。
正因未曾进入皇帝的视野，他们也自然被排除在核心装备更新序列之外。
工部督造的甲申铳、新式火炮，历来优先配发给直面建奴的辽东边军、拱卫京畿的近卫营以及大同、宣府等重镇，随后才轮至延绥、陕西等地。补给序列中排名靠后，他们拿不到新式装备，也就失去了与皇帝通过“武器效能反馈”书信直接交流的宝贵机会。
更关键的是，这几位将领虽领着朱由检改革后足额发放、不折色、不摊火耗的丰厚粮饷，却仍固守明军旧习，将大部分钱粮用于蓄养私兵家丁，对普通营兵的待遇置若罔闻。
此举令时任山东巡抚的徐从治极为不满，虽未正式上本弹劾，但已在考功档案中记下重重一笔。如此一来，他们莫说进入皇帝视野，就连想在山东地界正常升迁，也已是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