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斩获金棕榈奖的消息传开后，内地与港岛围绕陈阳的身份掀起了争执。
港岛媒体纷纷强调，陈阳的核心公司设在港岛，此次获奖当属“港岛电影人首次摘得金棕榈”，街头巷尾都透着与有荣焉的自豪，将其视作本土文化的高光时刻。
而内地这边，新闻报道则突出“陈阳为内地拍摄此片，是内地电影力量的突破”，认为这是属于整个华语影坛的里程碑，且影片全程在内地取景拍摄，与内地渊源深厚。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愈演愈烈。最终，陈阳在接受采访时平静回应：“我是华夏人，国籍从未改变。港岛的公司只是分公司，总公司在美国，内地也有办事处。《霸王别姬》在内地拍摄完成，这部作品属于所有参与其中的华夏创作者。”
一番话掷地有声，暂时平息了这场归属之争，却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本就是整个华语世界共同的分量。
陈阳的采访内容传回内地后，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报道，他那句“我是华夏人，国籍从未改变”更是被反复引用。
这一番表态，让他的名字不仅停留在文化圈，更走入了许多关注家国发展的前辈与决策者眼中。此前，他们多知晓陈阳是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笔下构建过无数奇绝的未来世界；而此刻，他以电影人的身份，带着一部扎根华夏历史与文化的作品站上世界之巅，又在归属之争中清晰亮明立场，这份担当与实力，让他的形象愈发立体。
不少人感慨：“这个陈阳，不仅会写故事，更懂如何用光影讲好中国的故事。”祖国因他的成就而自豪，这份认同，远比任何争议都更有分量。
华东水灾的消息传来时，陈阳正和中森明菜在港岛整理《霸王别姬》的获奖资料。看着新闻里受灾地区的画面，两人当即决定行动。
陈阳让旗下慈善基金迅速对接相关部门，明确向每一个受灾省份捐赠1亿美元，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款项很快由基金账户拨付到位，覆盖了所有受影响的地区。
消息公布后，全国上下一片赞誉。各大报纸、电视台纷纷报道这一善举，称其“雪中送炭，彰显大爱”。许多受灾群众通过媒体表达感谢，说这笔捐款为他们送去了重建家园的希望。
国家相关领导人也对陈阳和中森明菜的义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对同胞的深切关怀，为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树立了榜样。
一时间，“陈阳”这个名字，不仅与电影的荣耀相连，更与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紧紧系在了一起。
东南亚上映满一个月那天，发行方的统计报表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里传开来。
负责海外业务的经理敲开总监办公室的门，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香港这边破纪录了，1350万港币，好多影院说加映场次还在满座，程蝶衣的扮相现在成了茶餐厅里讨论最多的话题。”
总监指尖敲着桌面，翻到下一页：“日本那边呢？”
“更猛，2.6亿日元。东京艺术影院的排片表都排到下个月了，昨天还有影迷协会寄来一大摞观影手账，说看懂了程蝶衣和段小楼那辈子的纠葛，比看本土时代剧还上头。”
“韩国？”
“9500万韩元，虽然数字不如日本，但首尔艺术院线的上座率稳得很，影评人快把这部片夸成东方美学教科书了。”
报表往后翻，新加坡的220万新元旁边画着红圈——这数字远超预期，经理解释：“那边华人和马来裔观众都买账，有人看完特意去查京剧的资料。”
马来西亚550万马币的数字旁贴着几张影院现场照片，照片里穿传统服饰的观众举着票根合影，经理笑着说：“当地报纸说这是‘让不同文化坐进同一间影院’的片子。”
最后是泰国的5200万泰铢，数据旁备注“曼谷暹罗广场影院加映至午夜场”，总监指尖点了点那行字：“看来程蝶衣的虞姬，是真的跨了语言和文化了。”
国内在陈阳导演华东水灾向每个省份捐款1亿美元的善举传开后，全国上下都对他赞誉有加。原本就凭借文学作品在国际享有盛誉的他，这下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他执导的《霸王别姬》上映时，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上海和平影都的售票员小李忙得不可开交，一边给观众递着票，一边感慨：“这电影可太火了，好多人都是冲着陈导的人品来的。”旁边的观众也纷纷附和：“是啊，陈导这么有爱心，他拍的电影肯定得支持！”
首都的大华电影院，场场爆满。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观众走出影厅时眼眶泛红，对旁人说：“这电影太震撼了，陈导不仅心善，拍电影的本事更是没话说。”
原本预估的票房数字在这股观影热潮下被一次次打破。等到电影下映，统计数据出来，全国票房竟然比原预期翻了一倍。发行方的老板看着报表，笑得合不拢嘴：“陈导这次的慈善之举，可真是给电影添了把大火啊！”
《霸王别姬》火透全国后，韩三平的名字常出现在行业会议的闲谈里。
“峨眉厂那个韩三平，这部片子抓得准啊。”有高层随口一提，目光里带着认可。
没两个月，调令就来了。比原来的日子，早了两年零五个月。
收拾东西时，他瞥见桌上那枚《霸王别姬》的纪念书签，笑了笑——这片子，倒是成了块提前敲门的砖。
到京报到，中影的人握着他的手：“盼着你呢，《霸王别姬》这阵仗，得再多来几部。”
首都分公司办事处的电话打到陈阳办公室时，他刚签完一份慈善捐赠的补充协议。
“陈董，成了！”电话那头的负责人声音亮得像淬了火，“张艺谋那边刚松口，跟西影厂的合同一到期，就正式加盟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庆功宴刚散，他让我捎句话，说盼着跟您合作出更像样的东西。”
陈阳捏着听筒的手指顿了顿，随即笑出声来，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好，这事办得漂亮。”他抬眼看向窗外，阳光正落在《霸王别姬》的海报上，“告诉老张，咱们这儿没有那么多框框，他想拍什么，尽管放手干。”
挂了电话，他叫住秘书：“把首都办事处这个月的奖金翻倍。
陈阳盯着桌上那叠《因父之名》的改编剧本，指尖在“吉姆·谢里丹”的名字上停了停。窗外的梧桐叶刚落尽，他忽然抬头对制片人说：“就按这个改，节奏再紧些，下个月开机。”
剧组连轴转了两个多月，杀青宴上胶片还带着温度，陈阳已经让发行部的人订了去柏林的机票。“赶在92年柏林电影节申报截止前送审，”他把样片塞进航空箱，“告诉那边，这片子得让评委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父子债。”
一月末的柏林还飘着雪，电影节组委会的电话打到酒店时，陈阳正在给演员讲戏。“提名了？”他捂住听筒笑了笑，转身对满屋人扬声，“柏林那边捎信，咱们的《因父之名》，进了主竞赛单元。”
1992年2月13日，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当天， tegel机场的寒风卷着雪粒。陈阳裹紧大衣走在最前，身后跟着《因父之名》的主创团队——男主角手里还攥着昨晚改的台词草稿，女主角围巾上别着剧组特制的徽章，一行人踩着积雪往电影节主会场去时，鞋跟敲在石板路上的声响格外清亮。
提前半个月抵达的公关团队早已布好局：在电影节手册的显要位置登了全页海报，给各国影评人送了带字幕的样片，甚至在主会场附近的咖啡馆包了场，供主创随时接受采访。陈阳在休息室候场时，公关总监递来份清单，上面记着已约好的三场关键访谈，钢笔在“评审团主席专访”那行画了圈。
颁奖典礼当晚，聚光灯扫过台下时，陈阳正低声跟男主角说戏里的某个细节。直到“金熊奖”三个字念出影片名，他才猛地抬头。身后的演员们瞬间炸开了锅，女主角的眼泪砸在礼服上，男主角一把抱住他，耳旁全是快门声和欢呼。
陈阳接过奖杯时，底座的凉意透过掌心传来。他对着话筒笑了笑，先说了句德语的“谢谢”，再转成中文：“这部片子讲的是父亲与救赎，很高兴它能被世界看见。”台下掌声里，公关团队的人在后排比了个胜利的手势——他们比原历史里的那支队伍，早两年把金熊奖捧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