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组分析室内，空气仿佛带着不同的电荷。苗坤斜靠在椅背上，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看着屏幕上并排打开的两个案件窗口，嘴角那丝惯有的笑意变得有些玩味。他的对手，赵赟，那位以分析暴力犯罪见长的沿海高手，已经伏案疾书，眉头拧成了疙瘩，显然正与案件中的血腥细节搏斗。另外两名组员也全神贯注，室内只有呼吸和键盘声。
案件一：《“祭坛之火”系列纵火案》（与何锋、陈默分析的纵火案同源，但细节侧重不同）
这个版本更强调现场发现的某些怪异痕迹：并非简单的助燃剂，而是在某个起火点中心，发现被刻意摆放成环状的、烧焦的动物骨骼碎片（经鉴定为小型犬科动物），以及扭曲熔毁的廉价金属饰品。纵火似乎带有某种仪式感。
案件二：《“镜中人”失踪案》
一名独居的、有轻微洁癖和强迫症的图书馆管理员失踪。公寓整洁得过分，所有物品摆放一丝不苟，宛如样板间。唯一异常的是卫生间镜子前，掉落了一支不属于失踪者的、颜色鲜艳的口红，膏体有折断痕迹。监控显示失踪者下班回家后未再出门，公寓门锁无破坏痕迹。
表面看，一个充满原始暴力和诡异仪式感的纵火案，一个则是发生在高度秩序空间内的干净失踪案，风马牛不相及。
苗坤却像是嗅到了某种特别的味道。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立刻拆分两个案件，而是将它们并置在思维中，任由那些看似无关的要素碰撞。
仪式感的纵火……强迫症般的整洁……动物骨骼……折断的口红……
他的目光先停留在《“祭坛之火”》案上。动物骨骼和金属饰品的摆放，与其说是为了增强火势，不如说是一种象征，一种“献祭”或“净化”的表演。纵火者追求的不仅仅是破坏，而是通过火焰这个媒介，完成某种内在的、扭曲的仪式。这种仪式感，指向一种特定的心理结构——可能源于某种信仰扭曲、创伤后的执念、或是极端的控制欲。
接着，他切换到《“镜中人”》案。过分的整洁，物品的精确摆放，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但其核心也是对于“秩序”和“控制”的极致追求。失踪现场干净得诡异，仿佛被精心擦拭过。那支折断的口红，是唯一的“噪音”，是秩序被打破的痕迹，还是……故意留下的“标记”？口红颜色鲜艳，与失踪者低调的性格和职业不符，更像是某种挑衅或象征。
控制欲……仪式感……秩序的打破与建立……
一个模糊的念头在苗坤脑中形成。这两个案子的作案者，或许在心理底层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试图通过外部行为（纵火\/维持整洁&制造失踪）来构建一种内在的、绝对的“秩序”或“净化”，只是表现形式截然相反，一个向外宣泄破坏，一个向内极致收敛。
那支口红……苗坤放大《“镜中人”》案中口红的照片。颜色是俗艳的玫红色，折断处参差不齐。它出现在镜子前。镜子是什么？是自我审视，也是身份投射的工具。这支不属于失踪者的、被折断的鲜艳口红，出现在镜子前，像不像一个被强行打断的、关于“另一种身份”或“另一种面貌”的仪式？
而《“祭坛之火”》中，那环状摆放的动物骨骼和饰品，何尝不也是一种在火这个“镜子”前进行的、关于毁灭与新生的扭曲仪式？
时间过去四小时。赵赟似乎已经完成了对纵火案暴力层面的侧写，开始猛攻失踪案，试图从门锁、通风口等物理入口寻找突破。另外两名组员也各自埋头苦干。
苗坤却依然不慌不忙。他开始深入挖掘两个案件的背景细节。
在《“祭坛之火”》的补充材料中，他找到一份心理学家对纵火现场象征物的初步解读笔记（非正式结论），提到环状骨骼可能象征“禁锢”或“循环”，廉价金属饰品可能代表“虚假的价值”或“渴望被关注”。
在《“镜中人”》的失踪者社交网络排查记录中，他发现一条极其隐蔽的信息：失踪者在一个极其小众的、关于“秩序美学”的论坛上曾有匿名发帖，讨论过“彻底清除生命中的杂乱元素”的话题，语气偏执。
苗坤的眼睛眯了起来。论坛匿名……渴望关注……虚假价值……
他大胆假设：这两个案子的作案者，会不会是同一类人？甚至……《“镜中人”》的失踪者，并非受害者，而是作案者？她精心布置了自己的“失踪”，那支口红是她故意留下的、标志着与过去某种“杂乱”身份（或许与纵火案代表的某种过去有关）决裂的仪式性物品？而《“祭坛之火”》则是她（或他）更早期、更原始的情绪宣泄和仪式尝试？
这个想法极为大胆，几乎推翻了《“镜中人”》案的基本设定。但苗坤觉得，大赛提供这两个案件要求寻找关联，或许正是在考验这种打破常规的联想能力。
他需要为这个假设寻找支撑。如果失踪者是作案者，她如何离开密室般的公寓？他重新检查公寓结构图，重点查看往往被忽略的细节：通风管道？空调检修口？还是……更心理层面的“离开”——社会性死亡？
同时，他尝试寻找两个案件在时空或要素上的微弱联系。纵火案发生城市与失踪案城市相距数百公里，时间上纵火案在前，失踪案在后。是否有任何线索表明失踪者曾到过纵火案城市？或者，两座城市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联系，可能孕育出具有相似心理结构的个体？
时间只剩下三小时。苗坤决定兵行险着。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论证这个“作案者心理同源”及“《镜中人》可能是伪装失踪”的假设上。
他撰写报告：
对于《“祭坛之火”》案，他侧写作案者具有强烈的仪式化心理需求，通过纵火与特定物品摆放来实现扭曲的净化或掌控感，可能源于深层次的心理创伤或信仰偏差，社会关系中可能存在孤立、渴望被认同又憎恨世俗的特征。
对于《“镜中人”》案，他提出颠覆性观点：失踪者很可能为自主策划失踪。现场的极致整洁和那支突兀的口红，共同构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告别仪式”。口红代表其意图摒弃的、某种不符合其内在秩序要求的“旧身份”（可能与性、情感或某种社会角色相关）。所谓的“密室”状态，可能通过心理误导（如刻意营造的整洁）和利用常规勘查盲点（如极小通风口，或延迟离开制造时间差）实现。动机可能是极端的自我重塑或逃避某种巨大压力。
在关联论述中，他明确指出：两案作案者（或《镜中人》案的“主角”）共享一种对“秩序\/净化”的病态追求，并将此追求外化为具有强烈仪式感的行为。两者行为可被视为同一心理谱系上的不同极端表现：一者向外暴力宣泄，一者向内极致控制。建议并案考虑心理画像，搜寻具有类似心理特征的人员，尤其是在两案发生地有过活动记录、且生活经历中存在重大变故或长期压抑的个体。
报告提交。苗坤长出一口气，脸上恢复了那种懒洋洋的表情，仿佛刚才进行了一场有趣的思维游戏。
赵赟几乎同时提交，看向苗坤的眼神带着审视和一丝不解，显然他的报告走的是更传统的暴力犯罪分析与密室破解路线。
结果如何？苗坤的报告无疑是一枚炸弹。要么因极具开创性而获得高分，要么因过于离经叛道而被判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