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把隆安县招待所那间小房间的玻璃窗染成了橘红色，光线斜斜地落在木桌上，把摊开的一叠单据映得透亮。林晓坐在桌前，指尖捏着一张皱巴巴的《房屋维修结算单》，上面“向阳里小区墙体应急维修费元”的字迹被水洇过，边缘发卷，像极了王大爷那双皴裂的手。张桂兰坐在对面的折叠椅上，手里攥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的不是饼干，是12名医保患者的购药小票和3位菜市场摔伤老人的病历，盒盖边缘被磨得发亮，是她这些年跑政府时，揣在围裙兜里蹭出来的痕迹。
“这张是去年11月的，”张桂兰从饼干盒里掏出一张泛黄的小票，递给林晓，“李婶那时候还没断药，只是报销压着，她舍不得买进口胰岛素，改买国产的，结果过敏，去医院花了860块——医生说要是早点用惯常的药，根本不会过敏。”林晓接过小票，指尖碰到张桂兰的手，冰凉，还带着点颤。她知道，张桂兰不是冷，是想起了李婶昏迷时那张惨白的脸，想起了自己送李婶去医院时，李婶攥着她围裙带子说“我不想死”的模样。
林晓把小票放在“医保损失”那堆里，抬头看向窗外——招待所楼下的梧桐树刚抽新芽，风一吹，叶子簌簌响，像极了前作医保案时，她在滨海市医院走廊里听到的患者咳嗽声。她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老周”的名字，手指悬在拨号键上顿了顿。老周是前作医保案里负责财务核查的同事，那会儿他们对着一沓沓被贪腐分子篡改的报销单，算过一笔又一笔“民生账”，算到最后，老周红着眼说“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得问问老周，前作是怎么算损失的，”林晓按下拨号键，对张桂兰轻声说，“咱们不能漏算，也不能多算，要让高县长知道，他‘拖’掉的不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苦。”
电话响了三声就通了，老周的声音带着点刚从文件堆里抬起来的沙哑：“晓啊，隆安的事怎么样了？前几天陈谨还跟我念叨，说你去查‘躺官’，比查贪官还费劲——贪官贪了钱，证据在账上；躺官拖的事，证据在老百姓的日子里。”
林晓握着手机，指节微微发白：“周哥，我现在跟张主任在算损失，向阳里改造拖了8个月，额外花了维修费；医保压了83万，患者断药去医院；菜市场占道，老人摔跤——我怕算不全，想问问前作咱们是怎么分类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周的声音沉了下来，像是回到了前作查医保案的日子：“前作那会儿，咱们分了三类：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民生损失、社会影响损失。直接损失是能算出钱的，比如被贪走的报销款；间接损失是看不见的钱，比如患者因为断药多花的住院费；社会影响损失，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个最难算，但最金贵。”
林晓赶紧从帆布包里掏出笔记本，笔尖在纸上飞快地写：“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信任损失。”张桂兰凑过来看，手指点在“间接损失”那几个字上，小声说：“王大爷摔了跤，儿子从外地回来，来回车费花了2000多，还请了假，扣了工资——这算不算间接损失？”
林晓把这话转给老周，老周立刻说：“算！怎么不算？前作有个患者，因为报销压着，儿子请假回来陪他看病，扣了半个月工资，咱们把这笔钱也算进去了——贪官贪的是钱，躺官拖的是老百姓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都是钱，是比现金更金贵的‘民生成本’。”
挂了电话，林晓把笔记本摊在桌上，和张桂兰一起，开始一张单据一张单据地核。桌上的台灯亮了，暖黄色的光洒在单据上，把那些冰冷的数字照得有了温度——不是钱的温度，是老百姓受苦的温度。
“向阳里的直接损失，”林晓拿起住建局给的《应急维修明细表》，一条一条念，“2024年10月，墙皮脱落修了一次，8000元；12月，屋顶漏雨换了防水，元；2025年2月，楼道积水淹了电路，修了6000元……”她念到“2025年3月10日，墙体裂缝贴警示、拉警戒线，2000元”时，声音顿了顿——那天正是王大爷摔了跤，张桂兰哭着给她打电话的日子。张桂兰听到这个日期，眼圈红了，从饼干盒里掏出一张照片，是那天她拍的王大爷坐在湿地上的样子，老人的裤腿沾着泥，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
“这些维修费，本来都不用花，”张桂兰的声音有点发颤，“要是去年8月就启动改造，墙皮不会掉，屋顶不会漏，王大爷也不会摔——这150万，是高县长‘拖’出来的冤枉钱。”林晓把明细表上的数字加起来，元，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向阳里直接损失：元”，笔尖在“150万”那几个字上顿了顿，像是怕把纸戳破。
接下来是医保损失。林晓把12名患者的购药小票、住院病历摊开，一张一张算。李婶的病历上写着“酮症酸中毒，住院7天，医疗费元”，张桂兰在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其中6000元是因为断药导致的并发症，本来不用花。”王婶的购药小票里，有一张是“血糖仪试纸，150元”，张桂兰说：“她以前用医保买，能报80%，现在自己买，一分钱不报，一个月得花600块——压了3个月，多花了1800。”
林晓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直接损失是83万报销款，间接损失是12名患者多花的医疗费、购药费，一共元。她把笔记本递给张桂兰，张桂兰看着上面的数字，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说这高县长，天天说财政紧，舍不得花1300万改造，舍不得发83万报销，结果呢？光这些冤枉钱，就花了35万——这账，他怎么就不算算？”
林晓没说话，她想起前作医保案时，老周跟她说的一句话：“有些干部，账算得精，算的是自己的乌纱帽账；老百姓的民生账，他们从来不算，因为那账上没有‘政绩’两个字。”她从帆布包里翻出前作医保案的《损失核算报告》复印件，封面上“民生无小事，每一分都要算清”的字样，是陈谨亲手写的。她把复印件放在隆安的损失清单旁边，两张纸叠在一起，像是前作和现在的民生苦，紧紧贴在了一起。
最后是信任损失。这个没法用钱算，但林晓和张桂兰都知道，这笔“账”最重。张桂兰从饼干盒底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是2024年10月，向阳里居民给高县长写的《恳请信》，上面有15户居民的签名，还有王大爷用毛笔写的“为民做主”四个大字。信的边缘被翻得卷了边，上面还有几滴干了的泪痕——是张桂兰上次找高县长时，被秘书拦在门外，急得哭了，眼泪滴在信上的。
“上次我把这封信递上去，秘书说‘高县长忙招商，没时间看’，”张桂兰把信展开，手指轻轻拂过那些签名，“你看，这是李婶的签名，她那会儿还没断药，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用力；这是王大爷的，他眼睛不好，写得慢，‘主’字的点，戳了三次才戳对地方——他们那时候还信政府，还觉得高县长会帮他们。”
林晓看着信，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她想起前作医保案结案时，有个患者给她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信政府，得安心”。那时候她以为，贪腐抓了，老百姓的信任就回来了；现在她才知道，信任不仅怕贪，更怕拖——贪腐伤的是钱，拖伤的是心。
夜色渐深，招待所楼下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窗户，照在桌上的损失清单上。林晓把三张清单整理好，用回形针别在一起：第一张是直接损失，元；第二张是间接损失，元；第三张是信任损失，上面没有数字，只有那张《恳请信》和王大爷的照片。
她把清单放在桌上，看着张桂兰把铁皮饼干盒盖好，小心翼翼地揣回围裙兜里。张桂兰的围裙上，还沾着早上帮李婶买菜时蹭的青菜叶，袖口的蓝布袖套，磨得露出了里面的白棉布——这是基层干部的样子，也是老百姓能抓住的、最实在的“信任”。
“明天把这清单交给工作组，”林晓拿起前作的《损失核算报告》，对张桂兰说，“前作咱们能让贪官还回民生钱，现在也能让高县长知道，他拖掉的民生，得用责任还回来。”
张桂兰点点头，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路灯。路灯下，有个卖烤红薯的大爷，推着车慢慢走，红薯的香气飘上来，暖融融的。张桂兰突然说：“等向阳里改造好了，我请你吃烤红薯，就吃那个大爷的——他以前总在菜市场门口卖，后来占道被赶走了，等菜市场整治好了，他就能回去了。”
林晓也走到窗边，看着那个烤红薯的大爷，心里突然亮堂起来。前作的民生苦，现在的民生难，都不是白受的——只要有人把这些苦记下来，把这些账算清楚，把这些躺官揪出来，老百姓的信任，就能一点一点找回来。她低头看了看桌上的损失清单，又看了看前作的报告，觉得这两张纸，像是两座桥，一座连着过去的反腐，一座连着现在的守民生，而她和张桂兰，还有无数像她们一样的人，正在桥上走，一步一步，把老百姓的日子，走得踏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