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一节
蝉鸣把夏天拉得又稠又长，像晒在竹竿上的白衬衫，浸了汗水，沉甸甸地坠着。高中毕业证揣在口袋里，边角被反复摩挲得发毛，油墨味混着夏末的热空气钻进鼻腔，竟有种不真切的眩晕感。
我们好像一群被关了十年的鸟。那笼子是方方正正的教室，是堆成山的试卷，是老师粉笔灰里的训诫，是家长眼神里的期盼。十年，足够羽翼被磨得黯淡，足够把飞翔的本能压进骨头缝里。可当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响起，当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你们自由了”，那层无形的枷锁“咔哒”一声崩断，骨头缝里的东西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带着点生猛的痒。
白天是没法出门的。太阳毒得像要把柏油路烤化，那时候家里还没有风扇，只有拿扇子扇，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老妈在厨房和客厅间转来转去，眼神落在我身上，总带着点“这么大个人在家吃闲饭”的探究。我缩在房间里，要么对着天花板数纹路，要么翻出几本旧书，字都认识，凑在一起却像天书。
熬到太阳西斜，天擦黑的时候，才算活过来。
张文明会在巷口吹一声口哨，调子拐着弯，是我们约定好的信号。我趿拉着拖鞋跑出去，吴伟良、刘旭尉、周明华已经在那儿了，靠墙根站着，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烟是偷偷摸摸买来的，劣质烟草味呛得人咳嗽，却没人舍得扔。几个人凑在一起，把烟夹在指间，烟雾缭绕里，话就多了起来。
“去哪儿？”周明华吐了个烟圈，眼神里带着点无处安放的躁动。
“瞎逛呗。”吴伟良弹了弹烟灰，“总比在家听我妈念叨强。”
于是就逛。沿着街道慢慢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看晚归的人骑着自行车匆匆掠过，听巷子里传来饭菜香和零星的咳嗽声。我们走过张家弄，走过丰收农机厂，最后，不知怎么就晃到了中学后院墙。
昏黄的路灯照在围墙上，墙不高，砌得歪歪扭扭，墙头上还插着些碎玻璃，锈迹斑斑的。墙根下长着几丛杂草，被我们的脚碾得蔫头耷脑。
这堵墙，我们看了四年半，每天从它旁边经过，知道哪块砖松动了，哪段墙皮掉了块角。
“你说，”刘旭尉突然开口，声音压得有点低，带着点恶作剧的兴奋，“这墙，是不是一推就倒？”
没人接话，但眼睛都亮了。
我盯着那段最歪的墙，脑子里不知怎么就冒出个念头，带着点荒诞的正义感：“要是真能推倒，倒是好事。”
“啊？”张文明愣了一下，“推倒了算什么好事？”
“你想啊，”我蹲下来，用手指抠着墙缝里的土，“这墙看着就不结实，万一哪天塌了，砸到学弟学妹怎么办？我们推倒它，学校肯定得砌新的，新的不就安全了？”
这番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道理，好像我们不是在搞破坏，倒是在做好事了。几个人对视一眼，眼里的那点兴奋像火星子一样，“噌”地就燃起来了。
“对，有道理！”吴伟良第一个响应，搓了搓手，“为了学弟学妹的安全！”
“来！”张文明走到墙边，把烟屁股摁在地上，“搭把手！”
我们几个并排站好，后背抵住粗糙的墙面，能感觉到砖块之间松动的缝隙。夜色像块黑布，把我们的影子和墙的影子糊在一起。
“一——二——三！”
齐声发力，肩膀狠狠撞上去。墙面晃了晃，落下一阵尘土，迷了眼睛。
“再来！”
“一——二——三！”
这次用的力气更大，胳膊上的肌肉都绷紧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像闷雷滚过，那段十几米长的围墙，真的塌了。碎砖和泥土堆在地上，扬起的灰呛得人直咳嗽。
寂静了几秒，只有远处谁家的狗被惊醒，汪汪叫了两声。
“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我们没敢狂奔，怕动静太大引来人，只是快步走，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加快，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拐过两个街角，确定没人追来，才停下来，靠在墙上大口喘气，脸上却忍不住咧开嘴笑，带着点后怕，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的、破坏规则后的快感。
过了几天，路过学校，看见塌掉的地方果然重新砌了墙。但新墙砌得敷衍，砖缝歪歪扭扭，用手敲敲，声音发空。
“这不行啊，”吴伟良撇撇嘴，“还不如不砌，照样不安全。”
于是，没过多久，趁着又一个晚上，我们故技重施。这次更轻，更有经验，找准了新墙最薄弱的地方。也许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力气真的像雨后的春笋，一天一个样，没用太大劲，那面将就着砌起来的新墙，又塌了。
这次我们走得更从容，好像做了件理所当然的事。
家里那个小天井，是全封闭的，四面是墙，头顶是天。没处去的时候，我们就窝在这儿，抽烟，喝茶，聊些不着边际的话。茶是最便宜的粗茶，烟是几个人凑钱买的劣烟，日子就这么慢悠悠地耗着，耗得人心头发慌。
“太无聊了，”我坐在台阶上，看着天井里光秃秃的地面，“要不，咱们弄个鱼池？”
这话一出，几个人眼睛都亮了。有事干，总比坐着发呆强。
说干就干。砖头好办，附近有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我们趁着没人，七手八脚搬了些回来，藏在天井角落，码得整整齐齐，像堆小山。
可砌鱼池得要水泥。那时候的水泥金贵得很，四元钱一包，算得上是紧俏货。我们几个口袋比脸都干净，偶尔有几毛钱，也得攥出汗来，最后还是乖乖贡献给烟摊。四元钱？够买好几包烟了，谁舍得拿去买水泥。
就这么卡了好几天，眼看砖头堆在那儿，鱼池连影子都没有，心里急得慌。
这天，吴伟良突然神神秘秘地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知道哪儿有水泥。”
“哪儿？”我们一下子都围了上去。
“不远，一个厂里的仓库，围墙二米多高，我瞅过了，能翻。”吴伟良眼里闪着光，“就是……有点重，一百斤一包。”
“怕个屁！”张文明拍了拍胸脯，“咱们这么多人，还弄不回来？”
当天半夜，我们就行动了。月黑风高，正好办事。那围墙确实不矮，吴伟良身手最灵活，先爬了上去，在墙头上探了探，朝我们摆手。我们几个轮流上，踩着对方的肩膀，好不容易都翻了进去。
仓库角落里堆着几包水泥，袋子沉甸甸的。吴伟良蹲下身，示意我们搭把手，他先把水泥包扛起来，一点点顶到墙头上，墙头上的人再接住，慢慢递下去，墙外的人在底下接应。一百斤的水泥，压得人胳膊发酸，后背冒汗，心跳得像要炸开。可谁也没吭声，咬着牙，硬是把一包水泥完整地弄了出去。
翻出围墙，把水泥藏进事先准备好的板车里，几个人才瘫在地上喘气，浑身的汗把衣服都浸透了，风一吹，凉飕飕的，却觉得浑身舒畅。
“嘿，”吴伟良喘着气，突然笑了，“我刚才在仓库里还瞅见一副杠铃，就放在水泥旁边，看着挺沉，得有一百二十斤。”
“杠铃？”我眼睛一亮，“弄回来啊！正好没事锻炼锻炼身体。”
“明天晚上，再来一趟？”吴伟良提议。
“来！”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去了。有了前一晚的经验，熟门熟路。那副杠铃确实沉，铁疙瘩冰凉，搬起来能压得人直打晃。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轮流抬，硬是把那副杠铃也给弄了回来。
水泥有了，杠铃也有了。我们在天井里热火朝天地忙了起来，和泥，砌砖，吴伟良手巧，负责找平，我和张文明搬砖递灰，刘旭尉和周明华负责和泥，弄得满身是汗和泥点子，像群泥猴。几天下来，一个不算规整但总算像模像样的鱼池，还真砌成了。
站在鱼池边，看着里面慢慢注满水，荡漾着水光，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没鱼。
那时候没有自由市场，想买金鱼，有钱都没地方去。百货大楼里倒是有卖鱼缸的，可鱼影子都见不着。几个人趴在池边，看着空荡荡的水，又开始犯愁。
“要不……咱们自己去捞？”周明华提议，“高桥小河那边好像有小鱼。”
“那哪行，”我摇摇头，“咱们这鱼池，怎么也得养几条像样的金鱼吧？”
正琢磨着，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一拍大腿：“有了！”
“谁啊？”
“王正林家隔壁，那个长姆青家，”我压低声音，“我以前去王正林家玩，看见他家有个大鱼缸，里面养着好几条金鱼，红的，黑的，还有带花的，可好看了。”
王正林是我们同学，平时玩得还行。他家和长姆青家合用一个园子，中间隔着一段矮墙，矮墙那儿有个公用水龙头。
“你是说……”张文明的眼睛眯了起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舔了舔嘴唇，心里有点发紧，但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冲动，“小心点，应该没问题。”
吴伟良立刻点头：“我看行。”
计划就这么定了。还是那几个人：我，张文明，吴伟良，刘旭尉，周明华。分工明确：刘旭尉和周明华去东西街口望风，有行人过来就咳嗽为号；我和吴伟良负责拆那段矮墙上松动的几块砖，弄出个能过人的缝隙，同时盯着王正林家的动静；我和张文明负责捞鱼，我还得留意长姆青家的窗户。
那天晚上，月亮躲在云后面，天色暗得正好。我们猫着腰，摸到园子外面，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我们动作都很轻，几下就把那几块砖卸了下来，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我先探进去看了看，朝张文明招招手。
我和张文明一前一后钻了进去。园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声。长姆青家的窗户是落地的，窗帘没拉严，能隐约看到里面的陈设。那个大鱼缸就放在窗边，月光透过缝隙照进去，水面泛着微光，几条金鱼在里面慢悠悠地游着。
更要命的是，长姆青的床，就搭在鱼缸旁边的房间里。透过窗户，能清楚地看到他躺在床上，甚至能听到他喘气的声响，睡得很沉一动不动像块石头。
“轻点。”我用气声对张文明说，手心全是汗。
我们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摸到鱼缸边。张文明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尼龙袋，我负责用小网捞。金鱼好像睡着了，没怎么挣扎，一条，两条，三条……不一会儿，尼龙袋就沉甸甸的了。
长姆青翻了个身，我们吓得赶紧蹲下来，心脏差点从嘴里跳出来。等了好一会儿，见他没醒，才敢继续。
捞完鱼缸里的鱼，我眼角余光瞥见旁边还有个小缸，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凑过去一看，是一缸黄鳝，滑溜溜的，在水里扭来扭去。
我心里一动，伸手就想去拎那个小缸。黄鳝在当时可是好东西，能卖不少钱，或者自己炖汤喝，鲜得很。
可手刚碰到缸沿，我突然停住了。
我抬头看了看小缸摆放的位置，离王正林家那边更近一些。以前来玩的时候，好像听王正林他妈说过，家里经常会买点黄鳝，说是要给王正林补身体。
这……这应该是王正林家的。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长姆青和我们不熟，可王正林是一起玩的同学，是伙伴。
我慢慢收回手，叹了口气，对着张文明摇了摇头，示意走了。张文明愣了一下，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那个小缸，又看了看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我们拎着装满金鱼的布袋，原路返回，从那个洞口钻了出去，把砖重新砌好，动作轻得像风。
刘旭尉和周明华在街口等着，见我们出来，赶紧迎上来。“得手了？”
我扬了扬手里的尼龙袋，里面传来金鱼游动的水声。几个人相视一笑，没多说什么，趁着夜色，快步往家走。
鱼缸里的金鱼，成了天井里最鲜活的风景。每天都有人来看，喂点饭粒，看着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心里那点躁动，好像也被抚平了些。
没过几天，刘建华找到了吴伟良，神神秘秘地说了件事。
“我天星湖有个朋友，托我弄点东西，”刘建华搓着手，“电线，喇叭啥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有事干，自然是好的。我们闲得骨头都快生锈了。
“哪儿有？”吴伟良问。
“学校里就有，”刘建华压低声音，“教室墙上挂的那种小喇叭，一摘就下来。”
当天晚上，我们就摸进了学校。暑假里的校园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在黑暗里投下昏黄的光。教室的门没锁死，轻轻一推就开了。那些挂在墙上的小喇叭，果然好摘，几个人分工，很快就拆了一排教室的喇叭，用袋子装着，偷偷运了出去，交给了刘建华。
“够意思，”刘建华挺满意，“不过，我那朋友还想要对大的，就是那种工厂大礼堂里挂的大喇叭箱，你们敢不敢？”
“有啥不敢的？”吴伟良拍了拍胸脯，眼里的光又亮了起来。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分头去侦察，把附近几个工厂都摸了一遍，终于在一个农药厂的大礼堂找到了目标——一对半人高的大喇叭箱，漆成深棕色，看着就很沉。
又是一个深夜，我们行动了。农药厂礼堂没有围墙，不用费劲爬墙了，大礼堂的门是锁着的，但窗户的插销有点松，吴伟良用铁丝捅了几下，就把窗户撬开了。
那对大喇叭箱是真沉，几个人抬着，累得呼哧带喘，从窗户递出去，再合力搬到墙外藏好的板车上。一路推回来，胳膊都快断了。
具体是连夜送走的，还是隔了一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没过多久，刘建华从天星湖带回来一条飞马牌香烟，塞到我手里。
“拿着，我那朋友给的，”他笑得一脸灿烂，“辛苦兄弟们了。”
一条烟，二百支，是我们两天“成果”的回报。几个人把烟拆开，你一支我一支地抽着，烟雾缭绕里，没人说话，但脸上都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得意。
有了那副杠铃，我家的天井更热闹了。每天都有人来，光着膀子，嘿咻嘿咻地举着杠铃锻炼身体。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砸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锻炼完了，就挪到我房间里，抽烟，喝茶，天南海北地侃。我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地上常年堆着书和杂物。没人在意卫生，烟头更是随手就扔，地上、床底下、窗台上，到处都是，积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我是真懒，懒得扫地，觉得反正也没人来检查，乱就乱点，自在。
直到有一天，我爸突然回来了。
他没提前打招呼，推门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还在吞云吐雾，唐国强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嘴里叼着烟，说着什么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爸什么也没说，只是皱了皱眉，转身出去，再进来的时候，一手拿着扫把，一手拎着个簸箕。他就那么弯着腰，默默地扫着地上的烟头。
一支，两支……烟头多得吓人，他扫了满满两簸箕，倒进外面的垃圾桶里。整个过程，他一句话没说，没骂我，也没瞪我们，甚至没看床上的唐国强一眼。
唐国强大概也觉得有点不自在，把烟掐了，坐起身，没再说话。
我看着我爸弯腰扫地的背影，他的腰好像比以前更弯了些，头发里也多了些白丝。以前他看到我房间这么乱，早就劈头盖脸一顿骂了，有时候急了还会动手。可这次，他什么都没做，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扫干净了。
等他出去，房间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你爸……”张文明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闷的。那比被他打一顿、骂一顿，难受多了。我突然觉得，那些厚厚的烟头，像一层灰，蒙在我心上，也蒙在我爸眼里。
“我去打点水，”我站起身，声音有点哑，“把地拖拖。”
他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也赶紧站起来：“我来我来。”
我一边拖地，一边想着我爸刚才的样子。他好像……变了。不再是那个只会用拳头和嗓门说话的父亲了。他这无声的一下，比任何严厉的惩罚都管用。
或许，他也在学着怎么跟我这个刚毕业、浑身是刺的儿子相处。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闻着房间里淡淡的肥皂水味，我第一次觉得，有些东西，好像真的不一样了。我们这群刚飞出笼子的鸟，除了瞎扑腾，似乎也该想想别的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像条路，又像根绳。
十年笼破羽初松，
夜踏街尘影未踪。
汗透青衫狂气在，
墙根烟蒂记疏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