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泥里生
第十五章第二节
教室后墙的标语被雨水泡得发皱，教室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褪成了浅灰。我数过窗台上的裂缝，一共十七道——就像我在这所高中待的两年里，真正把屁股钉在木椅上听课的日子，凑起来恐怕还填不满一百个日出。
数学于百章老师的袖口磨出了毛边，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声音像钝刀割草。第三章第四节，完了讲第五节。他总这样，戴着副老花镜，眼皮都不抬，说着一口听不懂的普通话，仿佛课本不是要教进脑子里，是要赶紧念完交差。前排的顾菊英用铅笔在桌角刻小人，后排的吴伟良他们把《农业基础》课本折成纸牌，甩得啪啪响。我盯着黑板上的二次函数，那些抛物线像被风吹乱的蛛网，缠得人头晕。起初还能抓住几个知识点，后来进度快得像赶火车，老师一节课能翻完小半本书，再听课时，耳朵里就只剩嗡嗡声，比牛场弄口老槐树上的蝉鸣还模糊。
晚饭时我扒着碗里的红薯稀饭，让我去建筑队上班吧，王叔说能给我算个普工。灶台上的灯光晃着娘的影子，她正用粗布擦着豁口的碗，手背上的裂口沾了面粉，像冻裂的土地。胡说啥。爹把烟头踩到脚底下，火星子落在地上，好歹混到高中毕业。现在是臭老九，保不齐哪天就变了天？他吐出的烟圈在灯光下一圈圈的散开，我看见他鬓角的白头发，比去年又多了些。
没办法，只能接着在教室里耗。阳光斜斜地从糊着纸的窗棂漏进来，照见空中飞舞的粉笔灰，也照见前排顾菊英低头记笔记的背影。她的花布褂子洗得挺干净的，袖口却总是熨得平平整整，铅笔头削得尖尖的，在糙纸本上写得沙沙响。整个教室，好像只有她还在跟那些天书较劲。
那年夏天来得早，麦收刚过，我们就卷了铺盖。学校没有办任何结业仪式，甚至没人跟我们说句。我背着打满补丁的帆布包走出校门时，看见很多同学站在门口树下，眼神里带着点依依不舍，有的人手里攥着本翻烂的《新华字典》。以后...大家挥挥手，算是告别了。风卷着麦糠吹过，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几条荒野里没处去的路。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十年学堂生涯，脚一沾地，就算是踏入社会了。
那一年，是正经的公元1976年。
年初的雪下得特别大，我在水泥厂学工砸石头，耳朵里塞着棉絮还挡不住寒风。广播里突然放起哀乐，凄厉的调子裹着雪粒子砸下来。周总理...走了。旁边烧窑的老工人蹲在地上，烟袋锅抖得厉害。我看着漫天大雪，想起小时候在县城电影院墙上见过的照片，那个总穿着中山装、笑着挥手的老人。那天水泥厂停工了半天，好多人蹲在雪地里，一句话都不说，只有雪花落在棉袄上的簌簌声。
入伏后怪事多，天燥得像要着火，井水下去半尺，连老狗都趴在树荫里吐舌头。七月初六那天后半夜，我被震醒了——不是打雷，是地在动。桌上的粗瓷碗摔在地上，我拽着娘往外跑时，听见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响，像有无数辆拖拉机从地底开过去。后来听广播里说，是唐山，地陷了，好多人...没出来。
没过多久，广播里又响起哀乐。这次是朱老总。爹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烟，院子里的向日葵蔫头耷脑的，像是也听懂了那悲戚的调子。
九月初九那天，我正往县城去想看电影，突然路边的广播停了音乐，响起播音员哽咽的声音。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整个县城好像被施了定身法，挑着担子的、推着车的，都愣在原地。有人哭出了声，有人蹲在地上捶着胸口。我手里的电影票飘落在地，风卷起票角，像片没根的叶子，电影院门口挂出了牌子，所有电影停咉。
那天回去的路特别长，夕阳把影子拉在公路上，一步一挪，像拖着千斤重的石头。
转折来得比谁都快。十月头上，公社的大喇叭突然放起了《东方红》，声音大得能震掉墙皮。四人帮有人举着红绸子从街上跑过，后面跟着黑压压的人。我挤在人群里，看见很多人举着个用红纸糊的小旗子，脸涨得通红，眼睛亮得像星星。有人拽着我的胳膊往高处跑，你看！好多人！风把她的辫子吹起来，沾着的麦糠落在我手背上，痒痒的。那天晚上，公社礼堂开起了演唱会，没有票的人在自己园子里敲着搪瓷缸子唱歌，唱到半夜都不停。
再后来，广播里开始提一个名字——邓小平。老爸说：这个人，能让咱们吃饱饭。并从包里拿出几份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给我看：你看他笑得多实在。阳光透过我的发梢，在报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印着铅字的纸页，好像真的透出点暖烘烘的希望来。
1976年就这么过去了。像条翻涌的河，载着悲伤、恐惧、还有突如其来的光亮，把我们这些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卷着、推着，往不知名的远方去。我站在我家门口的桥面上，看着远处的船只走过了一艘又飘来了二艘，突然想起父亲那天说的话——以后，总会好的吧？
风掠过耳畔，好像真的带着点不一样的味道了。
标语斑驳窗裂延，蛛缠函数课如烟。
骤起东方声破夜，春雷隐动未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