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二节
踏进巷口的那一刻，鼻腔里涌进的风都带着熟悉的甜意。砖缝里钻出的青苔吸饱了潮气，在灰砖上洇出深浅不一的绿；墙头上耷拉着的丝瓜藤缠缠绕绕，把夏末的阳光筛成碎金；拐角处油条大饼店的铁皮桶里，新炸的油条正“滋滋”冒油，香气混着煤炉的烟火气漫过来，像是无数双温柔的手，一下子把我从异乡的生涩里捞了出来。
空气裹着初夏的热意，却比任何地方都让人踏实——这里的风知道我小时候爬过哪棵老榆树，树干上至今留着我刻的歪扭名字；这里的石板路记得我光着脚丫追过哪只三花猫，雨后水洼里还能映出当年奔跑的影子；连街坊邻里隔着老远喊出的“木子”，都带着蜜一样的黏稠，比在小镇听到的任何称呼都熨帖。
第二天清晨，我攥着那张盖了红章的介绍信，站在化肥厂斑驳的铁门前。红砖墙上“安全生产”四个白漆大字褪了色，边角卷着皮，却依然透着时代的硬朗。行政科在办公楼一楼，陈科长抬头推眼镜时，我才认出他是陈近虎的父亲——那个总爱在校门口揪着迟到学生耳朵的男人。他镜片后的眼睛上下打量我的时候，我刻意挺直了背，没提半句“同学”的名分。自来熟的套近乎不是我的性子，哪怕这层关系或许能让日子好过些。
“去饮料部吧。”他在表格上划了个勾，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负责发汽水，跟着老张师傅学。”
我后来才知道，他说的“老张师傅”，是个女人。
领汽水的房子在厂门口右侧，搭着个简易的帆布棚，水泥顶被太阳晒得滚烫，老远就听见此起彼伏的“拿票来”“两瓶橘子味”。带我来的干事朝棚子里喊了声“张姐，新来的临时工”，一个围着蓝布围裙的女人转过身来。
我当时喉咙里像卡了颗话梅，酸甜的涩意直往脑门上冲。她脸上浮着几块瓷白的斑，在黝黑的皮肤映衬下格外显眼，尤其是眼角那块，顺着皱纹的纹路铺开，像片被霜打过的枯叶。可她笑起来的时候，那些斑忽然就活了，跟着眼角的纹路一起颤，反倒添了种说不清的亲和。我那时候年纪小，见了这种不常见的模样，脚底板下意识地想往后缩，像撞见了什么新鲜又胆怯的事。
“叫我张师傅就行。”她声音倒挺亮，像浸了井水的铜铃，不像外表看着那么沉郁。手里的铁夹子“啪”地合上，夹起张汽水票往铁丝上一挂，动作麻利得像在表演。她打量我两眼，忽然往我跟前凑了凑，帆布棚的阴影落在她半边脸上：“你是李医生家的小子吧？住东头巷子口那个？”
我愣了愣，点头时脖颈的骨头都发僵。她见我应了，眼睛弯得更厉害，眼角的白斑跟着动了动：“我就说看着面熟。你妈前阵子还来厂里换过汽水票，我给她留了两沓橘子味的，她说你打小就爱喝这个，夏天能抱着瓶子吨吨灌。”
这话像根细针，轻轻挑开了我心里那点拘谨。原来她认识我妈，还记着我这点孩子气的喜好。那天上午，她没让我碰任何东西，只指了指角落的竹椅：“坐着看，看会了再说。”我就坐在那儿，看她如何用铁夹子飞快地分类票根，如何把冰镇的汽水瓶擦得锃亮，遇到插队的工人，她从不硬顶，只扬着嗓子喊：“后面排队的师傅帮看着点哟，这小伙子手快，轮着来都有份！”她说话时总带着点笑意，那些瓷白的斑好像也没那么刺眼了，倒像是岁月在她脸上盖的特别印章。
天越来越热，车间里的工人渴得凶，窗口排起的队能绕到传达室。张师傅跟上面申请加人，第三天一早，一个瘦高个揣着介绍信进来，我抬头一看，差点笑出声——沈子平，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同学，他妈是总爱拖堂的语文老师。
“你们认识？”张师傅见我们俩对着瞪眼，手里的铁夹子顿了顿，票根在铁丝上晃悠。
“何止认识，”我拍了下沈子平的胳膊，他的白衬衫被晒得发蔫，“当年抄作业都得看他脸色，他不点头，全班都得等着挨罚。”
沈子平脸一红，挠了挠头。他比小时候长开了，眉眼还是那么周正，就是说话依旧细声细气的，像怕惊扰了谁。
其实三个人管这个棚子，确实有点闲。张师傅主外，负责核对票子和递汽水；沈子平管开票，在本子上记着谁领了多少，字迹跟他的人一样工整；我多数时候就是在旁边看着，偶尔帮着搬箱空瓶。太阳毒辣的时候，棚子里的吊扇转得慢悠悠，风都是热的，张师傅会从抽屉里摸出块西瓜糖塞给我：“含着，润嗓子，省得喊哑了没人替你。”
下班前，她总让我往网兜里塞两瓶橘子汽水。“带回家给你妈，”她用围裙擦着手，蓝布上沾着点点水渍，“你这岁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自己也多喝点，别学那些工人师傅，总爱逞能喝凉水。”有次她看着我往自行车筐里放汽水，忽然说：“我儿子跟你一般大，个头比你还高一点，一米八了，模样跟你一样周正。”
我顺嘴接了句：“看张师傅的身板就知道，您儿子肯定壮实。”
这话没说错。她虽然不算矮，但骨架匀称，围裙系在腰间，能看出腰肢的曲线。尤其是站着递汽水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像株被风吹过的芦苇，看着柔韧，却有股子折不弯的劲，一点不像常年干粗活的人。
变故出在一个下午。那天云特别淡，像被太阳晒化了，柏油路被烤得冒热气，脚踩上去都发黏。车间里的工人换班，棚子前排起了长队，汗味混着机器油味飘过来，闷闷的。我正帮着沈子平数票子，忽然听见张师傅喊了声“下一个”，抬头就撞进一双亮闪闪的眼睛里。
是个女工，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晒得有点红，像涂了层淡胭脂。她辫子编得紧实，发尾系着块红布条，风一吹就轻轻晃，像只停在辫梢的红蝴蝶。额前的碎头发被汗濡湿了，贴在光洁的脑门上，倒显出几分俏皮。她递票的时候，手指在票面上轻轻敲了敲，声音像浸了凉水，清清爽爽的：“两瓶橘子的，麻烦了。”
我接过票的手顿了顿，不知怎么就多问了句：“今天这么热，不多领两瓶？”
她笑了，嘴角边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盛着点阳光：“车间里不让多带，说怕影响干活。”
“偷偷揣包里呗，”我拿起两瓶汽水递过去，瓶身的水珠沾在手指上，凉丝丝的，像触到了她的笑意，“我看王师傅他们都这么干，揣在后腰上，凉飕飕的，干活都有劲。”
她被我逗笑了，没接汽水，反而往窗子里探了探头，辫子上的红布条扫过窗台：“你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
“来了快半个月了。”
“我在包装车间，”她指了指厂区深处，那边竖着个高高的烟囱，“离这儿远，平时不怎么过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她站在太阳地里，红布条在辫梢晃来晃去，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她也没擦，就那么笑着听我说话，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催，喊着“快点快点，渴死了”，她才接过汽水，临走时回头冲我摆了摆手，红布条在空中划了个弧线：“明天我再来。”
她刚走，张师傅手里的铁夹子“哐当”一声砸在桌子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脸色沉得厉害，眼角的白斑像是凝了霜，没了平时的活气。“你怎么那么贱啊？”她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狠劲，像冰锥子扎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长这么大，还没人用这种词骂过我。我攥着手里的票子，指节都发白了：“张师傅，您这话过分了。”
“过分？”她往前凑了凑，房顶的吊扇吹得她额前的碎发乱动，“你知道她是哪儿人？江北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那时候本地人眼里，江北人就像贴了标签，穷、野、不讲理，是长辈们千叮万嘱要避开的群体，仿佛沾了边就会惹上麻烦。我看着张师傅眼里的急劲儿，像看着自家长辈护犊子，心里那点火气慢慢消了，反倒有点说不清的委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她笑起来挺甜的……”
“所以你就鬼迷心窍了？”她抢过我的话头，铁夹子在票本上重重一磕，“江北丫头片子精着呢，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哄得你晕头转向，最后卖了你都不知道！”
我没再吭声。知道她是好意，怕我吃亏，可那句“贱”字像根刺，扎在喉咙里难受。我是临时工，她是负责人，真闹起来，走人的肯定是我。沈子平在旁边低着头记账，铅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谁也没敢接话。
可第二天下午，那个女工真的又来了。还是站在太阳地里，还是笑盈盈的，手里捏着两张汽水票，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儿。“今天能多聊两句不？”她晃了晃手里的票，辫梢的红布条跟着颤，“我跟组长请了十分钟假。”
我看了眼正在低头记账的沈子平，他笔尖顿了顿，没抬头；又瞥了眼靠在门框上抽烟的张师傅，她的烟圈慢悠悠地飘，没看这边。喉咙发紧，却还是点了点头，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
那天我们聊了车间里的趣事——包装机总爱“吃”塑料袋，每次卡壳，男工们就得手忙脚乱地拆机器；聊了厂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她的绿豆冰棍总比别家多放半勺糖；甚至聊到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她在江北老家爬的是槐树，我在这边爬的是榆树，都说槐花香比榆钱甜。她说话时总带着点北方口音，“四”和“十”分不太清，听着格外有意思，像在听一首生僻的歌谣。她走的时候，张师傅把烟头摁在脚底下碾了碾，冷不丁冒出一句：“看到没有？天天来找你，你以为是好事？我跟你说，她比你大两岁。”
“大两岁怎么了？”我没忍住回了句，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执拗。
“怎么了？”张师傅眉毛竖了起来，铁夹子往桌上一拍，“女大两，不是福是祸！再说她还是江北的，你妈要是知道了，能饶了你？打断你的腿！”
我没再跟她争。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挠着，痒痒的。为什么喜欢跟她聊天？或许是她说话时那种笃定的样子，不像学校里那些女同学，总爱叽叽喳喳说些没营养的闲话，今天说谁的辫子梳得不好，明天笑谁的鞋子沾了泥。或许真像我后来想的，读书时班里的女生大半比我大，早就习惯了跟比自己成熟的人说话，觉得她们眼里的世界更清楚些。又或许，是张师傅总把我当小孩护着，反倒让我更想靠近那些能平等聊天的人，像在闷热的棚子里，忽然吹来一阵敞亮的风。
夏末的雨一场比一场凉，汽水窗口前的队伍渐渐短了。九月初的一天，张师傅把最后一叠汽水票收进抽屉，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去食堂报道吧，汽水季过了，那边缺人手。”
食堂比汽水棚子热闹十倍。蒸汽裹着饭菜的香味在大厅里弥漫，像团化不开的云；瓷砖地上永远沾着油星子，刚擦完就被来往的师傅踩出一串脚印，像幅不断变化的画；打菜的窗口前，师傅们操着各地方言喊着“多来点肉”“要两勺白菜”，声浪能掀翻屋顶。我每天的活计像走马灯：天不亮就起来和面团，手心被碱水蚀得发疼；蒸馒头时要盯着蒸笼的火候，稍不注意就蒸出一笼夹生的；开饭时站在打菜窗口，手里的勺子得端平，不然就有人喊“偏心”；收摊后还要蹲在地上擦油腻的桌子，抹布擦过的地方，能映出模糊的人影。
最累的是背大米。二百斤的米袋往背上一压，膝盖都得打颤，像驮着块千斤重的石头。第一次背的时候，我咬着牙直起腰，居然没觉得多沉，心里还犯嘀咕：这就是大人说的重活？第二趟我逞能，非要一次背两袋。米袋刚搭上肩，我就知道错了——像两座小山压下来，骨头缝里都透着疼，腿肚子转着圈地抖，胸口像是被塞进块烧红的铁，喘口气都觉得嗓子要冒烟。我死死盯着前面的米仓，一步一步挪过去，每走一步，水泥地都像在晃，耳朵里嗡嗡响。放下袋子时，整个人顺着墙滑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冷汗把衬衫都浸透了，贴在背上凉飕飕的。
后来有人问我怎么不再试一次，我抹了把汗笑了：“试一次就够了，命比面子金贵。”
打菜窗口最能看出人的性情。我总觉得工人师傅们干了一天重活，得多吃点才有力气，手里的勺子就没个准头，白菜帮子多舀一勺，土豆炖肉里再埋块肥肉，像在偷偷给他们塞点甜头。有次主管就站在我身后，我看着窗口那个老师傅眼巴巴的眼神，像只饿坏了的老黄牛，还是把半勺菜添成了满勺。
下午开会，主管把我拎出来点名：“木子，你这么打菜，食堂早晚得赔本关门！”
我心里不服气，小声嘀咕：“二分钱的菜卖五分，多给点怎么就赔了？”
旁边的老李师傅偷偷捅了我一下，低声说：“傻小子，不算人工水电啊？主管的工资从哪儿来？”
我没听劝。第二天打菜，勺子该多满还是多满。师傅们冲我笑的时候，眼里的暖意比拿到工资还让人舒坦，像在寒天里喝了碗热汤。没过几天，老李师傅叹着气跟我说：“上头有人说你了，再这么着，怕是要卷铺盖了。”
我把手里的抹布往桌上一扔：“走就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
周围的人都笑了，说我年轻气盛，脑子太直。可我觉得，有些事比保住一份临时工的活计更重要，就像小时候娘教我的，待人得实在，不能看人下菜碟。
果然，一周后我被调到了锅炉房，三班倒，干一天休两天。这活儿看着糙，我倒觉得自在。锅炉房里轰隆隆的，煤烟味呛得人直咳嗽，却没人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只要把煤添够，保证蒸汽供得上就行。闲下来的时候，我就琢磨着怎么把煤撒得更匀，练了半个月，一铲子煤甩出去，能在炉膛里铺得像筛过似的，厚薄均匀，连烧了十几年锅炉的老王师傅都竖大拇指：“这小子，手上有活儿！”
食堂的人路过锅炉房，总爱进来烤个红薯，边等红薯熟边跟我聊天。老李师傅就常说：“你啊，就是犟得像头驴。领导说啥听着就是，非较那个劲干嘛？”
我把烤裂皮的红薯掰开，热气腾腾的甜香冒出来，像藏了个小太阳：“李师傅，我要是改了这性子，怕就不是我了。”
他摇摇头笑了，没再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块他自己腌的萝卜干，咸津津的。
一天，我回家看到父亲坐在藤椅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滋滋”响。他见我进来，磕了磕烟灰说：“过段时间石油机械厂可能要招工，去那儿上班咋样？地点近，出门三分钟就能到，学点手工技术，以后能活命。去学白铁工吧，轻巧点。”
我问：“学徒那有没有薪水呢？我听外婆说，以前她家的学徒是包吃包住，没有薪水的。”父亲弹了弹烟灰，说：“现在不一样了，学徒有学徒薪水的，‘月薪16元，米贴2元’，够你自己嚼用了。”
心里那点刚对锅炉房生出来的归属感，一下子凉了半截。18块钱，够干什么的？买双新球鞋得8块，给娘扯块做褂子的布要5块，剩下的钱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
我跟爸说不想去，我还是做我的开票工吧，至少能养活自己。他坐在藤椅上看报纸，闻言把报纸往腿上一拍：“18块嫌少？我当年参加革命，别说工资，命都攥在裤腰带上！这点苦就受不了了？你以为日子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没再接话。我知道，跟他这种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说不通。他眼里的“苦”是流血牺牲，是啃着树皮打仗，我眼里的“苦”是看不到头的熬日子，是拿着微薄的薪水数着指头过日子。可日子是自己过的，值不值当，只有自己清楚，就像穿鞋子，舒不舒服，脚最明白。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前看雨。雨滴落在窗台上，很快化成一小滩水，映着屋里昏黄的灯，像块模糊的镜子。我不知道石油机械厂的车间是什么样，是不是也像化肥厂的锅炉房一样，整天轰隆隆响；也不知道18块钱的薪水要怎么攒出未来，是不是得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慢慢垒。但我知道，有些路哪怕不情愿，也得咬着牙走下去——就像当初背两袋大米时，再难也得挪到米仓跟前，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像落在棉袄上的雪，看着轻飘飘的，堆得多了，也能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是想起那个辫梢系着红布条的女工，不知道她现在还会不会去汽水棚，会不会偶尔想起，有个爱多给菜的临时工，被调到了又脏又吵的锅炉房。
《厂院初尘》
夏棚汽水杂尘流，
面有霜斑意未酬。
米重勺偏浑未休，
青涩肩头岁月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