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五节
晨光把车站的黄土泥地照得发亮，我骑着三轮车往烟糖公司去，车斗里的空酒坛随着颠簸晃出轻响，像串不成调的铃铛。刚过出站口的人群，身后忽然飘来个脆生生的声音，带着点熟稔的甜：“木子，那么巧。”
我猛一偏头，车把顿时晃了晃——是泮小苏。
她站在老梧桐树下，蓝布褂子的领口别着颗白瓷扣，衬得脖颈愈发纤白，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发梢用红绳系着，随着她仰头的动作轻轻晃。手里拎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帆布边缘都磨出了毛边，可她笑起来时，眼角的梨涡盛着晨光，像落了两撮碎金，竟和火车上初见时一模一样。
“你去哪？”她几步凑过来，布包带子在手腕上荡出弧度，“我刚在车上打听你工厂，前头穿蓝布衫的阿姨说，石机厂就在前头五百米。”
我摸着后脑勺发懵，指尖凉得像沾了晨露。这哪是巧，分明是寻上门来的。刚想找个由头躲开，她又眼睛一亮，睫毛上的光都颤：“我猜着找到工厂就能见着你，果然。”
“我、我去进货。”我往后车斗指了指，不自觉退了半步，车斗的酒坛又“哐当”响了响，像在拆穿我的慌乱。
“太好了！”她却更高兴了，伸手就想扶车把，“我跟你一起去，也学学怎么进货，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口袋里那只铁盒子忽然沉得厉害——里头装着给毛毛买发卡的钱，还有几块攒了许久的私房钱。此刻棱角硌得我心口发慌，张了张嘴，那句“不方便”在喉咙里打了个转，竟没说出口。她仰着脸看我，睫毛上落着光，亮得像藏了星星：“我跟我爸来嘉兴办事，想起你说在石机厂，就顺着问过来了。你之前说，要去长安吃我妈做的酱鸭，还算数不？”
“算数，当然算数。”话一出口我就悔了。
她已利落地跳上车斗，坐稳了拍了拍我后腰，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衫传过来：“走呗，不耽误你进货，咱边走边聊。”
后来才知道，她是趁父亲去办事，偷溜出来找我的，说好下午四点半在火车站汇合。我心里暗叫不好，却没法赶她走——杭州火车站上她帮我解过围，那份情总还记着。刚到烟糖公司门口，她又拉我：“先别提货呗，带我逛逛你们嘉兴？”
“这……那我先去开了票”
“你骑车带我多累，”她抢着锁了车，把钥匙塞我手里，指尖擦过我掌心，“咱步行，反正时间早。”
街上人多，卖糖人的担子晃过，糖丝在风里抽成细网，甜香飘了一路。她走得快，忽然攥住我胳膊，指尖温温的：“别把我弄丢了，你们嘉兴真热闹。”
我想挣开，手抬到一半又落了回去。她的辫子扫过我手背，像根软绳，缠得人心里发乱。
我们从勤俭路烟糖公司出来左拐，先逛了建国路。她盯着正春和布店的花布直看，眼睛亮晶晶的：“我妈总说嘉兴的绸缎好，你看这朵牡丹绣得，跟真的似的。”后来又坐三轮车去了南湖，船娘摇着橹过来，她扒着船舷笑，裙摆被风掀起个角：“课本里说南湖有红船，原来水是绿的，像染了艾草汁。”
到湖心岛，她拉我找摄影师：“拍张照吧，回去给我妈看。”我要付钱，她把布包往怀里一抱，像护着宝贝：“我来我来，你是向导，哪能让你破费。”我没再争，心里盘算着待会儿请她吃碗面，也算回了礼。
她对着镜头笑时，辫子梢在风里轻轻跳。我站在她旁边，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只觉得阳光晒得脸发烫，连耳根都烧了起来。
逛小商品市场时，新马路上的摊子摆得挤挤挨挨，钢丝床上堆着牛仔裤、的确良衬衫，叫卖声能掀翻屋顶。她在一个牛仔裤摊前停住，手指轻轻戳了戳裤腿，小声说：“你看人家穿，多精神。”又往后退了退，耳尖红了：“可这大庭广众的，怎么试穿呀？还是算了。”
我看了眼太阳，影子已经拉长了：“快四点了，你不是跟你爸约好四点半？”
她猛地拍了下额头：“哎呀！忘了！”眼睛瞪得溜圆，“火车站远吗？”
“不远，不急。”我拦了辆三轮车，她坐上去还回头催：“快点快点，别让我爸等急了。”
到火车站门口，没见着她父亲。她拉我袖子：“你等下见了我爸再走呗，就说你是我朋友，顺路送我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哪行？万一她爸问东问西，我怎么说？忙抽回手，故意皱着眉看表：“不行不行，我的货还没提，烟糖公司仓库四点半就下班，耽误了就提不到货了。”
她愣了愣，赶紧推我：“那你快去！我在这儿等我爸。”
其实仓库五点才下班。我却装作火烧眉毛的样子，跨上三轮车就叫快蹬：“那我走了，你小心。”
“你也小心！”她在身后挥着手，辫子在风里甩，“再见——”
“再见。”我头也没回，三轮车夫蹬得飞快，直到火车站的影子远了，才松了口气。到了烟糖公司门口，骑上三轮车往仓库去，却昏头转向骑错了方向，车斗的空酒坛晃得更响了，像在笑我慌不择路。后来才发现，拐条巷子竟抄了近路，到仓库时，拿出票递过去，便开始搬酒。八坛黄酒压得车把沉，我却不敢歇，一路往家蹬。
出来一天了，毛毛肯定急坏了——她总爱瞎想，怕我在路上出岔子。
赶到家时，天已擦黑，巷口的灯昏昏黄黄。毛毛果然站在门口，围裙上还沾着面粉，见我回来，眉头拧成疙瘩：“怎么才回？”
我把车往墙根一靠，故意捶着腰直喘气：“别提了，烟糖公司说没货，逼得我跑新滕酒厂，来回蹬了四五十公里，路全是坑，车胎都差点颠爆。”声音得够哑，才像真累着，不敢看她眼睛——她总说我撒谎时眨眼比平时快。
“傻不傻？没货不会先回来？”她过来扶我，手往我额头上探，掌心温温的，“累坏了吧？快去躺会。”
“先把酒搬下来。”八坛酒卸在墙角，我直起腰，后背确实酸。她又催我歇，我却不敢——一歇，怕她再追问，赶紧扎进厨房：“我炒菜，饿死了。”
吃晚饭时，我扒着饭，没话找话：“今天路过新马路，看摆摊的都挺火，卖牛仔裤的、电子表的，围着人抢。咱要不关了这小店，也去摆摊？”
毛毛眼睛一亮，筷子都停了：“好呀！摆摊离家近，吃饭不用自己做，回我妈家吃去。”
当晚我们把攒的钱全倒在桌上，毛票、块票铺了一桌子，红的绿的，像撒了把碎纸片。数了数，竟有一千多。店里的货要是清掉，也能凑一千多。我俩对视一眼，都动了心——那会儿谁不盼着日子能松快些呢。
从那天起，进货就变了法子。散装酱油灌进空酒瓶，能多赚一毛；散装白酒自己装瓶，多赚两毛；糖盐故意敞着口，潮了就能多称几斤；蜜饯拆了大袋，自己分装成小袋，分量少了，钱却多了。毛毛蹲在地上数钱时，头发垂下来遮住脸，声音闷闷的：“等摆了摊，就不这么干了。”我“嗯”了一声，手里却还在往糖罐里洒水——那会儿哪顾得上体面，小店要关了，往后摆地摊，指不定多难。
入秋时，小店果然关了。我们跟着潮涌似的人流，挤到了新马路的地摊群里。那会儿摆摊的，多是劳改释放的——没单位要，政府安排着摆；也有没工作的家庭主妇，裹着围裙守着个小摊子。
刚开始天天得凌晨去抢位置，为半米地就能吵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我姐夫的爸爸托了关系，找到工商局的余副局长——也没送什么礼物，那时候的干部还挺廉洁，余副局长给我们划了个固定摊位，挨着个卖眼镜的大哥，这才算能安稳下来。
摆地摊比开店累十倍。得自己去进货，义乌、厦门、石狮，哪里便宜往哪跑。
第一次去义乌刚好下大雨，半夜起床去火车站，到义乌三点多。开旅馆不划算，二小时也算一天，就走出车站去早点店坐。早点店只有米线，那米线粗得像绳，泡在个掉了漆的铝盆里——看着像脚盆，我心里膈应，还是叫了碗牛肉米线。店主从盆里捞了一把放进锅里，水还没烧开就装碗，放了点牛肉汤就端过来。我吃了一口，米线还是冷的，转头看那装米线的盆，又看洗碗的脏水，顿时恶心想吐。碗也不洗，一块脏布擦一下就给下一个顾客用，实在吃不下去。
外面马路广场全是烂泥路，雨一淋，泥点子溅得所有人满脸都是。公共厕所的味儿飘过来，胃里更是直翻腾，可还是得往里挤——义乌的货便宜，没办法。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好有个桔子摊，就买了二斤桔子充饥。义乌的桔子倒是挺甜，一口气全吃下肚，吃得肚子冰凉冰凉的。
天放亮了，我高一脚低一脚往市场走。路边机动三轮车喊：“去市场每人五毛。”一听才五毛，就也挤上了车。路不远，最多一公里，下车走进市场，才惊觉真大——看着有上千个摊位，密密麻麻的。我东问问西问问，走了一圈才开始进货。真没想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货便宜得吓人，一个耳环一厘钱，钱竟不是以分计算的，我像到了其他星球。
反正便宜，也就随便拿货，总共才花了二百多元，却进了几千件商品。回家卖一毛或一元，也能赚不少。
到义乌进货其实挺辛苦，一天一晚不能合眼，还没地方坐。在义乌火车站上火车也要凭力气硬挤，甚至翻窗进车厢，年老体弱的根本上不去。车厢里挤得人人像插蜡烛一样，动也动不了，味道臭到无法呼吸。可为了明天摊位上有货卖，只能坚持着。
去厦门更苦。买不到坐票，就买站票，上火车后往座位底下一钻，铺张报纸就躺，硌得腰生疼，可比站着强。中途啃冷方便面，偶尔下车买块酱肉，就着啤酒吃，算是改善伙食。昏昏沉沉二十几个小时，到厦门时，头发上身上全是灰，像只泥猴子。找了家小旅馆洗把脸，对着镜子笑——眼里倒亮，想着多带点电子表回去，再带点旧西装旧大衣，总能卖钱。
在厦门鼓浪屿渡口旁找到了个卖电器的市场，有电子表、电视机、电子计算器。走了一圈，有个女档主用上海话问我：“小兄弟找什么商品呢？”我好奇，人家都是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她怎么知道我听得懂？我朝她惊讶地看了一眼，开口说：“还没想好，想进点电子表。”她忽然笑了：“你真是上海来的？”
“不是，嘉兴的。”
“那也近，”她递我杯茶，瓷杯温温的，“我一眼看你就像是上海过来的。我妈是上海人，嫁到厦门的，我听得懂你们那边的话。”她老公在隔壁喝茶，她喊了声“老许，看店”，就拉我：“来，这边坐，喝茶。”她把我拉到档口对面自家的茶座上——厦门人开店都喜欢在店门口放张小桌子、几张小凳子，招呼客人喝茶聊天。
“你刚到，开了旅馆了？”我说是的。“那退了吧，住我家，我家沙发能睡。”她随口说。
我拿不定主意，跟她又不认识，万一遇到坏人咋办？她看我有顾虑，就说：“小兄弟别担心，我们都是实在的生意人，你看我档口的东西值几十万吧，不会害你的。”我看了下她档口的摆设，确实价值不菲，可还是没点头——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小心点好。她也没再坚持，就跟我聊开了。
她自我介绍道：“我叫王丽珠，今年28岁，店里的是我老公叫许志勇。”又问我：“怎么称呼你呢？”我回：“木子。”她笑：“你来过厦门吗？”
“第一次来。”
“那你多住几天，我陪你到鼓浪屿玩一下，还有厦门大学也挺美的，南普陀寺也挺灵验，还有胡里山炮台。”
我想了想也行，第一次来，多熟悉下也好。她说：“先去我家转转吧，不远，就在市场后面一二百米。”我想都没想，说好。
她家在市场后身二百米的地方，走进一条小巷子，是个三合院。小天井里种着棵石榴树，红果子挂在枝头，沉甸甸的，风一吹就晃。客厅的长沙发确实宽，她进房间拿了床褥出来放在沙发上：“怎么样，将就住，比旅馆省八十块呢。”我动心了，的确比旅馆的硬板床好。“行，我就睡这吧，不打扰你们吗？”
“不会，家里多个人热闹些，以后来厦门，这就是你的家了。”
她又拉我：“走，我陪你去退房。”问清是哪家旅馆，她说：“我认识这家老板。”到那退了房，把我的行李拿去了档口。“我们先去买菜吧，喜欢吃海鲜吗？”她问。
海鲜在嘉兴不常见，我就说：“随便。”她在市场挑了四样海鲜，我都没见过。她说：“我们三个人四个菜，应该够了。对了，再买点青菜。”
那几天她带我去厂里挑货，走了泉州、石狮很多地方，累得我腿都酸痛了。坐汽车又不太敢睡觉——厦门那边的小巴士都是丰田小巴，一台小面包车能挤十几个人，司机光着脚开车，在乡镇小路上时速竟开到100多码，吓人得很。
有几个厂不是做整装表的，都是小零件厂。她在谈价格，我一句也没听懂，就像听鸟在唱歌。她在一家工厂拆了手表给我看：“你看这机芯，铜丝的，传导性好。”又拆一只铁皮的：“这个摔一下不容易坏。”又教我怎么看走私货和正经货的区别——“走私的表壳薄，但走时准，年轻人爱买。”
我问：“你带我来，不怕我也自己组装，不跟你进货了？”
她拍了拍我肩膀，笑：“你以为菜市场买海鲜啊，买一斤买五斤的？那是要大批量的，就算你有钱，拿回去也销不出。我带你来，是因为你气质好，这次来露个面，我把你说成是上海的大客户，目的是让工厂对我重视一点——第一印象很重要。”
哦，我才明白，原来我还能起到这作用。
三天后我们回到厦门，她带我乘轮渡去了鼓浪屿。踏离渡轮时，回头望那片嵌在蓝海里的红瓦，忽然懂了为什么人说这里是“被时光泡软的岛”。
没走几步就撞见爬满三角梅的老别墅，砖缝里都渗着旧故事——或许是百年前华侨留下的雕花窗棂，或许是转角咖啡馆飘出的钢琴声，混着海风里的栀子香，把脚步都染得慢了。日光岩上望下去，红屋顶像撒了把碎玛瑙，环岛路的浪拍着礁石，却拍不散巷弄里的慵懒：阿婆坐在竹椅上剥花生，猫蜷在斑驳的墙根打盹，连卖椰子冻的小摊都摆得随性，玻璃罐里的糖水晃着碎光。
原是抱着看风景的心思来，走时却记了满袖烟火气。这岛妙就妙在不刻意——不用赶景点，不用数打卡地，只消跟着石板路拐几个弯，听一段穿巷的琴声，尝一口现烤的海蛎煎，就懂了什么是“偷得浮生半日闲”。
离岛时她买了袋鼓浪屿的花茶，后来闻着那缕淡香，竟还能想起她家巷口那只蹭过我裤脚的橘猫，和它眼里映着的、慢得能数清流云的午后。
第二天她带我去了厦门大学。踏进校园时，夏风正卷着凤凰木的碎红掠过林荫道，恍惚间竟忘了是来参观，倒像误入了一场关于青春的旧梦。建南大会堂的飞檐翘角藏在浓绿里，红砖被岁月晒得温润，台阶上偶尔有抱着书本的学生经过，脚步声轻得像怕惊扰了廊下的光影。芙蓉隧道里满是斑斓的涂鸦，有的是社团的俏皮宣言，有的是毕业生的温柔留言。指尖拂过墙面上“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的字迹时，风从隧道另一头涌来，带着少年人特有的、蓬勃又干净的气息。
最难忘是芙蓉湖边的午后。垂柳垂进水里，把波光晃成碎银，几只白鹅慢悠悠地划水，岸边有学生铺着野餐垫读诗，也有白发教授牵着狗散步。阳光透过棕榈叶筛下来，落在石凳上、书页上，连空气里都飘着青草与书香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属于校园的、既纯粹又鲜活的气息。
离园时回头望，看见钟楼的影子斜斜映在草坪上，忽然懂了为什么人说厦大是“最美校园”。它的美从不在刻意雕琢的景致，而在那些流动的瞬间：是课堂间隙匆匆的脚步，是湖边无意听见的轻笑，是风里飘来的粉笔灰味与花香——这些细碎的、带着温度的片段，拼出了所有人关于“最好时光”的想象。
下午我们又去了南普陀寺。踏进山门时，香火的暖香混着檐角铜铃的轻响漫过来，青石板被往来的脚步磨得温润，抬头便见红墙黄瓦在浓绿的菩提树荫里若隐若现。殿宇前的香炉里烟气袅袅，有人双手合十垂眸默念，有人踮脚将许愿牌挂向高处，连风过树梢的声息都慢了些，像怕扰了这份静心。
绕到偏殿后的回廊时，忽见墙根下坐着个老叫花子，灰旧的棉袄沾着污渍，面前摆着只豁口的搪瓷饭盆，正垂着头拨弄盆里几片干硬的面包。同行的王丽珠脚步顿了顿，没说话，只是从随身的皮夹子里抽出一叠港币——那叠钞票叠得齐整，边缘还带着新钞的挺括——抬手轻轻丢进了饭盆里。“哐当”一声轻响，老叫花子猛地抬头，眼里先是茫然，随即涌起点点光亮，讷讷地想道谢，王丽珠却已转身往回廊那头走了，素色的裙摆扫过石阶上的青苔，像没留下什么痕迹，只留那叠港币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泽，和饭盆的旧痕映在一起，竟生出些温柔的对比。
再往前去，见寺里的僧人正抬着木桶给殿前的荷花浇水，粉白的花瓣上沾着水珠，映着殿顶的鎏金瓦，亮得晃眼。忽想起方才那一幕，才觉这寺的静，从来不是只在香火与经声里——有人在佛前求平安，有人在转角递温暖，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善意，原也是这方天地里，最柔软的风景。
在厦门待了一星期，我该回家了。把手表藏在旧西装里面，打好包去车站托运随身行李。当晚结账时，我把钱全掏干净了还缺一千多元，不好意思地说：“拿掉300只手表吧，我带的钱不够。”那时候没微信也没支付宝，全靠现金交易。她老公老许说：“没关系，下次来再给吧。”
临走时她塞给我袋面包、可乐，还有午餐肉：“带着路上吃。”我想把这点心钱塞她手里，她瞪我：“看不起人？”又把钱塞回来，“下次进货还来我这，给你留好货。”
回嘉兴时，火车座位底下还是硌得慌，可怀里揣着一箱子电子表，随身行李里也有几千只，心里挺踏实。到站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先回去洗个澡、吃了中饭，再过来拿行李。
可下午正准备去拿行李，毛毛大姐夫的表弟带信来：我的包裹被查封了，提货时要当面清查。因为从厦门过来的包都要检查是否有走私物品，这下麻烦了——被当成走私物品就得充公了。
想了一下午，最后决定冒险去偷自己的东西。大姐夫表弟的女朋友刚好在托运部工作，晚上她值班。我和毛毛就去跟她接头，想办法怎么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她想了想说：“办法是有的，但要掌握好时间。半夜他们吃宵夜时仓库没人，但只有五分钟左右，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否则问题更严重。”她告诉了我包裹放置的位置，让我在仓库外等，看她手势示意，又说：“不能全部拿完，一旦发现没东西了，他们会重新称重，那样就露馅了。”
好，我仔细回忆着哪些是走私手表，哪些是组装手表——走私表一定要拿走，会充公；组装表不怕，最多加百分之三点三营业税，反正要交税，先交晚交都一样。
半夜潜入仓库，等职工去打宵夜。他们人一走，我马上行动。因为白天已经记熟了位置，两分钟就搞定了。
第二天大大方方去提货，车站通知了工商局，来人竟是我办营业执照时见过的小姚——他是余副局长的手下，我见过几次面，倒也不心慌。打开包裹，里面只剩几百只组装手表。小姚对车站的人说：“没有走私货。”又问我：“手表有没发票？”我说：“本来是开了票的，但火车上手提包被偷了，现在拿不出。”工商局的人把手表拿了过去，说：“你先把其他东西拿回去，等下来工商局接受处理。”
我说好的，心里暗笑——旧西装他们竟不管。
把东西拿回去后，我带了钱去工商局，刚好遇上余副局长。她问：“木子，有事？”我说是有点事，就把手表被拿到工商局的事说了。
“哦，原来是你的啊。”她有点为难地说，“进了工商局得交点管理费。”她对我深深看了一眼，声音加大了些：“等一下填个表，你把价格写一下。要实事求是的写，不能写低了。”
他这一说我懂了，把价格全写了半价。小姚在旁边也没吭声，按我写的价格计算了金额，开了收据，我交了钱就完事了。
摆摊的日子就这么过着，风里来雨里去。可每天收摊时，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票子，看着毛毛数钱的样子——她总爱沾点唾沫，手指飞快地捻着票子，眼睛亮晶晶的——倒比开杂货店时更有盼头。
只是偶尔路过火车站，会想起泮小苏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她的辫子在风里甩，问：“你说过要去吃我妈做的酱鸭，还算数不？”
我摸了摸口袋，那只装过小苏给我的地址的铁盒子已不在了，只有几张新钱硌着掌心。摇摇头，赶紧往家走——毛毛该等急了，今晚她妈煮了葱烤鲫鱼，是我最爱吃的。晚风掠过巷口的老槐树，叶声沙沙，像谁在轻轻叹气，可我不敢回头，只加快了脚步
（记木子行迹）
舟车南北逐尘沙，
海畔人情味自嘉。
半载风霜收眼底，
眉梢犹带市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