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妥协的艺术与“绩效”初显
太后那句“需权衡各方，稳妥为上”的谕旨，如同一道精准的闸门，瞬间抬高了推动“以工代赈”和启用富弼的门槛。赵祯明白，这是吕夷简展示其影响力的方式，也是在提醒他，在这朝堂之上，任何人事和政策的变动，都绕不开他这位首席宰相的认可。
硬顶是不行的，那只会让太后觉得他年轻气盛，不堪大用。必须妥协，必须展现出政治上的成熟。但妥协不等于放弃，而是为了以退为进，换取更大的空间。
赵祯再次展现了他超乎年龄的政治智慧。他没有再去慈元殿争取，也没有在政事堂与吕夷简争执，而是主动找到了吕夷简。
“吕相公，”赵祯的态度十分谦和，“母后谕旨，老成谋国，朕深以为然。流民安置，确需稳妥。关于范卿所提‘以工代赈’之策，朕觉得甚好，可解燃眉之急，亦于国有益。至于总理此事之人选，富弼之才，范卿力荐，朕亦觉或可一试。然则，兹事体大，富弼毕竟年轻，或恐经验不足。不知吕相公以为，若以一位老成持重之大臣总领其事，而以富弼为副，协理具体事务，如此既可用其才，又可保稳妥，两全其美，是否可行？”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由一位吕夷简信得过的、地位更高的官员挂名总领，实际事务则由富弼负责。这既尊重了吕夷简的权威和“稳妥”原则，又保证了范仲淹推荐的人才能够参与到核心事务中，得到了历练和展示能力的机会。
吕夷简看着眼前这个言辞恳切、处处以“稳妥”为重的少年皇帝，目光深邃。他不得不承认，这位官家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和灵活得多。这个提议，他很难拒绝。如果拒绝，反倒显得他心胸狭窄，刻意打压后进。
沉吟片刻后，吕夷简缓缓点头：“陛下思虑周详，老臣亦觉此法可行。不若便由参知政事宋绶总领此事，富弼协理，具体招募流民、调配钱粮工役等细务，可由富弼先行拟定章程，报宋绶与政事堂核准后施行。”
宋绶性格相对温和，不属于吕夷简的核心圈子，但地位足够高，由他挂名，各方都能接受。而将拟定章程的权力交给富弼，则是吕夷简在赵祯的让步下，做出的一个 reciprocal 的让步，也算给了皇帝和范仲淹一个面子。
“如此甚好！便依相公之意。”赵祯立刻同意。这个结果，虽然未能让富弼独当一面，但已经是他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局面。富弼得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而他，则成功地将一颗重要的“星火”塞进了实际事务的运作中。
“以工代赈”的方案和人事安排，很快在政事堂通过，并得到了太后的批准。命令下达，富弼立刻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实务能力。他迅速组织人手，勘察待修缮的河段与官道，制定了详细的流民招募、分工、钱米发放以及安全管理章程。
赵祯虽然没有直接插手，但他通过双喜等人，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进展。他让双喜重点留意几个方面：工程进度、流民劳作状态与情绪、钱米发放是否足额及时、以及……有无出现新的舞弊现象。
数日下来，反馈的信息让赵祯颇为满意。富弼管理下的工地，秩序井然，流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情绪安定，对朝廷感恩戴德。更让赵祯注意的是，富弼在管理中使用了一种类似“工分制”的方法，根据流民完成的工作量记录“功绩”，据此发放钱米，多劳多得，极大地调动了流民的积极性。
这不就是最原始的“绩效管理”吗？赵祯心中暗赞，这富弼果然是个人才，无师自通地运用了激励原则。
而更让赵祯感到惊喜的是，他之前埋下的另一颗“星火”——关于官员考核标准的“案例研究”，在周、吴两位老翰林“孜孜不倦”的整理下，竟然也初见成果。他们整理出了一份厚厚的、罗列了历代关于官员考课法令和典型案例的初稿。
赵祯翻阅着这份充斥着之乎者也、但内容详实的文稿，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他提笔在这份文稿的末尾，以“学习心得”的口吻，加了一段简短的“编后絮语”，其中提到了富弼此次在流民安置中采用的“计功授值”之法，认为此法虽古已有之，但用于管理流民，激发其自力更生之志，效果显着，或可视为“抚字”（安抚百姓）考课之一端，为“循吏”标准提供一鲜活注脚云云。
他将这份结合了历史研究与现实案例的“成果”，通过正常渠道，呈送给了太后和政事堂“审阅”。
他这番举动，看似只是在做学问总结，实则一箭双雕：既为他日后可能推行的更系统的“绩效考核”理念埋下了伏笔，营造了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这是在用一种极其隐蔽且高雅的方式，为富弼的政策和能力“背书”和“请功”！这份来自皇帝“学术研究”的肯定，其分量，远比几句口头赞扬要重得多。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严格遵守太后“稳妥”谕旨的框架之内，让人抓不到任何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