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六年春，料峭寒意尚未褪尽，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已被两股截然不同的紧张暗流所裹挟。
在北方的顺天府，筹备新都的工地上，夯土号子如雷贯耳昼夜不息，无数民夫若蚁群般搬运着巨木石料，空气中翻腾的尘土与汗水气息，仿佛将帝国未来都浇筑进这片日渐隆起的地基。南方的金陵城却似一艘泊于惊涛的巨舰，在早春的政治风浪中抛下沉重锚链：墙外，是朱棣北巡归来龙颜震怒、太子属官梁潜与周冕血染刑场的肃杀之气；是汉王党羽弹冠相庆、摩拳擦掌的嚣然之声；是文官集团兔死狐悲、缄默自保的幽微暗流。墙内则是数千举子埋首案牍，笔墨簌簌间，他们书写的不只是经义文章，更是无意间卷入帝国最高权力博弈的投名状，亦是决定自身命运的生死符——每道试题皆如淬炼千年的双刃剑，寒光凛冽，暗藏机锋。
丙字柒拾叁号号舍内，周廷玉正襟危坐。
此舍与其称作房，不如谓之砖石囚笼——宽不过三步，深仅容转身，抬头唯见一方被高墙切割得方方正正的天幕。号板兼作书案与卧榻，夜卧时只得蜷身如弓；空气中交织着陈年墨迹的淡香、廉价灯油的刺鼻味，更有无数前辈考生遗下的、凝结成实质般的焦虑在静静流淌。
在他眼中，此番春闱考的从来不是四书经义的章句训诂、圣贤教诲的口头标榜，而是在波谲云诡的朝局中，举子们的立场抉择与执政韬略，每道题目皆是出题者匠心布设的深意与陷阱。更何况其身份尤为特殊：既是禄国公世子，勋贵之后，与沐晟、张辅等军中宿将交厚；亦是文官集团精神领袖刘伯温的玄孙，同夏元吉等中枢重臣过从甚密。此番科举，若一味迎合帝心、鼓吹开边拓土，则必为文官集团所弃，试卷难获青眼；若固守文官立场、呼吁休养生息，暗讽天子苛政，则不仅触怒因北征受阻而肝火正旺的朱棣，更将开罪汉王及军中勋贵，纵能金榜题名，日后仕途亦是荆棘密布。
这无疑是一场刀尖上的舞蹈，他必须寻得那条狭路——既要展露经天纬地之才，又需恪守为臣本分；既要呼应天子开疆拓土的雄心，又要彰显体恤万民的仁政；既不能触犯文官清议，亦不可疏离军中勋贵。廷玉凝神静气，冰冷空气吸入肺腑，头脑却愈发清明。其推衍之能，在于洞察万物隐微关联，预判世事吉凶趋向，此刻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高速运转。指尖微搓，眸光沉静如渊，缓缓落于刚发下的试题纸之上。
第一场考的是经义，实则是看举子们在朝局暗流下的立身之道。辰时鼓响，试卷发下。首场《四书》义，题目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周廷玉心念电转：杨荣重实务，陛下刚经历北巡归来的不快与太子属官被诛的风波，此刻“德”字最需落到实处。他破题便写：“北辰居所而众星共之，非虚悬其德，实乃建极抚绥之验也。”巧妙将“德政”引申为具体的建极（确立准则）与抚绥（安抚百姓）之策，暗合永乐帝重实效、恶空谈的脾性。文中更以“德泽布而民自归，法度立而奸宄消”暗讽当前朝中因北争议题导致的纷乱，强调制度与实效重于空泛的道德争论，既避开了直接评判皇帝与太子的矛盾，又彰显了经世致用的态度。
五经义中，《易经》题最为刁钻：“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试阐其义。”周廷玉目光微凝——此题看似寻常，实则暗藏杀机。此题阴险至极！表面探讨经义矛盾，实则直指当前政治核心矛盾。“天尊地卑”是强调君臣纲常不可动摇，暗合朱棣强化君权、打压一切挑战（包括太子党“非议”）的意志；“穷则变”则蕴含着变革、甚至是对现有秩序（或政策）的调整诉求，这又容易被文官集团用来呼吁减轻民负、缓和政策。若一味歌功颂德，易流于谄媚；若过分强调“大人”之责，又可能触犯天威。
周廷玉心神凝聚，推衍之力将改土归流的实践与朝局纷扰瞬间连接。他提笔写道：“天尊地卑，礼也，天地之常经，所以立极也；穷变通久，权也，古今之通义，所以适时也。守经而行权，则位虽尊而能俯察幽隐（暗示皇帝应听取民意），制虽定而能曲成万物（暗示政策需灵活调整）。昔武王伐纣，革故鼎新，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变而通也，然其功成后制礼作乐，明尊卑，定分守，通而久也。故知‘定’为其体，稳社稷之基；‘变’为其用，应时势之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方是圣人演《易》之微旨，亦为人君南面之术。”
此答精妙绝伦！首先高扬“天尊地卑”的绝对性，扞卫君权神圣，让朱棣和勋贵无话可说。继而引入“权变”概念，将其解释为“适时”“应人”，为政策调整留下空间，且引用“武王革命”这一儒家公认的正义变革先例，使其无可指摘。最后归结于“体用一源”，强调稳定与变革是相辅相成的治国之道，既回应了文官集团希望变革苛政的诉求，又将其框定在维护绝对君权和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完全符合朱棣既想干事（北征、迁都）又想江山稳固的心理。他将一个可能引爆党争的陷阱题，答成了一篇阐述治国平衡术的雄文。
《尚书》题：“皇极：皇建其有极。” 阐述王道中正。周廷玉立刻联想到朱棣近期因太子事震怒，处置近乎失“中”，汉王觊觎储位，其心不“正”。他下笔便引《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极力倡导大公至正，反对结党营私。他写道：“皇极者，非人君以一己之好恶为衡，乃以天下之公义为鹄。建极之要，在于敛福锡民，使天下臣工百姓，皆知所趋向，莫敢僭忒。” 此论看似泛泛而谈，实则句句有所指。“无偏无党”暗讽汉王及其党羽；“不以一己好恶为衡”委婉提醒皇帝勿因一时之怒而失却公正；“敛福锡民”则呼应文官集团的恤民主张。全文不点名批评任何人，却处处宣扬一种理想的、包容的、公正的政治氛围，让文官阅卷官心生好感，也让皇帝挑不出错处，甚至可能觉得是在委婉劝谏自己，彰显忠忱。
《诗经》题：《小雅·节南山》“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哀伤国事，责问执政。此题极易被引申为对当前北征劳民伤财的批判。周廷玉极为谨慎。他先肯定诗之“怨诽而不乱”，承认其反映民瘼的合理性，随即笔锋一转：“然则，诗人之忧，在政之失；执政之责，在闻过则改。故圣人立‘采风’之制，非以彰君之过，实欲达民之情，俾为人上者知所警惧，修德恤民，则变‘忧心如惔’为‘歌舞升平’。” 他将批判性的诗歌，转化为君王自我警醒、改善政事的工具，既体现了对民情的体察（迎合文官），又维护了君主的权威（迎合皇帝），还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修德恤民），完美避开了直接指责时政的风险。
《春秋》题：“郑伯克段于鄢”。论君臣兄弟之道。此题之敏感，近乎赤裸！郑伯纵容其弟共叔段恶行而后杀之，直喻天家父子兄弟猜忌残杀。周廷玉背后瞬间渗出冷汗。他下笔极重分寸，抛开郑伯心术，着重强调“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兄不兄，则弟不弟”，核心在于“为君为父为兄者，当以诚以礼待下，则上下有序，骨肉相亲，祸乱无由生矣”。他通篇大谈“责任在于上位者”，强调君主和兄长（隐喻皇帝和太子？或皇帝和汉王？）的示范作用和宽容胸怀，这既符合儒家伦理，也是对当前紧张帝嗣关系的一种极高明的、不落痕迹的劝谏，任谁也抓不到把柄，反而显得立论正大，心存忠厚。
《礼记》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廷玉将此题与“慎独”联系，号舍方寸之地，正是“慎独”最佳诠释场，暗示君子即使独处亦应恪守道义，暗讽那些结党营私、窥测储位者。论及“齐家”，他写道：“家之不齐，多起于宵小之谗间、骨肉之猜疑。故齐家之要，在于明礼义、远谗佞、笃亲情。” 这几乎是对东宫事件起因的间接总结！继而由家及国，以父亲周必贤治理西南为例，论述“其身正，不令而行”，将“平天下”归于执政者的个人修养和政策的仁德（如开通驿道、惠及商民），既展现了实务经验，又始终贯穿“德政”主线，稳稳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和经世致用的落脚点上。
接下来的诏诰表判等实务文体，周廷玉更是得心应手。他虚拟一篇《拟谕礼部颁行节俭令诏》，文中不仅引用《礼记》中“国奢则示之以俭”的古训，更具体提出“减省宫廷用度、约束藩王奢靡、裁汰冗官浮费”等可操作条款，文字老练，格式严谨，显然深谙政务之道。
第三场策问，压轴之题终于揭开——“问：帝王南面之术，以何为先？当如何权衡文武之道、张弛之度，以臻治平？”
周廷玉精神一振，心知这才是真正决定名次的关键。他闭目凝神，推衍之能运转至极致：陛下北征之意已决，却苦于粮饷筹措、朝议纷纭；太子仁弱，汉王骄悍，文武失衡；而杨荣作为主考，必期望看到既有见识又能为陛下分忧的切实之论。
他提笔蘸墨，破题直指核心：“臣闻帝王南面之术，以‘执中’为先。《书》云：‘允执厥中’。非为庸常，实乃权衡万机、措天下于衽席之要道也。”开宗明义，强调平衡之道，正中当下朝局要害。
接着，他论述“文武之道”：“文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然则重文非怯战，乃为固本；重武非好杀，乃为御侮。今北虏未靖，武备不可弛；然中原初定，民力亦不可过耗。故陛下北征，乃为社稷久安；而太子监国，慎惜民力，亦为固本之策。二者看似相左，实为一体。所赖者，中枢调度得宜，使征伐不伤国本，固本不碍讨逆。” 这番论述，既肯定了北征的必要性，也为太子一派的谨慎立场做了合理解释，将双方矛盾巧妙转化为一体两面的协作关系，完全契合皇帝希望看到的“君臣一心”图景。
关于“张弛之度”，他写得更加大胆：“张弛之度，在于识势、顺势、用势。势者，天意民心之所向也。陛下圣武，承太祖基业，开拓疆土，此乃顺天意、应时势。然势有缓急，力有穷尽。当张时则雷霆万钧，如陛下北征；当弛时则休养生息，如太子抚民。关键在于审时度势，而非固执一端。近日朝中关于北征之争，实乃对‘势’之判断不同。若能广开言路，兼听则明，使文武诸臣各抒己见，而陛下乾纲独断，择善而从，则张弛有度，治平可期。” 这不仅是在回答策问，几乎是在为皇帝处理当前朝争提供策略了，见识胆略远超常人。
最后，他归结于“用人”：“然无论文武张弛，其本在于得人。得人则政通人和，失人则纲纪废弛。故帝王南面之术，最终在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文武自协，张弛自宜。” 言下之意，当前的纷争某种程度上也是用人问题的体现，再次微妙地触及了皇帝的心事。
全篇策论，立足高远，见解深刻，既充分展现了经史功底，又体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敏锐洞察和务实态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汉王与太子、文臣与武将之间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既不得罪任何一方，又暗中符合皇帝的期待和杨荣的理念。
三场考毕，已是九日后。二月十八日午后，贡院大门重开。举子们蜂拥而出，有的面色惨白如纸，被人搀扶；有的仰天狂笑，状若疯癫；更多的则是神情麻木，步履蹒跚。
周廷玉随着人流走出，虽面带倦色，但眼神依旧清亮。他一眼看到焦急等候在外的磐岳和墨璃，微微颔首示意。
回到隐庐马车中，周安早已等候在内。车门一关，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周安压低声音，语速极快地将这九日外界发生的惊天巨变——梁潜、周冕下狱处死、太子遭陛下严斥、汉王气焰复张等事，简明扼要地道出。
周廷玉闭目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膝上轻敲。良久，他睁开眼，眼中已是一片清明：“果然如此。多事之秋啊。”他顿了顿，吩咐道，“周管事，这些日子，约束好底下的人，闭门谢客，尤其注意……汉王府那边的动向。另外，设法探听一下，今科士子中，可有文章格外推崇‘重武备、锐意开拓’，或者极力主张‘施仁政、与民休息’的？”
周安心领神会：“世子是担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周廷玉目光投向车窗外熙攘的人群，“我等虽专心应试，却早已身在局中。早做准备，总好过临阵磨枪。”
回到隐庐，周廷玉沐浴更衣，饱餐一顿，竟是倒头就睡，直至次日晌午才醒。连日的殚精竭虑，便是他也感到身心俱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