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二月十五，寅时刚过，应天城仍浸润在破晓前的深黛色静谧中。然通政司衙门内却烛火高照，人影穿梭如织。数十名书吏屏息凝神，将方才印就、墨香犹存的《大明军队改革诏书》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装入特制黄绫信筒。
宫门洞开刹那，背负明黄信筒的驿卒如离弦之箭，从各城门纵马奔出，蹄声踏碎晨曦薄雾，向着帝国疆域的每一个角落疾驰。
与此同时，大明银行总行毗邻的《大明日报》报馆，更是人声鼎沸。工匠彻夜未休，将早已校订完毕的特刊付印。头版“大明军队改革诏”七字，墨色饱满，力透纸背，透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随报附赠的，是那张印制精良、言语质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单页，纵是粗识文字的士卒百姓，亦能一目了然。
“卖报！卖报！惊天动地！陛下颁诏，军队改制！”
“快看！当兵的饷银要翻倍了！凭军功就能升官晋爵！”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兵的再不能欺压良善了！”
清晨的应天街头，报童清脆的吆喝瞬间点燃了市井的活力。茶坊酒肆，巷议街谈，无人不在议论这石破天惊的变革。有心怀憧憬拍手称快者，有顾虑重重忧心忡忡者，亦有茫茫然不知所措者，众生百态，尽显于此变革前夜。
武英殿挂牌，委员会初立
诏书颁行同日，皇城武英殿西侧，原枢机堂衙署门前，一场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正在进行。朱元璋未着繁复龙袍，仅一身玄色劲装，亲手将覆着红绸的匾额悬于门楣。绸布滑落，“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九个鎏金大字在朝阳下灼灼生辉，恍若新生。
“自今日始，此处便是我大明新军的策源地！”
朱元璋声若洪钟，目光如电，扫过面前肃立的委员会核心——太子朱标、吴王朱栋、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鄂国公常遇春、宋国公冯胜、信国公汤和、卫国公邓愈，及议政处五位大学士并兵部尚书。
“咱予尔等权柄，亦予尔等重压！三月之内，必须给咱拿出能落地、可杀敌的章程！谁敢敷衍，谁敢阳奉，休怪咱的刀不认得旧日功勋！”
皇帝言辞间的凛冽杀气，令众人心弦紧绷。他们明白，这非寻常衙署开张，而是一场关乎国运、只能胜不能败的征途开端。
仪式甫毕，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即在衙署正堂召开。堂内气氛凝重，巨大的边防沙盘与悬挂的巨幅《大明混一图》取代了往日文官衙门的书卷气息，平添几分金戈铁马的肃杀。
作为常务副总裁决，吴王朱栋率先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诸位大人，父皇圣意已决，我等已无退路。
委员会下设吏务、律法、编制与战区规划、后勤与审计、训练与军校、宣慰与思想六专组，由相应大臣牵头，即刻办事。
首要之务，便是拟定《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执行纲要》，将改革宏图，细化为步步可行的路径。”
太子朱标温言补充，语气却不容置疑：“改革非旦夕之功，亦非一人之智可成。望诸位摒弃门户之见，勠力同心。堂上尽可直言争议，然一旦议决，则需令行禁止，一体遵循。”
会议迅速切入实质商讨，然而，潜藏的分歧亦随之浮出水面。
枢机整合，权责博弈
关于“枢机堂与五军都督府合并改组为‘大明军事委员会’”的细则，成为首道难题。
文华殿大学士吴琳从行政实操角度发难：“殿下，国公爷。枢机堂与五军都督府，职能虽有交织，然运行经年，各有体系章程。骤然合并，数千官吏如何安置？新设之联合参谋部、宣慰使工作部等，人员从何而来？是择优而用，还是按旧例分摊？此事若处置失当，恐改革未行，而内耗先起。”
魏国公徐达更关切指挥效能：“合并之意，在于号令统一，杜绝政出多门。然则，‘大都督’位高权重，若不得其人，恐成新的梗阻。且战时，军委会与前线将帅如何协调？军令传递是更为迅捷，还是再添层级？”
此时，左军都督府右都督、燕王朱棣开口，其问题直指核心：“二哥，诸位大人。军事委员会直隶父皇，皇权至上毋庸置疑。然日常运作，是大都督一言而决，还是需委员合议？若遇烽火骤起之紧急军情，是层层上报军委会，还是授予前线大将一定临机专断之权？此权责界限，需如白纸黑字般明晰，否则，非但效率不存，更恐酿成尾大不掉之患。”
朱栋凝神倾听每一位发言，深知皆切中肯綮。他行至沙盘前，执起代表最高统帅的金龙旗，稳稳插于中央。
“父皇乃定鼎之尊，毋庸置疑。大都督，乃执行官，而非独断者。”他声音清朗，掷地有声，“日常军务，由大都督府（即军委会办事机构）处置。然涉及战略方向、大将以上任命、大规模兵力调动，必须报请父皇圣裁，或由委员会核心（陛下、太子、大都督、左右都督）共议而定。”
“至于前线指挥，”他又拿起数面代表战区的小旗，置于沙盘要冲，“我们将制定详尽的《战区指挥条例》，明确何种情势下，总兵官可临机决断，何种情况必须请示。同时，建立快马驿道与烽火信号并举之急递通道，确保军情瞬息可达。合并之目的，在于消除内耗，凝聚合力，绝非再造新的官僚桎梏。”
关于大都督人选，朱元璋在会前已有示意，此刻更是明确点将：“老二，这副重担，你先担起来。徐天德、常遇春为你副贰。你三人，一者深谙新制，一者老成谋国，一者心思缜密，正可相辅相成。”
此令一下，朱栋于改革中的核心执行地位遂定，亦兼顾了勋贵集团的平衡。徐达与李文忠当即慨然应命，愿倾力辅佐。
战区划分，暗流涌动
“五大战区划分及总兵府设置”方案，由徐达与朱栋共同主持。此工作看似舆图作业，实则牵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当初步方案在委员会传阅时，一直缄默的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宋国公冯胜眉峰紧蹙。其后军都督府原辖山西、陕西、四川、漠南、漠北都司，依新案，山西、陕西部分划入中部战区，四川归西部战区，漠南漠北自成重镇亦属西部。这意味着他直辖的疆域与兵力将大幅缩减。
“陛下，吴王殿下，”冯胜斟酌词句，缓声道，“山西、陕西乃边防重镇，历来由后军都督府统筹防务，与漠南漠北成掎角之势。今划归中部战区，是否会削弱对北元余孽的整体防御？且各地将校对本土情势了如指掌，骤然更易防区，恐需时日磨合，若敌寇乘隙来犯，如之奈何？”
其忧并非空穴来风，亦代表了一批原有势力被重新切割的将领之心声。
更为微妙的是秦王朱樉与晋王朱?之态度。二人虽未列席常会，然其于朝中之代言人已委婉表达“关切”。
秦晋二藩地处西北，原本在封国及周边卫所影响力颇深。战区划分后，中央直派的战区总兵官将接管主要防务，其权柄必然受限。虽经朱元璋此前敲打，然涉及根本利益，暗中的抵触情绪如冰下潜流，未曾止息。
朱栋与徐达、朱标反复商议，于战略优先原则下，亦需考量现实阻力，稍作变通。
“宋国公所虑，在于防御体系之完整。”朱栋于会议上解释，“新设西部战区，将统筹四川、乌斯藏、朵甘、哈密及漠南漠北，形成对西域及北方草原的完整防御面。山西、陕西划入中部战区，意在强化京畿西翼屏障，同时与北部战区（辖北平、山东、辽东、岭北）形成东西策应之势，避免以往防线过长、指挥不灵之弊。”
为安抚冯胜，朱元璋决意，由冯胜出任西部战区首任总兵官兼任军事委员会都督同知，授上将衔，使其能于更广阔天地施展。
对秦晋二藩，则在确保中央指挥权前提下，允其护卫军在一定范围内参与本战区防务，并承诺于装备更新上予以适当倾斜，权作妥协。
军衔俸禄，触动根基
“新式军衔、编制与晋升体系”及“新旧军饷体系转换”，由吴琳、李文忠牵头，朱栋、常遇春参与。此部分改革直指数十万官兵切身利益，争议最为激烈。
户部尚书手捧算盘，面露难色，近乎哀诉：“陛下，各位殿下、国公爷！初步核算，仅神策军、北部战区（左军都督府改）、中部战区（中军都督府改）三处试点，若按新饷标准足额发放，岁增饷银逾四百万贯，禄米八十万石！尚未计改制、安置、装备更新之巨额投入！国库……国库虽因新政渐丰，然用度浩繁，实难支撑如此巨耗！”
常遇春闻言，蒲扇般大手猛击案几，声震屋瓦：“没钱？！当兵的就不是爹生娘养，不用养家糊口了？往日那点微薄饷银，够塞牙缝还是能置办衣裳？饿着肚皮，冻着筋骨，如何催动兵马，与敌搏杀？神策军为何能战无不胜？除了火器犀利，吃得饱、穿得暖、赏罚分明，方是根本！”
李文忠相对冷静，然态度同样坚决：“尚书大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若因吝啬钱粮，致军心离散，战力萎靡，待至敌寇破关掠地之时，所失者岂止千万金银？此乃关乎社稷存亡之大事，须算大账，看长远。”
朱栋早有腹案，提出“分级分类，逐步到位”之策：
“首批试点部队，新饷标准务必全额兑现，所需钱粮，由国库优先划拨。同时，暂借吴王府商号及海贸利润一百万贯，充作启动之资，日后由改革增益偿还。”
“至于庞大旧卫所体系，转置方为治本之策。人员分流后，常备军员额得以精简，总体养兵费用于改革初期或见攀升，然随着预备役制度推行及‘战利品审计司’成效显现，未来压力必将缓降。更者，一支兵精粮足、士气高昂的虎贲之师，能速靖边患，广开商路，其带来之长治久安与滚滚财源，岂是眼前耗费可比？”他目视户部尚书，“尚书大人，待改革功成，海内宴然，商路通达，税基广拓，何愁国库不充盈？”
一位原北方边境卫指挥使出身军功升迁上来的老将低声嘟囔，面带悻悻之色：“殿下，咱是个粗人，舞刀弄枪在行，认识的字凑不满一箩筐。考核什么兵法韬略、识字算数，岂不是要咱这些老兄弟都把官位拱手让人？”
朱栋正色道，语气恳切却不容置疑：“张指挥使，你冲锋陷阵之勇，本王素有所闻。然新军之要，在于万众一心，如臂使指。不识旗语号令，不通基本文书，如何指挥日益精良的火器阵列？考核非为刁难，实为保障全军战力。对于战功卓着而文化稍逊军官，可入军事学院短期进修，或转任军校训练教官等职，待遇依旧从优。改革非为淘汰何人，而在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卫所人员转置分流”，乃最复杂、最敏感，亦最易引发动荡之环节。刘基、吴琳与朱栋投入心血最多。此已非纯军事问题，实为牵扯万千家庭的社会工程。
细则草案提出“择优入新军、转隶预备役、转任地方、边地屯田、技能培训、优抚致仕”等多条路径。然每一条，皆伴随巨大执行难度。
“择优入新军，标准如何定？由谁主考？能否确保至公至正？”刘基捻须沉吟，目光深邃，“转任地方，各处衙门是否愿意接收？是否有足够缺额？边地屯田，寻常百姓尚且视为畏途，军户携家带口，如何动员安抚？技能培训，经费何出，何人授业？”
更大隐患在于军官阶层。诸多世袭军官，其权柄与财富根植于对卫所土地与兵员的掌控。改革无异于釜底抽薪。彼等明面不敢抗旨，暗地里或串联密议，或消极怠工，甚或散布流言，恫吓士卒，妄称“转置即是遣散归乡”，“屯田形同流放千里”，意图制造恐慌，阻挠新政。
朱栋洞察此弊，深知需示以足够诚意与保障，并辅以铁腕监督。他力主于细则中明令：
“所有转置选择，必出于自愿。各项补贴、安家费、土地分配标准，张榜公示，直接发放至兵卒个人或其家，严禁军官经手克扣。”
“成立由委员会直辖、锦衣卫与鹗羽卫协同之‘卫所转置巡察使’，分赴各试点，监督政策落地，受理士卒陈情。对胆敢侵吞兵卒利益、蓄意阻挠转置者，无论官职高低，查实即惩，决不姑息！”
同时，他请太子朱标协调地方官府，竭力提供职位与协助，并动员大明帝国大学与格物工技司，提供简易技能培训，授人以渔。
各项细则的激烈讨论，《大明军队条例》与《军事刑法》的编纂工作，亦在武英殿大学士杨靖、文渊阁大学士詹同主持下紧锣密鼓进行。朱栋、朱标及军委会将领多次参与研议。
杨靖手持《军事刑法》草案，逐条诵读，声调冷峻：“‘一切行动听指挥’……违令者，视情节轻重，处鞭刑、降衔、禁闭；战时临阵违令者，斩立决！”
“‘不取民家一毫线’……擅取民物者，照价赔偿，并处军棍；若有强取豪夺、奸淫妇女者，立斩不赦！”
“‘一切缴获要归公’……私藏战利品者，追赃罚没，依价值量刑；军官犯此，罪加一等！”
此般条款，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谆谆教诲，化作冰冷森严、触之即亡的法律铁条。常遇春等宿将听之，频频颔首，他们深知军纪如山乃胜利基石。然亦有人暗自心惊，觉其过于严苛，不近人情。
詹同执笔的《大明军队条例》，则更侧重于日常管理与军人权责，明确了从士卒至元帅的职分、行为规范、休沐、抚恤等，意图塑造一支纪律严明、保有尊严的现代军队。
时光于无数次的争论、修改、妥协中悄然飞逝。自洪武十七年二月至十八年三月，整整一载春秋，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衙署的灯火几乎未曾熄灭。朱栋常与朱标商议至夜阑人静，兄弟二人，一者锐意开拓，一者持重守成，相得益彰。徐达、李文忠等宿将贡献毕生经验，刘基、吴琳等文臣则确保方案周详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