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田大队下屋村里，提起刘家三姐妹，无人不摇头，也无人不点头。摇头是叹气自己没这福气，点头是承认确实服气。
春英、夏英、秋英，名字里带着四季的韵，人也生得春柳、夏荷、秋桂一般，合称“刘氏三艳”。
老汉刘光明膝下三朵金花之后，又得了个“冬宝”，男娃，比大姐足足小二十载，一家三闺女一个儿，正好凑成一幅四季图。
在这三个闺女中，老二夏英之姿，更是出众，美得近乎惊心。她与柳加林乃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那份情感一年年窖在心底，揭盖时呛得人鼻酸。
洋田大队村外的一大片田畈被葛溪河水环着，冬天一上冻，远山青黑，像一幅水墨年画。
刘夏英踩着碎冰碴出诊时，呼出的白气会挂在睫毛上，眨眼便化成细小的水珠。
村里人管她叫“英子小大夫”，她听了只是抿嘴笑着，却把听诊器往怀里揣得更深些，在那里头焐得热，贴在病入胸口时就不会冰得让人打哆嗦。
说起来，她和柳加林是喝村里同一口井水长大的、井壁的青苔一年年厚，她也一年年出落得小荷似的。
十六岁，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一年，柳加林刚高中毕业，他把一艘两个指头大不了多少的木船塞进夏英手心，船底刻着“林”字。
木料是柳加林白天干活时从河滩捡回来的柳木，在夜里就着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作品，也是他幻想里有一天“带她走”的雏形。
柳加林把船送给她时，只说了句。“给你玩。”
可船头却被他偷偷削成微微翘起的“荷尖”形，那一点翘起的尖角，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尖角，是他永远说不出口的“我喜欢你”。
她本能地把手挡合拢，忽然觉得耳后发烫，烧得通红。
“给我？”她声音发哑，像刚跑完田埂。
柳加林只是“嗯”了一声。
她没舍得丢悼，一直藏在蓝布包袱最里层，只在夜里取出，对着月光轻轻摩挲那枚小小的“林”，她收下了，就等于收下了他的命。
后来，谁知知青张芳芳才下乡不久，就闪电般嫁给了赤脚老师的柳加林，消息像一记闷雷滚过刘夏英的胸口，此后无数个深夜，她咬着被角，把眼泪一颗颗砸进那只早已磨得发亮的蓝布包袱。
七八年恢复高考，张芳芳考上全县头名状元，去了上海念大学，刘夏英心里说不清是羡慕还是松了口气，仿佛那条小船终于有机会靠岸。谁知第四年的麦黄时，张芳芳大学毕业又背着铺盖卷回来了，
她不仅没有回城或留在城里发展，而是回葛溪公社继续当她的妇委会副主任。
张芳芳回来的那天，刘夏英第一次没有躲在人群后面，而是大大方方迎上去，祝贺她。她端着一碗荷包蛋走到张芳芳面前，笑着说：“芳芳姐，你回来就好。”
当晚，她独自到葛溪河边，把一直珍藏多年的柳加林少年时送给她的小木船，按进河边的淤泥里，又在上面压了一块石板，水很凉，像是按住了自己某段不肯长大的岁月。
自从当上了大队赤脚护士后，在日复一日与乡亲们的相处中，在年复一年为大家排忧解难的过程里，这份“小爱”悄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熬成了对全体乡亲们的“大爱”。
刘夏英天生就有着一双灵巧的手，而且天资聪慧过人，仿佛上天赋予了她为医的天赋。
在这几年的行医生涯里，她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在实践的磨砺下，渐渐绽放出璀璨的光芒，练就了一身令人赞叹的过硬本领。
无论是打针配药时，她总能凭借着精准的手法，将柴胡注射液准确无误地注入患者体内，那手法之娴熟，仿佛每一次进针都是一场完美的艺术表演。
还是在接生缝合时，她专注的眼神、细致入微的操作，无不彰显出她实打实的精湛手艺。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着她对生命的敬畏与呵护。
她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那份发自内心的关怀，让患者们如沐春风。
为了给那些行动不便的产妇做产检，她常常不辞辛劳，不便骑车的地方，每天都要步行七八里崎岖蜿蜒的山路。
最远的产妇住在高湾岭背，要翻两座岭，那些山路，有的地方狭窄陡峭，有的地方布满了碎石和荆棘。她常在黎明前出发，带上两个蒸红薯，回来时日头已经偏西。
岭上的露水重，布鞋一走一吱呀，像是给她打拍子。回来时药箱里常常多出几个鸡蛋，那是产妇婆婆硬塞的，不收就追出半里地。
她嘴笨，不会推辞，只好把鸡蛋攒着，等谁家的娃长口疮，再敲了调蛋清给涂上。
她的脚步，踏遍了洋田大队的每一个角落，为每一位产妇送去了安心与保障。她的这份坚持与敬业，如同温暖的火种，在乡亲们的心中燃起了敬意与喜爱。
然而，刘夏英的性格却有着独特的一面。她性格内向，平日里不善言辞，总是将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深埋在心底。
一旦她认定了某件事，就如同执拗的耕牛，会坚持到底，甚至有些认死理。也正是这样看似固执的她，却又有着手巧心细的一面。
在行医过程中，她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患者们那些细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需求，然后给予他们最贴心、最周到的照顾。
在感情方面，邻村那位同样有着奉献精神的退伍军人，同时也是大队赤脚老师的李卫国，(他是柳加林高中时的同学)，走进了她的生活。李卫国身上那股坚毅与热忱，与刘夏英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刘夏英对他，并非嫌弃对方不好。相反，她内心有着自己坚守的一方净土，总是说着，“我心里还腾不干净，不能坑别人。”
这句话看似简单质朴，却如同细密的蛛丝，透露出她既自尊又自卑的复杂心境。
她自尊于自己对感情的纯粹追求，就像守护着一朵娇艳的花朵，不愿在内心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随意开启一段感情，她渴望的是一份毫无杂质、真挚深沉的爱情。
而她的自卑，则源于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世界还如同迷雾中的森林，不够清晰，担心自己无法给对方带来幸福，害怕自己成为对方的负担。
当柳加林与张芳芳的龙凤胎摇摇晃晃地扑进她怀里，奶声奶气地喊她“小妈妈”时，那声音甜得像初夏的露水，却硬是在她心口砸出一道血口子。
她把孩子搂紧，像抱住一团随时会化掉的云——越柔软，越疼。
疼里又掺着蜜：孩子的小手掌贴在她颈窝，温度顺着血脉一路烫到眼眶，她几乎要在那无邪的笑里融化。
可下一瞬，刀就转了个方向——那本该是她与柳加林的孩子啊。
爱与憾、甜与苦绞成一股乱麻，勒得她透不过气。
然而只要产妇在炕上虚弱地呻吟，只要孩子张开手臂，她就会立刻把乱麻塞进胸口，俯身接过沉甸甸的小身体。
她替他们掖好被角，哼着走调的摇篮曲，像替自己缝合伤口——针脚细密，却无人看见。
1980 年的冬末，一场流感席卷了整个洋田村。
仿佛一夜之间，原本宁静祥和的洋田大队被阴霾所笼罩。一时间，患病的村民数量急剧上升，咳嗽声、呻吟声此起彼伏，整个洋田大队都被笼罩在一片紧张与担忧的氛围之中。
刘夏英看着乡亲们被病痛折磨得面容憔悴，心急如焚，她那原本温柔的眼神中此刻充满了坚定与决然。
她毅然决然地投身到这场与流感的战斗中，如同一位无畏的战士，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战场。
在那漫长的三天三夜时间里，她几乎顾不上休息，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她的身影在各个病患家中穿梭，脚步匆匆却又沉稳有力。
每到一户人家，她都会仔细地为患者诊断，根据病情精心地调配药物，然后耐心地照顾他们。
她时而为患者擦拭额头的汗水，时而轻声安慰着因病痛而烦躁的患者，那温柔的声音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给予患者们温暖与力量。
三天下来，她整个人瘦了一圈，原本圆润的脸颊变得消瘦，颧骨微微突出，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是极度疲惫的象征。
她把两条麻花辫胡乱塞进帽檐，囫囵喝一口醋水，又钻进风雪中。第三天半夜，她脚步已经发飘，却仍死死攥着煤油灯，灯罩边沿结了一圈冰。
量完最后一个孩子的体温，她靠着土墙滑坐下去，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像碎豆子。那一刻，她想起葛溪河底那条沉船——原来把一个人从心里剜出去，和把木船按进淤泥一样，都要用尽力气。”
但她的眼神却始终坚定，如同夜空中永不熄灭的星辰，没有丝毫退缩之意。她深知，自己就是乡亲们的希望，只要她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帮助大家战胜这场流感。
在这艰难的时刻，退伍回来在大队当赤脚老师的李卫国，心中满是对刘夏英的心疼与担忧。
他看着刘夏英为了乡亲们日夜操劳，自己却无能为力，心急如焚。半夜里，万籁俱寂，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只有李卫国的家中灯火通明。
他知道，她三天里几乎没合眼。
第一夜，她还能跑，雪粒子打在脸像细针扎，她一家一家敲门，发药、量体温，嘱咐用醋熏屋，回来时发梢结着冰凌。
第二夜，上屋的杨老爹走了。她蹲在灵堂外，听着里头哭声，手背被火纸烫了个泡也没觉出疼。回到医疗点的路上，她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跑慢了。
第三夜，她也倒了。39.4度，脑袋像灌了铝。
李卫国端来一碗姜汤，汤面漂着两片老姜，一撮红糖。他蹲在他跟前，把碗沿往她嘴边送。
“喝一口，再骂我也不迟。”
她别过脸，嗓子哑得只剩气音，“放桌上，别把病传给你。”
李卫国没有走，把汤碗搁在炭盆边，自己坐在门槛上，背对着她，像堵屏风立在那儿。
那一夜风很大，吹得窗纸呼啦啦地响。她迷迷糊糊醒来，看见他仍坐在那儿，肩背上落了一层雪。
天麻麻亮时，她退烧了，推门出去，雪停了，炭盆里的灰却仍是热的。
第二天一早，他又亲手熬制了热气腾腾的姜汤，那姜汤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仿佛带着他对刘夏英深深的关怀。
他小心翼翼地端着姜汤，迈着轻轻的步伐，生怕惊扰了沉睡的村子，也生怕洒出一滴姜汤。
当他轻轻推开刘夏英所在的临时医疗点的房门，一股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他看到刘夏英疲惫却仍专注于照顾患者的身影，心中不禁一阵刺痛。
她的头发有些凌乱，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却依然坚定地注视着患者。
李卫国轻声说道：“夏英，喝点姜汤吧，暖暖身子。”他的声音很轻，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
然而，刘夏英却头也不回，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搁那儿吧，我这身衣裳都是病味儿，别传染。”
她并非故意冷漠，而是深知流感的传染性极强，她害怕自己身上携带的病菌会传染给李卫国，她不想让他因为自己而染上疾病，这份看似冷淡的背后，实则是她对李卫国深深的关心。
流感终于在刘夏英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控制，村子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阳光重新洒在洋田大队的每一寸土地上，鸟儿欢快地歌唱，孩子们在田野间嬉笑玩耍。
有人起哄，“李老师，你这是图啥？”
他笑笑，“她在那儿，我就让那儿亮堂些。”
刘夏英听见了，没应声，只把药箱背带往肩上提了提。那天傍晚，她路过学校操场，看见李卫国领着学生把一堆枯枝拢成小火塘，火星子噼啪飞起来。孩子们拍着手喊：“英子小妈妈，快来烤火！”
她愣在原地，眼里突然起了雾。那声“小妈妈”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她藏在棉袄下的旧伤口。第一次是启轩周岁时这样叫她的，可她还是走过去，蹲下来替一个女娃系好围巾。
火光映在她脸上，映出她眼角一道没来得及擦干的亮痕。
夜深了，李卫国把最后一块炭埋进灰里，起身回家。刘夏英叫住他，递过去一只用旧纱布包的小包。
里头是一枚崭新的体温计。“学校孩子多，早晚量一量。”她说。
李卫国没推辞，接过来揣进贴胸口袋，扣子扣得严严实实。
他们并肩走了一段，月光在雪上撒了一层碎银。到岔路口，刘夏英停下，低头踢了踢雪：“再等等我，我心里……还有块冰没化开。”
李卫国没问冰是什么，只把围巾往她脖子上又绕了一圈，“我不催，我就在这儿。等冰化了，你要是愿意，就朝我走一步。剩下的路，我跑。”
风掠过树梢，簌簌落下一些细雪。刘夏英抬头，看见他帽檐下的眼睛，黑而亮，像夜里唯一没熄的星。
那一刻，她忽然想起年前，葛溪河底那条被她亲手按进淤泥的木船。也许有些船，本来就注定要沉下去，好让人学会离岸，再学会靠岸。
她轻轻“嗯”了一声。雪地上，两个人的脚印一长一短，并排向着村子深处延伸。远处，第一声鸡啼划破寒夜，天快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