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后的第一次月考，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霜，打蔫了镇中学里无数颗躁动的心。
放榜那天，红榜贴在教学楼门厅，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像一群争食的麻雀。
李娟挤不进去，也不需要挤。
她站在人群最外围，心却比谁都跳得厉害。
当一个相熟的女生回头，用一种混合着同情与幸灾乐祸的眼神看了她一眼时，她就知道，完了。
年级第十五名。
这个在村小足以让老师敲锣打鼓报喜的成绩，在这里，却是一个冰冷的耳光。
新来的班主任姓张，是个戴着厚底眼镜、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
晚自习时，他拿着成绩单，踱步到李娟桌前。
“李娟同学，”他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整个教室陷入死寂，“听说你在小学次次第一？怎么，到了镇上，水土不服了？”
他伸手，从李娟课桌右上角贴着的那张小纸条上捻了下来。
那上面是她用圆珠笔一笔一划写的：“考全县第一，去北京读大学。”
“心气比天高，根基不扎实。”张老师轻蔑地哼了一声，两根手指一搓一捻，那张承载着一个少女全部梦想的纸条，变成了一小团废纸，被他随手扔进了讲台下的垃圾桶。
整个过程，李娟的背挺得笔直，脸涨得通红，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一言不发。
她感觉全班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比梁山村夏日的毒日头还要滚烫。
当晚，熄灯后的女生宿舍里，陈景明被李娟的同寝室友悄悄拉到门口。
隔着门缝，他看见李娟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背对着门口，借着窗外漏进来的微弱月光，手里拿着一把小剪刀，正对着一本厚厚的数学练习册。
她没有撕，而是一下，一下，极其缓慢又极其用力地绞着。
纸页在剪刀下发出沉闷的“咔嚓”声，碎裂的纸屑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落在她脚边，很快堆起了一座白色的小山。
她面前的床板上，摊着一本翻开的《新华字典》，空白的扉页上，用铅笔密密麻麻地记着账：馒头，0.15元；咸菜，0.05元；作业本，0.2元……每一笔开销都精确到分。
陈景明的心像被一只手揪紧了。
他刚想出声，就听见李娟发出一声极轻的冷笑，那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异常刺耳。
“知识改变命运？”她对着那一堆纸屑喃喃自语，“我现在连明天早上的馒头都不敢多吃一个，拿什么去改变命运？”
陈景明悄无声息地退了回来，胸口堵得发慌。
回到自己那间拥挤的八人宿舍，他从床底的铁箱子里摸出随身听和刘老师给的那盘磁带。
他想听听老师的声音，哪怕只有一会儿。
他刚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上铺的室友探出头来，一脸讥诮：“陈景明，都上初中了，还听你那小学老师的录音？断奶了没？”
“你管不着。”陈景明冷冷地回了一句。
“哟，还挺横。”那室友一把抢过随身听，“我听听，是不是教你怎么种地啊？”
争抢中，磁带“啪”地一声掉在水泥地上，外壳摔裂，一小截棕色的磁粉带被扯了出来，皱成一团。
时间仿佛静止了。
陈景明死死地盯着地上那道棕色的“伤口”，全身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
他没有和室友打架，只是默默地蹲下身，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用微微颤抖的手指，试图将那截皱巴巴的磁粉带重新捋平、卷好。
磁带的塑料碎片划破了他的指尖，渗出的血珠染在棕色的带子上，他却浑然不觉。
那一刻，他脑海中那冰冷的系统词条再次浮现，这一次，它们不再是关于村庄的命运，而是直接烙印在他自己身上：
【认知囚徒】：被单一评价体系（分数）所禁锢的思维模式。
【工具化学习者】：将知识视为获取社会地位的工具，而非认知世界的途径。
【情感剥离型考生】：为追求效率，主动压抑与考试无关的情感与思考。
他猛然打了个寒颤。
他意识到，自己和李娟，正在变成那种他们曾经最不屑的人——只会低头答题，却再也想不起来抬头提问的人。
那个周末，陈景明揣着那盘被他用透明胶带勉强粘好的磁带，破天荒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村头老校长家。
退休的老校长正戴着老花镜，在院里的石桌上用毛笔誊抄《论语》。
见他进来，老人也不惊讶，指了指旁边的石凳，给他倒了一杯酽酽的粗茶。
“心里有事？”老校长吹了吹墨迹，头也不抬地问。
陈景明把月考的事、李娟毁书的事、磁带被摔断的事，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委屈和迷茫。
老校长静静听完，放下毛笔，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课本撕了，就读不了书了？”他缓缓开口，“那你们刘老师，当年带着你们在随时会停电的教室里，用手电筒照着黑板讲课，算不算读书？”
陈景明一怔。
“书可以丢，道理不能扔。”老人用布满皱纹的手指点了点石桌上那本线装的《论语》，“分数是你们老师要的东西，可你们自己要什么，想过没有？你们刘老师给你们上的真正重要的课，我看不在那间教室里，而是在梁山堂那台轰隆作响的柴油发电机前头。”
陈景明猛地抬起头，满眼震惊——原来，校长一直都知道他们那个偷偷录制评书《水浒传》的“水浒录音计划”。
返校途中，他需要去县城转车。
在车站对面的新华书店门口，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县教育局的孙主任。
他正靠着墙根抽烟，眉头紧锁，神情疲惫。
孙主任也认出了他，竟掐灭了烟，主动走了过来。
“上次送你们老师的那个队伍……我很意外。”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陈景明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是紧张地站着。
“梁山小学那样的村级教学点，按文件规定，确实要全部撤掉。”孙主任顿了顿，看着陈景明的眼睛，“但是，我向上头打了报告，想办法给你们村保下了两个民办代课教师的名额。”
陈景明愣住了。
“你别以为我是被你们感动了。”孙主任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我父亲，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教了一辈子书，最后死在了讲台上，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他拍了拍公文包，像是拍掉上面的灰尘，“有时候，制度必须是冷的，里面的人，才能想办法找到一点热乎气。”
说完，他转身离去，在与陈景明擦肩而过时，留下最后一句话：“好好读书，但别只读课本上的书。”
当晚，陈景明找到了躲在宿舍里不肯出门的李娟，把她拉到了教学楼后面那间废弃的厕所隔间里。
他点燃一截蜡烛，昏黄的火光在狭小的空间里摇曳。
他拿出那台修复好的随身听，按下了播放键。
电流的“嘶嘶”声后，刘老师温厚的声音响起：“……我曾对你们说，教育是点燃火焰。但现在我想说，真正的教育，是让人在黑暗里，学会自己给自己点一盏灯，让人不怕黑。”
然后，他掏出一本崭新的、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递给李娟。
封面正中，是他用钢笔写下的五个大字：“非课本笔记”。
李娟疑惑地翻开。
第一页，工工整整地抄录着王强那段录音的文字版：“俺叫王强！……俺将来要去深圳，盖比县城电视塔还高的楼！”
第二页，是李娟那本字典扉页上的账目，旁边加了一行批注：“不能输，也不能忘了为什么不能输。”
第三页，是他凭记忆画下的老槐树上的刻痕，每一道都代表着村里一个走出去的读书人。
李娟看着看着，那双倔强了许多天的眼睛，终于涌上了泪水。
泪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笔记本上，洇开了一小片墨迹。
她抬起头，看着烛光中陈景明那双异常明亮的眼睛，用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轻轻说道：“景明，我们可以自己教自己。”
第二天的早读课，语文老师要求全班齐声朗读课文。
教室里书声琅琅，张老师满意地在过道里巡视。
突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插了进来，清晰而响亮。
陈景明站着，手里举着的不是语文课本，而是那本“非课本笔记”。
他高声念道：“一九九六年夏夜，梁山堂废墟前，三个小孩在雷雨中发誓——三十年后，无论身在何方，必在金色麦田重逢。”
整个教室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惊愕地看着他。
“陈景明！你干什么！”张老师勃然大怒，一个箭步冲上讲台，指着他厉声呵斥，“扰乱课堂秩序！把你的本子交上来！”
陈景明没有坐下，而是迎着张老师愤怒的目光，平静地合上笔记本，一字一句地说道：“张老师，你能撕掉我们的目标，能撕掉我们的课本，可你撕不掉我们记得的事。”
清晨的阳光穿过布满灰尘的窗棂，恰好投射在他手中的笔记本上，照亮了扉页里刘老师写下的那句话：“景明，你不是一个注定要种地的人。”那行字，在晨光里熠熠生辉。
远处，县城边缘的工地上，传来一阵阵沉闷而有力的打桩声，像一声声擂响的战鼓，也像命运无法抗拒的鼓点，正不疾不徐地，敲向他们每个人未知的远方。
这场小小的风波最终以陈景明被罚站一上午而告终。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改变了。
深秋的一个傍晚，天气骤冷，陈景明刚结束晚自习，就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电话是村里打来的，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如遭雷击。
老校长突发中风，住院了。
他连夜请了假，搭上最后一班回乡的便车。
一路颠簸，赶到县人民医院时已是午夜。
他跌跌撞撞地找到住院部，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尽头，找到了那间病房。
他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