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春深时节，苏州城外的田野已是一片葱茏，生机盎然。然而，在苏州城内，尤其是那些曾经掌控着江南金融命脉的旧式钱庄票号里，感受到的却是一股日益刺骨的寒意。往昔门庭若市、算盘声噼啪作响的景象，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萧条下去。
位于苏州城最繁华的观前街上，“裕泰丰”钱庄的胡掌柜，此刻正站在柜台后，望着门外稀稀拉拉的人流，愁眉不展，手里惯常盘玩的那对油光锃亮的核桃也安静地躺在柜台上，无人问津。
“掌柜的，这个月的账……”账房先生拿着新出的月结簿，凑过来，声音低沉，欲言又止。
胡掌柜不用看也知道结果，叹了口气，挥挥手：“说吧，还能坏到哪里去。”
“是。”账房先生咽了口唾沫，艰难道：“本月存银业务，比上月又少了三成。主要是几个老主顾，把大笔的银子都转存到……转到内帑银行苏州分号去了。汇兑业务，更是锐减七成！以往靠着苏杭、苏松之间的丝绸、布匹贸易汇兑，是我们的大头，如今……如今那些商号要么直接使用银元券结算，要么就走内帑银行的官定汇兑渠道，手续费低，速度还快，安全也有保障。咱们这私票汇兑，几乎无人问津了。”
胡掌柜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裕泰丰”钱庄，是他胡家三代经营的心血，靠着信誉和灵活，在江南银钱业也算有一号。以往，商家异地贸易，携带大量现银不便也不安全，多依靠他们这些信誉卓着的钱庄开具汇票，凭票异地兑付，钱庄从中收取汇水，利润丰厚。同时，吸收存款，放贷生息，更是钱庄的核心利润来源。
可如今，这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变化的根源，就在于那起初被他们嗤之以鼻的“纸钞”——银元券。
起初，他们和许多士绅商贾一样，认为这不过是朝廷变相搜刮的手段，信用堪忧，暗中抵制。但随着皇帝南巡，工商总局挂牌，一系列经济组合拳下来，形势急转直下。
首先，是银元券信用的逆势建立。内帑银行凭借抄没晋商的雄厚资本和皇帝的信誉背书，始终坚持“十足准备金”和“自由兑付”原则。任何人拿着银元券到内帑银行，都能立刻、足额地兑换到成色标准、形制统一的官银。这种强大的兑现能力，加上工商总局优先使用银元券进行大宗采购的引导，使得银元券的币信在民间迅速稳固下来。尤其是对于那些与官方有往来、或者看到“兴盛布庄”等榜样好处的商号而言，使用银元券不仅方便，更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和获取利益的敲门砖。
其次，是内帑银行金融服务的碾压。内帑银行不仅发行货币，更利用其官方背景和资金优势，开展存、贷、汇等全方位业务。存款利息虽不算最高，但安全无虞；贷款利息明确，审批相对规范，不像旧式钱庄那般看人情、利率模糊且往往高昂；汇兑业务更是依托初步建立的官方驿站和通讯网络，效率远超依靠民间信使和同业联手的旧式钱庄，且费用透明低廉。
“王记绸缎庄的李老板，以前是我们这儿的老主顾，每年光汇兑业务就有上万两流水。”账房先生苦着脸继续汇报，“前天他来结清账户，说以后都用内帑银行的汇票了，还劝我也把闲钱存到银行去，说‘放在那里，比放在咱们这儿踏实，还能生点小利息’。”
胡掌柜默然无语。他能说什么？骂李老板忘恩负义？可现实是，内帑银行提供的服务确实更好，更有保障。皇帝用的不是强抢，而是用更优越的规则和更强大的实力，在堂堂正正地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
“放贷业务呢？”胡掌柜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账房先生摇了摇头，脸色更苦：“更差。以前那些需要资金周转的中小商号，现在要么去抱工商总局的大腿，拿订单去内帑银行换低息贷款；要么……就是实在不符合银行条件，可咱们现在也不敢轻易放贷啊。市场不景气，北边官布冲击那么大，好多老主顾的生意都在萎缩，放出去的款子收回来越来越难，风险太大了。”
柜台前，一个伙计无聊地用鸡毛掸子掸着并无多少灰尘的柜台，另一个则趴在柜台上，看着街对面不远处那家新开业不久、门面气派、人流不息的内帑银行苏州分号，眼神复杂。
曾经，钱庄是市井经济的核心，是财富流转的中枢。掌柜的们凭借着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对风险的评估、对利益的算计，游刃于商海，积累着财富和声望。可如今，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被迅速侵蚀。一种标准化、规模化、依托国家信用的全新金融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一切。
“金融业的天，已经变了。”胡掌柜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声音中充满了无力与迷茫。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经营了一辈子的行当，正如这春日里最后一丝寒意，即将被新时代的暖流彻底驱散，迎来无可避免的黄昏。
这不是他一家钱庄的困境，而是整个旧式金融行业在时代洪流冲击下的集体缩影。帝国的金融权，正在以一种无可逆转的方式，从分散的、私人的、依托地方信誉的钱庄票号手中，快速向中央集权的、国家背书的内帑银行集中。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位北方的皇帝，和他所带来的、名为“新政”的变革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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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