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重庆，像一个被置于巨大蒸笼之上的城市。南昌与随枣会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那股由战报、伤亡数字和无尽的公文交织而成的焦灼气息，尚未从参谋本部的小楼里退去，山城特有的、能拧出水来的湿热便接踵而至。空气黏稠得如同稀薄的糖浆，附着在每一个人的皮肤上，让呼吸都变成了一种负担。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块被泡在温水里的海绵，沉重，肿胀，却又必须时刻保持着清醒和警觉。
战争，并不会因为季节的变换而有片刻的停歇。
六月的第一周，我的工作重心，是复盘。南昌城下那功败垂成的最后一击，随枣前线那以巨大牺牲换来的战略僵持，像两盘没有下完的棋局，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中推演。办公室的地上，铺满了手绘的战役经过图，红蓝铅笔的线条犬牙交错，标注着每一个团、每一个营的进攻与后撤路线。墙壁上，则挂着更为宏观的战略态势图，赣北与鄂北两个巨大的战场，像是两块尚未愈合的伤疤，在中国广袤的腹地，显得那样的触目惊心。
“次长，这是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呈报上来的战损统计，以及初步的战果核实报告。”作战司长刘斐将厚厚两叠文件放在我的桌上，他的眼圈是黑的，声音里透着挥之不去的疲惫。
我点了点头，没有立刻去翻阅。那些冰冷的数字，其实早已在我的心中。我军伤亡超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而日军，根据我们多方情报汇总分析，其伤亡应在四万到五万之间。我们用超过二比一的交换比，打了一场战略上的平手。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透着一股血淋淋的悲壮。
“冈村宁次……确实是我们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我缓缓开口，与其说是在对刘斐说，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他的战场嗅觉，他的果决，还有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战术目标的狠辣，都是前所未有的。随枣那一记回马枪，几乎打在了我们最柔软的腰眼上。”
“若非次长当机立断，以汤恩伯集团军这颗重子死死钉住，同时严令薛长官限期猛攻，恐怕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中原门户洞开，南昌之敌内外夹击的崩溃局面了。”刘斐的语气中带着后怕，也带着由衷的敬佩，“您当时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坚持两线同时作战，这份魄力，卑职实在是……”
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不是恭维，而是冷静到冷酷的反思。“魄力，有时候只是疯狂的代名词。这一仗，我们赢在了决心，也赢在了冈村宁次对我军意志的低估。但他同样也暴露出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指挥棒重重地点在了南昌的位置。“我们的攻坚能力，依旧严重不足！面对日军以城市为核心的坚固防御体系，我们的部队，除了用人命去填，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第四军好不容易在城墙上撕开一个口子，后续部队却跟不上，火力也无法有效压制敌人的反扑。这就是我们与日军在硬实力上的差距！”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响，带着一丝寒意。刘斐沉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心头的痛。我们的士兵英勇无畏，我们的将领足智多谋，但我们的国力，我们的工业基础，却远远落后于敌人。
“还有后勤。”我继续说道，“大雨让道路泥泞，前线部队的弹药和粮食补给，好几次都险些中断。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永远无法支撑起一场长时间、高强度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打得赢，还要维持得住，这才是胜利的关键。”
“次长，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兵工署已经在全力生产，交通部门也在抢修道路桥梁。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斐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我明白。”我转过身，看着他，“我不是在苛责谁。我只是想让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脚下的路，还有多长，多难。接下来的战争，将不再是某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意志、资源、国力的全面比拼。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那一周，我几乎不眠不休，亲手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关于赣北、鄂北会战之战略检讨与改进意见》。在这份报告里，我没有丝毫的文过饰非，而是将我军暴露出的指挥协同、攻坚火力、后勤保障等问题，一一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比如，我建议效仿德国军队的“突击群”战术，在重点进攻方向，集中使用炮兵、工兵和精锐步兵，组成专门的攻坚部队；我要求后勤部门必须建立更加灵活的前线补给站，并大量征用民夫，确保在任何天气条件下，补给线都能通畅。
这份报告，我没有呈送给任何一位上司，而是直接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发给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司令部。我知道这不合规矩，甚至会引来非议。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需要用最直接的方式，将我的思考，将战争的真实面貌，传递给每一个在前线领兵打仗的将领。因为，下一次，当他们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或许就能因为我的这些建议，多一分胜算，少牺牲一些弟兄。
六月的第二周，重庆的天空，变得愈发阴沉。并非因为天气，而是因为悬在城市上空的死亡威胁。
日军的报复，来得比预想中更快，也更残忍。在地面战场上吃了亏，他们便将怒火倾泻到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头上。自从五月以来，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其规模和频率，都在不断升级。而进入六月，这种轰炸，几乎变成了家常便饭。
“呜——呜——呜——”
尖锐、凄厉的防空警报，再一次毫无征兆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关于华北敌后战场的情报，那声音仿佛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我的心脏。
“次长！快！进防-洞！”林翰文连门都来不及敲，直接冲了进来，脸上满是焦急。
“慌什么。”我放下文件，站起身，走到窗边。只见远方的天空中，已经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黑点。它们排着整齐的队形，像一群逐臭的苍蝇，嗡嗡地向着这座城市扑来。紧接着，城内各处的防空炮开始怒吼，在灰色的天幕上，炸开一团团黑色的烟云。
“今天来的，比以往都多。”我喃喃自语。
“是的，次长。雷达站报告，至少有三个批次，超过一百架敌机！”林翰文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没有动。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能看到，地面上，无数渺小的人影，正在惊慌地奔跑，涌向那些简陋的防空设施。我也能看到，高射炮的火力网虽然看似密集，却根本无法真正威胁到万米高空之上的敌机编队。这又是一场不对等的屠杀。
很快，第一枚炸弹落下的声音传来。那不是一种单纯的爆炸声，而是一种沉闷的、撕裂大地的巨响，仿佛地球的深处，有一头怪兽在痛苦地咆哮。紧接着，便是连绵不绝的爆炸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震耳欲聋。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窗户的玻璃发出“嗡嗡”的悲鸣。一根根粗大的黑色烟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冲天而起，像一株株死亡的植物，迅速地生长、绽放。
我的办公室，在这剧烈的震动中，仿佛是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桌上的文件被震得四处飞散。林翰文死死地护在我的身前，但我却推开了他。
我的目光，透过烟与火的间-隙，望向了这座正在呻吟的城市。我看到了燃烧的房屋，看到了倒塌的墙壁，我仿佛能听到瓦砾下传来的哭喊与呻吟，能闻到空气中弥漫开来的、那股混杂着硝烟与血腥的焦糊味。
这就是战争。它不只发生在血肉横飞的前线，也发生在这看似安全的后方。敌人无法在战场上征服我们的军队，便企图用这种残暴的方式，摧毁我们人民的意志。
许久，轰炸终于过去了。当最后一架日军飞机消失在天际，当那令人窒息的引擎轰鸣声远去，警报解除的信号才响起。我走出小楼，外面的世界，已经如同地狱。不远处的街道，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弹坑，原本的房屋，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幸存下来的人们，正从藏身之处走出来，他们脸上没有泪水，只有一种混杂着悲愤、恐惧和麻木的表情。他们开始沉默地在废墟中挖掘，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我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那股名为“愤怒”的火焰，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烧成灰烬。但我不能。我越是愤怒，头脑就必须越是清醒。
“翰文，”我转过身，声音平静得可怕，“去告诉戴笠，我要知道，日军在武汉的航空队，其驻地、规模、机型、指挥官，所有的一切。三天之内，我必须看到完整的报告。”
“次长，您是想……”林翰文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
“他们有飞机，我们也有。”我的声音里，带着钢铁般的冰冷，“命令空军，所有能飞的飞机，全部进入战备状态。我要让他们知道，重庆的血，不会白流！”
然而，就在我准备策划一场针对武汉日军机场的报复性空袭时，一份来自北方的绝密情报，却让我不得不暂时将这个计划搁置。
这份情报，与华北的战事无关，与中原的对峙也无关。它来自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诺门罕。
六月的第三周，我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这份只有寥寥数语的情报，以及摊开在桌上的、那张比例尺极大的远东地图。
情报显示，自五月中旬以来，在满洲国与外蒙古的边境线上，一支名为“关东军”的日军部队，与苏联的远东红军，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冲突的规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飞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
“诺门罕……”我的手指，在地图上那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划过。我的大脑，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将这个信息与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时代的所有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联系在了一起。
“次长，您已经看了一天了。”林翰文小心翼翼地给我换了一杯热茶。
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猛地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您……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为什么冈村宁次在随枣打到一半，就匆匆撤兵了！我明白为什么日本参谋本部会那么轻易地从华北抽调援兵去增援武汉了！”我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灼灼地盯着日本列岛，“因为，他们的战略重心，根本就不在这里！或者说，他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分歧！”
我用红笔，在地图上，从日本出发，画了两个粗大的箭头。一个，指向中国腹地，我称之为“南下派”；另一个，则穿过朝鲜半岛和满洲，直指西伯利亚，我称之为“北上派”。
“一直以来，日本军部内部，就存在着‘南下’与‘北上’两条路线的争论。‘南下派’主张以中国为主要战场，夺取中国的资源，继而染指东南亚。而‘北上派’则视苏联为心腹大患，主张联合德国，东西夹击，一举摧毁苏联，夺取西伯利亚的石油和矿产。”我对着刘斐和几位闻讯赶来的核心参谋，阐述着我的分析。
“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迟迟无法取胜的情况下，‘北上派’的声浪，必然会重新抬头。而这次的诺门罕事件，很可能就是以关东军为首的‘北上派’，一次大胆的、甚至是独断专行的军事冒险！他们想用一场对苏的胜利，来证明‘北上’路线的正确性，从而迫使大本营将战略重心，从中国战场转移到北方！”
我的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他们虽然都是出色的战术家，但很少有人，能从这样宏观的、全球性的战略视角，去分析一场看似遥远的边境冲突。
“次长的意思是……”刘斐的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
“没错！是一个千载-逢的机会！”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日本人现在是双线作战！而且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面对着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强大的对手！无论诺门罕打成什么样子，都将极大地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国力。只要这场冲突持续下去，他们就不可能再在中国战场上，发动像武汉会战那样规模的战略进攻。我们将迎来一个宝贵的、可以休养生息、重整旗鼓的战略缓冲期！”
“不仅如此，”我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我们甚至可以，给他们再添一把火。”
“怎么添火？”
“舆论。”我吐出两个字。“命令我们的情报部门，动用所有在海外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我们在香港、上海租界的新闻渠道，将诺门罕的战况，大肆宣扬出去！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这个狂妄的帝国，正在同时挑战两个大国！要让英美等国看到，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中国！”
“同时，我要以参谋本部的名义，起草一份对苏战略合作的秘密提案。我们不需要苏联出兵，但我们可以和他们在情报上进行共享。把我们在中国战场上获取的、关于日军战术、装备、指挥体系的情报，有选择地，提供给苏联人。我要让斯大林看到我们的价值，也要让关东军，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的计划，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不寒而栗。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而是上升到了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层面。我这是要将整个世界，都拖入到对抗日本的棋局之中。
然而，就在我为诺门罕事件带来的战略转机而感到兴奋，并开始布局下一步棋的时候，南中国海的阴云，却在悄然聚集。
六月的第四周，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坏消息，从南方的第七战区传来。
六月二十一日，日军在海空力量的绝对优势掩护下，突然在广东东部的汕头地区，实施登陆作战。驻守该地区的我军部队，兵力薄弱，缺乏重武器和海防设施，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仅仅一天之后，汕头，这座华南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对外交通线，便宣告陷落。
消息传来，参谋本部内一片哗然。刚刚从南昌、随枣的血战中缓过一口气的众人，心头又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次长，汕头一失，我们在东南沿海的最后几个对外通道，又断了一个。海外的援助物资，运进来将更加困难。”刘斐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看着地图上那个刚刚被日军标记上的红色圆圈，心中却没有太大的波澜。对于这个结果，我早有预料。在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沿海城市，对于日军来说，都像是不设防的后花园。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登陆。
“命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我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直接下达了命令，“汕头已失，不可强求。令其收缩兵力，以一部在潮汕地区展开游击战，袭扰敌人后方，破坏其交通线，使其无法安心立足。主力则后撤至韩江、榕江一线，构筑新的防御体系，严防日军向内陆深入。”
“次长，我们就……这么放弃汕头了？”一位年轻的参谋忍不住问道。
我看了他一眼，反问道：“不放弃，又能如何？让我们装备着汉阳造的步兵，去冲击日军的巡洋舰吗？战争，打的是实力，不是意气。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那不是勇敢，是愚蠢，是对士兵生命的极大不负责任！”
我的话，让那个年轻的参谋羞愧地低下了头。
“但是，”我话锋一转，声音变得铿锵有力，“放弃一城一地，不代表我们放弃了抵抗。恰恰相反，我们要让敌人为他的每一次占领，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我要让潮汕平原，变成一片让日本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泥潭！”
我走到地图前，用笔在潮汕地区画了一个大圈。“这里，人口稠密，水网纵横，地形复杂，是最适合开展游击战的地方。命令戴笠，协调军统和中统在潮汕地区的所有力量，配合军队行动。给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坚壁清野！我要让登陆汕头的每一个日本兵，都成为睁眼瞎，聋子！让他们找不到一粒粮食，喝不到一口干净水，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我的眼中，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这是一种新的思路，一种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最无奈，却也最有效的战法。既然正面战场上我们打不过你，那我就把整个国家，都变成战场！把四万万同胞，都变成战士！我要用全民族的意志和韧性，把你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机器，一点一点地，拖垮、磨碎！
六月，就在这连绵的阴雨、冲天的炮火、以及远方传来的风声鹤唳中，走到了尽头。这个月，我们没有取得像样的胜利，反而失去了汕头这座重要的城市。但是，在重庆的指挥室里，我的心中，却比五月时更加沉静，也更加坚定。
因为，我看到了转机。诺门罕的炮声，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汕头的陷落，则让我和我的同僚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它逼迫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去探索一条真正适合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孱弱的民族的，救亡图存之道。
夜深了，我挥退了众人，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里。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一股夹杂着水汽和硝烟的潮热空气，扑面而来。远处的城市，在一片黑暗中，只有零星的灯火，如同风中的残烛。
但我知道，在这片沉沉的暗夜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就像那些在废墟中默默挖掘的市民，就像那些在潮汕水乡中拿起土枪的农民。这股力量，或许微弱，但却生生不息。
我的目光，仿佛穿透了黑夜，穿透了时空。我看到了在遥远的北方，冰原之上，苏军的钢铁洪流正在集结。我也看到了在不远的将来，浩瀚的太平洋上，另一支更加强大的舰队，将与日军的联合舰队，展开殊死的搏杀。
棋局，已经越来越大了。而我，韩夏，有幸坐在这棋盘之旁，执子对弈。
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微微翘起。
冈村宁次，还有东京的那些战争狂人们，你们或许能赢得一场战斗，甚至一场战役。但是，你们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因为，你们的对手，不只是我韩夏，不只是我身后的这支军队，而是这片古老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四万万不屈的人民！
我转过身，重新坐回桌前，摊开一张新的电报纸。窗外的重庆，已经陷入了最深沉的睡眠，但在我的指挥室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关于天津英法租界日军动向之紧急应对预案。”
一股新的风暴，正在华北酝酿。我知道，这将是日本试探英美底线的又一步险棋，也是我们将这场区域战争，推向世界战争的又一个契机。我的笔尖在纸上划过，思路如泉涌。困意，早已被亢奋的思绪驱散得无影无踪。
这场仗，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