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重庆，依旧被湿冷的冬雨和不散的浓雾所禁锢。这座城市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压抑中喘息，正如这个国家，在长久的苦难中磨砺出了坚韧的神经。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个二月，每一天都是一场对意志的凌迟。来自桂南前线的消息，如同持续不断的冰雨，将昆仑关大捷所燃起的那点温暖火苗，无情地浇灭，只留下一片冰冷的灰烬和刺鼻的硝烟。
一月的最后几天，日军发动的“宾阳作战”如同一头出笼的猛兽，疯狂地撕咬着我军的防线。进入二月，这头猛兽的攻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凶残。久纳诚一这个新上任的日军指挥官，显然是想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中村正雄被击毙、昆仑关被攻克的耻辱，同时也为自己的履新献上一份厚礼。
二月的第一周，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死死地钉在了地图上那个名叫“宾阳”的小县城上。我曾命令甘丽初的第六军，要像一颗钢钉一样钉在那里。然而，我终究是高估了第六军的承受能力，也低估了日军第十八师团的攻击能力。
“次长！宾阳急电！城南防线被日军坦克突破！守军正在与敌展开巷战！”
“次长！甘丽初军长来电，日军炮火已将其军部覆盖，通讯随时可能中断！他请求……请求准许他带部队突围！”
作战室里，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每一份来自宾阳的电报，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沙盘上，代表宾阳的那个小小的模型周围，已经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代表日军的红色旗帜。那颗我寄予厚望的“钢钉”，正在被一把巨大的铁钳，一点点地从我们的防线上拔出来。
我死死地盯着地图，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宾阳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是我昆仑关主阵地与后方联系的咽喉。一旦宾阳彻底失守，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迂回到我北路主力兵团的侧后方，杜聿明的第五军以及其他几个军，都将陷入被三面合围的绝境。
“命令李延年的第二军，加快速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冲上去，从侧翼缓解宾阳的压力！”我对着话务员嘶吼道，喉咙里充满了血腥味。
“命令杜聿明，分出一部兵力，从昆仑关正面南下，对进攻宾阳的日军，实施反向牵制！”
“告诉甘丽初，援军就在路上！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再坚持二十四小时！不！十二小时！”
我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出，但我的内心却越来越沉。我知道，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的攻势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我军的调动和反应，在敌人强大的空中优势和地面机动能力面前，总是显得迟缓和笨拙。
我能想象得到宾阳城内的惨状。那必定是一片人间炼狱。缺乏重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血肉之躯，如何去抵挡敌人钢铁履带的碾压？在敌机和重炮的轮番轰炸下，任何坚固的工事都如同纸糊的一般。
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理智告诉我，宾阳已经守不住了，再让甘丽初和他的第六军死守下去，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毫无意义。但情感上，我却无法轻易下达撤退的命令。那意味着，我之前的部署是错误的，意味着我亲手将数万将士送入了绝地，意味着我们将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
作为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无力”二字的分量。即便我知晓历史的大致走向，但在具体的、瞬息万变的战局面前，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几个同样糟糕的选项中，选择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致命的而已。
2月3日，深夜。我收到了甘丽初的最后一封电报。电文很短，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发出的：“……职已无力回天，愧对次长重托。现率残部，向北突围，生死由天……”
电报的末尾，戛然而止。
我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浑身冰冷。作战室里，所有的参谋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
宾阳，终究还是丢了。
第二天，也就是2月4日，日军完全占领宾阳县城。消息传出，重庆刚刚因为昆仑关大捷而燃起的乐观气氛，瞬间被一盆冰水浇得干干净净。质疑、恐慌、指责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
“韩次长，宾阳失守，昆仑关危急，整个桂南防线危急！你必须为此负全部责任！”在军事会议上，那位兵站总监再次跳了出来，用手指着我，声色俱厉。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
我站起身，向在座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宾阳之败，责任在我。是我错估了敌人的攻击强度，也是我未能及时调整部署。我愿接受任何处分。”我的声音平静，但每一个字，都重逾千斤。
看着我坦然认错的态度，会议室里反而安静了下来。那位总监也有些措手不及，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直起身，目光变得锐利如刀，“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立刻面对宾阳失守后的险恶局面，想出应对之策。否则，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宾阳，而是整个桂南，甚至整个西南！”
二月的第二周，整个桂南战场，都因为宾阳的失守而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被动。
占领宾阳后，日军第十八师团并未停留，而是立刻与从正面南下的近卫旅团会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击集团，矛头直指我军的核心阵地——以昆仑关为中心的杜聿明第五军。
一时间，杜聿明腹背受敌，形势万分危急。日军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趁我军新败、立足未稳之际，用一个漂亮的钳形攻势，将我军的王牌——第五军，彻底包围、歼灭在昆仑关地区。
“次长！杜聿明将军急电！其右翼四塘、五塘阵地，遭到日军近卫旅团猛烈攻击，阵地数次易手，伤亡巨大！”
“次长！甘丽初第六军残部报告，在突围过程中，遭到日军追击，建制已经完全被打散！”
“次长！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已经绕过昆仑关，出现在我军后方的迁江附近！”
坏消息如同雪崩一般，接踵而至。沙盘上，我军的蓝色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红色的箭头正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像一群贪婪的食人鱼，疯狂地啃噬着我们的阵地。
我面临着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是命令杜聿明死守昆仑关，与敌决一死战，还是壮士断腕，主动放弃昆仑关，带领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选择前者，第五军很可能重蹈宾阳第六军的覆辙，被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活活耗死。第五军是我们的心头肉，是全国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一旦被打光，我们将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反击。
选择后者，则意味着我们将彻底放弃昆仑关大捷的全部战果。那数万将士的鲜血，等于白流了。政治上、民心上，都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沉重打击。而且，一旦后撤，在日军的空中优势和机械化追击下，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控制不住的大溃败。
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作战室里，不眠不休。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桌上的饭菜原封不动。我反复地推演着每一种可能性，计算着每一个决策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我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又白了许多。
林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次长，您已经三天没合眼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他端来一杯热牛奶，轻声劝道。
我摆了摆手，没有理会。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地图上。我在寻找，寻找那一线微弱的生机。
敌人虽然势大，但并非没有弱点。他们兵力分散，战线拉长，后勤补给的压力同样巨大。尤其是他们那个钳形攻势，两支铁钳之间，必然存在着结合部，那里，就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
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形成。
与其被动地选择死守还是撤退，为什么不跳出这个思维定式，主动出击，打一场反击战？以攻为守，打乱敌人的部署，从危局中寻找战机！
这个念头一出现，便再也无法遏制。我的血液，似乎又开始重新沸腾起来。
二月十日，我召集了所有核心参谋，摊开了我的计划。
“各位，我的决定是，我们不但不撤，我们还要打回去！”我用指挥棒，在地图上狠狠地画了一个指向宾阳的箭头，“我决定，集中我们能够调动的所有机动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目标——夺回宾阳！”
我的话音一落，整个作战室里一片哗然。
“什么？反攻宾阳？”
“次长，这太冒险了！我们现在连防守都困难，哪里还有力量反攻？”
“是啊，这是以卵击石，是把我们最后的本钱都搭进去啊！”
质疑声四起。我能理解他们的反应。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
我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承认，这很冒险。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的声音坚定而有力，“被动防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五军被敌人一口口吃掉。主动后撤，我们很可能全线崩溃。只有主动进攻，向敌人最要害的地方，狠狠地捅上一刀，才有可能打乱他们的节奏，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从而为杜聿明解围，为整个战局赢得喘息之-机！”
“我们的兵力在哪里？”有人问道。
“我们的兵力，就在于一个‘快’字！”我指向地图上的几个点，“第一，命令刚刚抵达战场的李延年第二军，不必再犹豫，立刻作为反攻的东路主力，从上林方向，直插宾阳之敌的侧背！第二，命令杜聿明，从第五军中，抽出最有战斗力的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组成西路攻击集团，放弃正面防御，掉头猛攻宾阳！第三，命令所有二线部队，以及刚刚从宾阳突围出来的第六军残部，不惜一切代价，在昆仑关正面，给我顶住日军近卫旅团的进攻，为东西两路主力的反攻，争取时间！”
这是一个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计划。我几乎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东西两路攻击部队的速度和决心上。他们必须像两把烧红的匕首，抢在日军完成对第五军的合围之前，狠狠地插进宾阳这颗敌人的心脏。
会议室里，争论了整整一夜。最终，在我的坚持下，这个代号为“惊蛰”的反攻计划，被通过了。
二月的第三周，一场关乎桂南战局命运的大反攻，在泥泞的红土地上，仓促而又悲壮地展开了。
李延年的第二军，如同离弦之箭，从东面扑向宾阳。杜聿明，也亲自率领第五军最精锐的两个师，忍着疲惫和伤痛，从西面发起了决死冲锋。
战斗的激烈程度，瞬间达到了顶峰。日军显然没有料到，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我军竟然还敢发动如此规模的反击。他们的部署，一度被打乱。
“报告！东路第二军，已成功突破日军在王灵、太守等地的外围防线，兵锋直指宾阳城下！”
“报告！西路第五军，与日军第十八师团后卫部队发生激战，已将其击溃！”
最初的几天，捷报频传。作战室里的气氛，也由之前的绝望，转为了一丝紧张的期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两个正在向宾阳靠拢的蓝色箭头上。
然而，日军的反应速度，同样超出了我的预料。久纳诚一在最初的慌乱过后，立刻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质。他果断地停止了对昆仑关的正面进攻，收缩兵力，将近卫旅团和第五师团的主力，迅速调往宾阳方向，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环形防御圈。
宾阳，这座刚刚被他们攻下的县城，转眼间，又变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我军的反攻部队，很快就在宾阳城下，撞上了一堵钢铁铸成的墙壁。
“报告！第二军在宾阳城南，遭遇敌优势兵力阻击，多次冲锋均未成功，伤亡惨重！”
“报告！第五军的坦克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动受阻，遭到敌反坦克炮火的毁灭性打击，损失过半！”
“报告！我军空军支援乏力，敌机完全控制了战场上空，我攻击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轰炸之下！”
战局，再次陷入了僵持。不，甚至比僵持更糟。我军是在仰攻，攻击一座有坚固-防的城市。每一天的进攻，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士兵们成连、成营地倒在冲锋的路上。
我的心，又一次被揪紧了。我每天都与李延年和杜聿明通电话。从电话里，我能清晰地听到他们那边震耳欲聋的炮声，以及他们那因为嘶吼而变得沙哑的声音。
“次长，我们顶不住了！”一次通话中，一向刚毅的李延年，声音里竟然带上了一丝哭腔，“小鬼子的火力太猛了！我的兵，都是拿命在填啊！一个冲锋上去，一个营就没了！这么打下去，我的第二军，就要从编制上被抹掉了！”
我握着话筒，手心全是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让他们撤退吗？那样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牺牲，都将付诸东流，第五军主力也将陷入绝境。让他们继续进攻吗？那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
那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袍泽，因为自己的一个命令，而去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比任何酷刑都更让人煎熬。
二月的第四周，战局已经非常明朗。我们的“惊蛰”反攻，失败了。
我们虽然在战术上，成功地打乱了日军围歼第五军的计划，迫使他们回防宾阳，为杜聿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但是，在战略上，我们付出了近两万人的惨重伤亡，却未能夺回宾阳，未能扭转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
2月24日，在反复权衡之后，我终于下达了那个我最不愿意下达的命令。
“命令，停止对宾阳的进攻。各部队，交替掩护，撤回原防线，转入全线防御。”
命令发出后，我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瘫坐在椅子上。作战室里，一片死寂。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失望。
桂南战事，从去年十一月日军登陆开始，经过了钦州湾的溃败，昆仑关的大捷，再到宾阳的失守和反攻的失败，历时三个多月，双方投入了数十万大军，在桂南的崇山峻岭间，反复拉锯，血流成河。
到二月底，整个战线，终于以一种双方都无法再前进寸步的方式，暂时稳定了下来。日军占据着南宁、宾阳等重要城市，控制着交通要道。而我军，则占据着昆仑关等险要地势，与敌对峙。
我们粉碎了日军迅速占领广西、彻底切断我国际交通线的战略企图。但是，我们也未能将日军赶出广西，未能收复南宁。战局，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又残酷的相持阶段。
这个结局，对我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我拥有超越这个时代的战略眼光，但在国力、军备、训练水平等硬实力的巨大差距面前，任何精妙的计策，都可能因为执行层面的种种问题，而变得苍白无-力。
战争，终究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不是一场可以一蹴而就的棋局，而是一场需要比拼耐力、意志和牺牲的漫长马拉松。
二月的最后一天，我走出了那间让我待了整整一个月的地下作战室。当我重新看到重庆那阴沉的天空时，竟然觉得有些刺眼。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脸上已经没有了新年伊-始时的那种喜悦和激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和坚韧。
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都在等待。等待着这场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战争，迎来真正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