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一日，凌晨四时。
山城重庆，参谋本部地下作战指挥室。空气凝滞得如同水银，巨大的沙盘在无影灯的照射下，反射出冰冷的光。我站在这里，已经超过十个小时。浓茶喝了一杯又一杯，舌根早已麻木，但神经却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钢丝，嗡嗡作响。墙上的军用摆钟，每一次“咔嗒”声，都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我的心脏上。
整个指挥室里，除了此起彼伏的电报机滴答声和参谋们压低了嗓子的口令声，再无一丝杂音。所有人都知道，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在千里之外的桂南边陲，一场将要震惊世界的战役，已经拉开了序幕。
“‘屠龙’行动，开始！”
当我通过加密线路，向广西前线总指挥部下达这道命令时，我的声音异常平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是何等汹涌澎湃的心潮。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反击，这是自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建制、大规模地主动踏出国门，向侵略者挥出利刃。这一战，赌上的是十几万将士的性命，是我韩夏个人的声誉，更是这个国家在国际棋盘上未来的位置。
沙盘上，代表我军的十五万大军的蓝色箭头，已经蓄势待发。它们像两支巨大的铁钳，分别从广西的凭祥和龙州出发，钳口直指越南北部的日军第22师团。按照计划，东路集团由薛岳将军指挥，以其麾下最悍勇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主力，自凭祥出友谊关，直扑谅山，这是主攻方向。西路集团由张发奎将军指挥，率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自龙州出境，穿插高平，侧击太原，负责切断日军西撤的后路并阻击其援军。而我手中最锋利的王牌，邱清泉的第一机械化军，则作为战役总预备队，集结于凭祥之后，随时准备沿着薛岳打开的通路，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河内。
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凭祥至谅山一线。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群山如笋，道路崎岖，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日军在谅山外围经营数月，构筑了大量明碉暗堡，自诩为“不可逾越的防线”。薛岳的东路集团，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
凌晨五时整，前线电报传来。
“我东路集团第四军，已于四时三十分，在军长欧震指挥下，对当面之敌发起全面攻击。炮兵部队对敌前沿阵地进行了十五分钟火力急袭，现先头部队已越过国境线，正与敌激烈交火。”
电文很短，却字字千钧。我仿佛能听到，在那亚热带的丛林深处，万炮齐发的轰鸣，能闻到空气中弥漫开来的、刺鼻的硝烟味。
十二月的第一周，血战谅山。
战争的残酷性，在战役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军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其边境守备部队的抵抗意志异常顽强。他们依托着坚固的工事，用交叉火力网，死死地封锁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薛岳的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和参谋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这位以“老虎仔”着称的湖南将军，此刻双眼布满血丝，正对着话筒大吼：“告诉张德能！第五十九师上不去，他就亲自给我顶上去！天亮之前，拿不下同登，我拿他试问！”
同登，是谅山北面最重要的一个前哨据点，像一颗钉子，死死地楔在我军的进攻路线上。日军在这里部署了一个加强大队，配属了山炮和速射炮，火力凶猛。
我军第五十九师，在师长张德能的带领下，发动了数次冲锋，都未成功。狭窄的山路上，堆满了将士们的尸体。日军的机枪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地向外泼洒着弹雨。
我看着沙盘上代表第五十九师的那个小旗，在同登前的位置，迟迟无法向前挪动分毫，我的心也跟着揪紧了。我知道，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攻坚，更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如果开战第一天，就被挡在国门之外，对我军的士气，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拿起电话，接通了薛岳的指挥部。
“伯陵兄，是我。”我的声音很沉稳，“告诉欧震和张德能，不要急。把我们新装备的‘喀秋莎’火箭炮拉上去。就对着同登那个小山包，给我来一次饱和覆盖。我不要求你们节省炮弹，我只要阵地！”
“喀秋莎”——这是我力排众议，从苏联的援助中，秘密截留下来的两个火箭炮营。它们一直作为最高机密，雪藏至今，就是为了用在最关键的时刻。这种武器，虽然精度不高，但瞬间的火力覆盖能力，足以摧毁任何坚固的工事，更能从心理上，彻底摧垮敌人。
“总长！”电话那头的薛岳，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和激动，“您放心！有这个宝贝疙瘩，别说一个同登，就是谅山，我也给您三天之内拿下来！”
半小时后，广西前线的夜空，被数十道划破天际的火龙照亮。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发出地狱般的呼啸声，如雨点般砸向同登日军阵地。那片小小的山头，瞬间就被爆炸的火光和浓烟所吞噬。大地在颤抖，群山在回响。幸存的日军士兵，被这从未见过的恐怖景象吓得魂飞魄散，很多人甚至以为是天神发怒，纷纷扔下武器，四散奔逃。
当第五十九师的敢死队员们，端着刺刀，再次冲上阵地时，看到的，几乎是一片焦土。残存的抵抗，被轻易地粉碎。天亮时分，同登据点被我军攻克。
同登的胜利，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谅山的门户。接下来的几天，薛岳指挥东路集团，与日军在谅山外围的层层防线上，展开了惨烈至极的拉锯战。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战壕，都经过了反复的争夺。我军将士，以三比一、甚至五比一的兵力优势，用血肉之躯，去消耗日军的弹药和意志。
与此同时，张发奎指挥的西路集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避开了日军重兵防守的高平，利用熟悉地形的边民做向导，从险峻的丛林小道大胆穿插，成功迂回到了日军的侧后方，一举切断了高平至太原的公路，将高平的日军守备队，变成了一支孤军。
日军第22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在河内的指挥部里，已经焦头烂额。他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如此大规模地主动出击。最初，他还以为这只是一次边境上的骚扰，但当同登失守、高平被围的消息接连传来时，他才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已经降临。他一边向东京大本营和西贡的南方军总部紧急求援，一边严令谅山守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待援。
重庆的指挥室里，气氛同样紧张。伤亡报告如雪片般飞来。仅仅一周时间，东路集团的伤亡，就已经超过了八千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看着电报，心如刀绞。但我不能表现出任何的软弱。
“告诉薛岳，”我用冰冷的语气，对作战厅长刘斐下令，“伤亡可以补充，时间不能耽搁。我再给他三天时间，必须拿下谅山！否则，军法从事！”
这不是无情的催逼。我知道，我们的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也太脆弱。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一旦日军的援军从越南南方，或者从国内调集过来，我们的“屠龙”计划，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十二月的第二周，利刃出鞘。
十二月八日，在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之后，薛岳的东路集团，终于攻克了谅山。这座越南北部的军事重镇，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消息传来，举国振奋。重庆的街头，民众自发地举行庆祝游行，鞭炮声彻夜不绝。汪精卫在南京刚刚粉墨登场建立的伪政权，在这场巨大的军事胜利面前，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但我没有时间庆祝。谅山的攻克，意味着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而最关键的第二阶段，才刚刚开始。
“命令邱清泉，第一机械化军，立即出动！”我向早已枕戈待旦的邱清泉下达了命令，“沿着谅山至河内的公路，全速前进！我不要你恋战，不要你管两翼，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河内！用你的坦克，去碾碎土桥一次的指挥部！”
蛰伏已久的第一机械化军，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数百辆苏制t-26坦克、德制“ panzer I”战车，以及满载着精锐步兵的卡车，组成了一条钢铁洪流，沿着刚刚被鲜血清洗过的公路，向着红河平原，滚滚而去。
与此同时，部署在南宁机场的三个p-40战斗机中队，也全部升空。这些由美国“飞虎队”志愿飞行员驾驶的、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在陈纳德将军的亲自指挥下，扑向了河内上空。
空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发了。日军在河内嘉林机场的陆军航空兵，根本没有料到中国空军会主动上门挑战。仓促起飞的日军九七式战斗机，在性能更优越、战术更灵活的p-40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呼叫塔台，我是鲨鱼一号！咬住了一架九七式，他跑不掉了！”
“注意！三点钟方向有敌机！二号机，掩护我！”
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们夹杂着中英文的、兴奋而紧张的呼喊声。我虽然远在重庆，但通过周至柔转述的实时战况，也能想象出那场空中格斗的激烈场面。蓝天之上，战机在翻滚、追逐，机炮的火舌在闪烁，被击中的日机，拖着黑烟，像折翼的鸟儿一样坠向大地。
仅仅一天的空战，我们就以损失五架p-40的代价，击落了日军二十余架战斗机，并成功炸毁了嘉林机场的跑道和机库。河内上空的制空权，被我们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
没有了空中威胁的邱清泉，更是如虎添翼。他的装甲部队，像一把烧红的快刀切入黄油，日军在公路上设置的零星抵抗，被轻易地碾碎。很多日本兵，甚至是在睡梦中，被坦克碾过帐篷，稀里糊涂地成了轮下之鬼。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迅猛的攻势，在中国战场上习惯了追着中国军队打的他们，第一次尝到了被“闪电战”突袭的滋味。
土桥一次彻底慌了。他手里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谅山被歼灭或者被死死缠住。河内城防空虚，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军队的钢铁洪流。他一边组织残余部队，在河内城外仓促布防，一边向西贡的南方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求援电。
东京大本营，更是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暴跳如雷，要求立即从华中派遣军和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越南，给中国军队以“惩罚性打击”。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则坚决反对。海军的全部心神，都已经放在了即将执行的“Z作战计划”（即偷袭珍珠港）上，他们绝不允许陆军在这个节骨眼上，节外生枝，打乱“南进”的整体战略部署。
我虽然不知道他们争吵的具体内容，但我可以想象，我的“屠龙”行动，就像一颗投入池塘的巨石，已经彻底打乱了日本人的战略节奏。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十二月的第三周，围猎河内。
邱清泉的兵锋，已经直抵河内城下。而薛岳和张发奎的左右两路大军，也已经完成了对谅山、高平等地日军残部的清剿，开始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向河内合拢。一场针对日军第22师团的围猎，正式展开。
然而，战争，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我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出现了。
驻守河内的法国殖民当局，向我方发来了正式照会。他们以“维护法属印度支那主权”为名，要求我军立即停止前进，并撤出越南境内。否则，他们将视之为“侵略行为”，并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
这份照会，让我觉得既可气，又可笑。法国本土都已经被德国占领了，贝当政府已经沦为了纳粹的傀儡。这些殖民地官员，还有什么资格和脸面，来谈“主权”？
“不必理会。”我冷冷地对前来请示的外交部官员说，“给他们回话，我军进入越南，旨在清剿盘踞于此的日本法西斯武装，这是在履行一个主权国家的自卫权利。我们对法国的主权没有兴趣，但如果法军胆敢向我军开一枪一炮，我们将视之为与日本侵略者同谋，并予以最坚决的回击。”
我知道，这些法国人，色厉内荏。他们既怕日本人，也怕我们。他们现在跳出来，无非是想在中日之间，捞取一点政治资本，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殖民利益。
但土桥一次，却把这些法国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他一面威胁，一面利诱，强迫法国殖民军总督德古，命令驻守在河内的法军部队，进入防御阵地，企图利用法军，来迟滞我军的进攻。
一时间，河内城外的局势，变得异常诡异复杂。我军的对面，不仅有严阵以待的日军，还有阵地上飘扬着三色旗的法军。
“总长，怎么办？打不打？”前线的邱清泉，发来了紧急请示。
我的手指，在沙盘上河内的位置，轻轻地敲击着。这是一个考验。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外交纠纷，甚至可能导致英美等国的误判。
“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我下达了命令，“但包围圈必须扎紧。同时，命令空军，出动轰炸机，不必挂弹，就在河内上空，超低空飞行。我要让那些法国人，听清楚我们发动机的咆哮声。”
“另外，”我补充道，“接通戴笠的电话。我要他安排在河内的潜伏人员，把土桥一次是如何威逼德古，以及日军在越南烧杀抢掠的证据，全部捅给城内的西方记者。我要让全世界的舆论，都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侵略者，谁才是和平的破坏者。”
我的组合拳，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当p-40战斗机和图波列夫Sb轰炸机，如同乌云一般，低空掠过河内总督府的屋顶时，总督德古吓得面如土色。而第二天，当《纽约时报》和路透社的记者，将日军的暴行和法国当局的软弱，图文并茂地刊登在报纸头版时，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罗斯福总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破坏远东和平的行径，并对中国军队的“自卫反击”，表示“理解”。
法国人彻底怂了。他们悄悄地撤回了阵地，对中日两军的对峙，采取了“严守中立”的鸵鸟政策。
土桥一次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十二月的第四周，古城喋血，风云再起。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我向河内前线，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被围困多日的日军，已经成了困兽，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向南突围，逃往海防港，从海上撤离。而我军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全部、干净地，歼灭在河内城下。
邱清泉的坦克，引导着步兵，向日军的防线发起了猛攻。炮声、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云霄，将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变成了一个血肉磨盘。日军的抵抗异常顽强，他们利用城内的街巷建筑，进行巷战，给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特别是在横跨红河的保罗·杜美大桥（龙编桥）的争夺战中，双方更是投入了血本。日军在这里部署了重兵，企图保住这条最后的生命通道。我军的一个团，连续发动了七次冲锋，都未能成功，团长和政委，相继阵亡。
看着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我的心在滴血。但我知道，这个时候，任何的仁慈，都是对士兵生命的不负责。
“命令空军，炸掉它！”我下达了冷酷的命令。
“总长，那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桥梁……”周至柔在一旁，迟疑地提醒我。
“在我的眼里，它现在只是一个军事目标。”我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战争，就是摧毁。我们今天多一分犹豫，明天就要多付出一百个士兵的生命。炸！”
数架轰炸机呼啸而去。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这座横跨红河的钢铁巨龙，被拦腰炸断，带着桥上数百名日本兵，一起坠入了滚滚的红河之中。
断桥，成了压垮日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的突围希望，彻底破灭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军攻入河内市中心。土桥一次在绝望中，剖腹自杀。日军第22师团的指挥系统，彻底崩溃。残余的日军，或被歼，或投降。
十二月三十日，当我军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上日军第22师团司令部大楼的屋顶时，历时近一个月的“屠龙”行动，宣告胜利结束。
此役，我军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全歼日军第22师团及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三万四千余人，俘虏近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这是抗战以来，中国战场上取得的、对日军建制部队最彻底的一次歼灭战。
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这场发生在国门之外的、酣畅淋漓的大胜，一扫数年来笼罩在国人心头的阴霾，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它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然而，身处胜利旋涡中心的我，却没有丝毫的轻松。
就在河内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戴笠的、标记着“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这份情报，不是文字，而是一张照片。照片是在极远的距离，用高倍镜头偷拍的，画面有些模糊，但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在一处戒备森严的、不知名的日本海军基地里，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正在进行着某种演练。而甲板上绘制的，赫然是美国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轮廓！
我的瞳孔，瞬间收缩到了针尖大小。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脊椎升起，瞬间传遍全身。
我知道，历史的齿轮，不仅没有因为我的行动而偏移，反而，可能因为我斩断了日本陆军在越南的一只臂膀，让他们对南洋的资源更加渴求，从而，加速了它疯狂的转动。
我走到巨大的太平洋地图前，目光越过刚刚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投向了遥远的东方，那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点——珍珠港。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从那片蔚蓝色的太平洋深处，传来的、隐约的雷声。
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而我，和我的国家，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