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三月，春寒料峭，重庆的雾气虽然淡去了一些，但那种压抑在心头的阴霾却比冬日更甚。参谋本部的窗外，枯枝上冒出了几点嫩绿的新芽，这本该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在我眼中，那更像是即将被战火吞噬的脆弱生命。
作为参谋次长，我深知这个三月意味着什么。在我的作战地图上，两条红色的箭头正像毒蛇的信子一样吐出致命的威胁。一条在遥远的缅甸边境，另一条则死死地抵在我们的胸膛——河南。
三月的第一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静默。这种静默首先被打破的地方是钦敦江。
三月八日，情报终于证实了我的预判。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这个狂妄的赌徒，正式下达了渡河攻击的命令。代号乌号作战的攻势全面展开。日军第十五师团、第三十一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共计十万之众，携带了大量的牛羊作为所谓的活体给养，浩浩荡荡地跨过了钦敦江，兵锋直指英军在印度的后勤基地——英帕尔和科希马。
这是一种违反军事常识的疯狂行径。钦敦江以西是连绵数百公里的原始丛林和高耸入云的山脉，那里被称为绿色地狱。没有补给线，没有重武器通道，牟田口廉也竟然想靠士兵的脚板和抢来的牛羊去征服那片绝地。
但我不敢有丝毫的轻视。疯子往往能做出常人无法预料的举动。如果英帕尔失守，中印公路的起点就会被切断，我们在印度蓝姆伽训练了三年的精锐——驻印军x部队，将彻底失去后勤依托，成为一支孤悬海外的死兵。
在参谋本部的作战会议上，盟军联络官几乎是咆哮着要求我立即下令，让滇西的Y部队强渡怒江，向西进攻，以牵制日军的侧翼。他的脸涨得通红，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面上的缅甸地图。
我冷冷地看着他，直到他停止了咆哮。我告诉他，Y部队现在动不了。不是不想动，而是不能动。因为在中国的腹地，在黄河的南岸，岗村宁次集结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三十万。如果我现在把滇西的二十万大军投入到怒江以西的莽莽群山中，一旦中原防线崩盘，我就再也没有哪怕一个师的预备队去堵住缺口了。
那个美国准将愤怒地摔门而去，扬言要向华盛顿控告我的消极避战。我点燃了一根烟，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只有苦涩。他们不懂，对于中国来说，丢失印度只是切断了一条输血管，而丢失中原，则是被刺穿了心脏。
三月的第二周，缅甸的战火愈演愈烈。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在南线进展神速，像一把尖刀插向英军第十七师的背后。英军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御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脆弱且混乱。而在北线，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则在丛林中开辟出了一条难以置信的通道，直扑科希马。科希马是通往英帕尔的咽喉，一旦那里被切断，英帕尔盆地里的英军第四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
我时刻关注着驻印军的动向。卫立煌将军指挥的x部队在胡康河谷打得非常顽强。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利用美式装备的火力优势，在丛林中一步步向南推进，试图从侧后方威胁日军的进攻路线。但我给卫立煌的电报始终只有八个字：稳扎稳打，切勿冒进。我不能让他为了救英国人而把这支种子部队赔进去。
与此同时，河南的局势更加诡异。
三月十五日，刘斐从洛阳发回绝密电报。电报中提到，日军第十二军在黄河北岸的调动突然变得隐秘起来。原本繁忙的铁路运输线在白天变得空空荡荡，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听到沉闷的轰鸣声。那是重型坦克和牵引火炮在移动的声音。
这是进攻前的无线电静默和灯火管制。
我立即命令军统局在郑州的潜伏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查明真相。两天后，一份用鲜血换来的情报摆在了我的案头。日军正在大规模配发防毒面具和夏季作战服。更重要的是，他们征集了数万名中国民夫，正在夜以继日地修补通往黄河渡口的公路。
岗村宁次要动手了。
我站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目光死死锁定了平汉铁路。日军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们想要打通平汉线，将华北和华中的兵力连成一片。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先攻占郑州，然后拿下洛阳。
洛阳。这座十三朝古都，如今成了我们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给汤恩伯下达了死命令。我要求他放弃在黄泛区那些无险可守的平原阵地，将主力第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收缩到登封、密县、洛阳一线的山区。我要利用嵩山和邙山的地形，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
汤恩伯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他的犹豫和投机。他一方面向我保证服从命令，另一方面却迟迟不愿放弃他在豫东平原上建立的那些所谓的税收关卡。那些关卡是他敛财的工具，也是他维系部队给养的来源。
我在电话里对他发了火。我告诉他，如果他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等到日本人来了，连他的脑袋都会成为战利品。
三月的第三周，除了军事上的压力，我还得应对来自内部的危机。
河南的灾情虽然比一九四二年有所缓解，但百姓的困苦依然触目惊心。汤恩伯部队的军纪败坏已经在当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刘斐向我报告，在有些县城，老百姓看到国军就像看到瘟神一样躲避。甚至有传言说，当地的武装民团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战事开启，他们不仅不帮国军，反而会趁机缴国军的械。
这让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我们在中原的几十万大军就是无根的浮萍。
我紧急抽调了军委会政治部的精干力量飞赴洛阳，配合刘斐开展安抚工作。我下令打开洛阳的军粮仓库，在城门口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我甚至下令枪毙了一个在街头强买强卖的连长，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
我想告诉河南的父老乡亲，中央军还在，军法还在。
但这一切似乎都显得太晚，太微不足道了。大势已去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漫过我的脚踝。我能做的，只是在堤坝崩溃前，尽可能地多填几个沙袋。
三月二十日，缅甸战局急转直下。
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奇迹般地穿越了被认为无法通行的崇山峻岭，突然出现在了科希马的外围。守卫那里的英军只有这一支小部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他们显得惊慌失措。同一时间，日军第十五师团切断了英帕尔通往北方的公路。英帕尔被包围了。
在那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急电，要求我立即从云南出兵解围。那位美国准将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军队再不行动，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的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分配。
这是一个恶毒的威胁。我们的每一滴汽油，每一发子弹，都依赖于那条飞越驼峰的航线。如果援助断绝，这场战争我们一天也打不下去。
我在深夜里独自徘徊。我的理智告诉我，如果不救英帕尔，驻印军就会完蛋，中印公路就会完蛋。但如果我救了英帕尔，把Y部队调走，一旦河南战事爆发，我拿什么去挡岗村宁次的几十万虎狼之师。
这是一种撕裂灵魂的抉择。
最终，我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我命令卫立煌的驻印军暂停向南的攻势，抽调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向西机动，直接威胁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侧翼，迫使牟田口廉也分兵。同时，我下令滇西的远征军先头部队，也就是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开始向怒江一线佯动，做出强渡的姿态，以此来迷惑日军，并给盟军一个交代。
我对盟军联络官说，这是我能做的极限。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辞职。
那美国人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最终没有再说什么。
三月的最后一周，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中原大地上的第一声惊雷终于炸响了。
不过，这声惊雷不是来自日军的火炮，而是来自天空。
三月二十五日，我派遣的中美混合空军侦察机在飞越黄河铁桥时，发现日军正在大举渡河。这一次不是偷袭，而是明目张胆的强渡。无数的橡皮艇和机动舟桥铺满了河面，像一群黑色的蚂蚁在黄浊的河水中蠕动。
日军第十二军下辖的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涌向南岸。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我在重庆的指挥所里，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汤恩伯的炮兵在进行最后的阻击。但我知道，这种阻击在日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坦克集群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三月二十八日，中牟完全失守。日军坦克部队突破了泛滥区的淤泥地带，向郑州侧后方迂回。
三月二十九日，许昌方向告急。日军另一支部队从侧翼包抄，意图切断平汉线。
三月三十日，汤恩伯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他说他的部队在撤退中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建制已经被打乱了。他说河南的民众在扒铁路，填战壕，阻挡他的部队转移。
我握着话筒，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汤恩伯，你听着。你的部队乱了，你自己不能乱。你手里还有第八十五军和第十三军的主力。你必须在登封和密县一线死死顶住。哪怕部队打光了，也要给我争取一个星期的时间。
为了什么争取时间。为了让第一战区、第五战区乃至第九战区的后续部队能够完成重新部署。为了让洛阳的防御工事能够再加固一寸。
三月三十一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窗外下起了雨。重庆的雨总是这样绵延不绝，带着一种洗刷不净的哀愁。
我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通报。那是八路军总部发来的，内容很简单：日军华北方面军主力南下，华北空虚。我部将在这个月发起攻势，破袭日军后方交通线，以策应正面战场。
看着这份通报，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在这场民族存亡的决战中，所有的恩怨都必须暂时放下。
我走到地图前，拔掉了插在郑州外围的一面小旗。然后，我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洛阳周围画了一个重重的圆圈。
从明天起，这里将成为血肉磨坊。
一九四四年的三月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在缅甸勉强维持住了不崩盘的局面，但在中原，大坝已经出现了裂缝。洪水即将滔天而至，而我，必须站在洪水中，指挥着这艘破旧的大船，在惊涛骇浪中寻找那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