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楚了吗？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伏击？主谋是谁？”
李定国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
“这还需要查吗？”孙兴一愣，
“肯定是全村合谋！这些刁民，不杀不足以儆效尤！”
“滥杀无辜，只会让更多人心向白杆兵，向明朝！”
李定国厉声道，目光锐利地扫过孙兴和周围跃跃欲试的军官们，
“我们是义军！不是土匪！”
“义军？”孙兴嗤笑一声，声音也冷了下来，
“定国，别忘了咱们是吃什么饭的！没有抢掠，哪来的粮饷？没有杀戮，哪来的威风？”
“义父常教导我们，乱世用重典！对这些墙头草一样的百姓，就不能手软！”
“那不是重典，是自绝于民！”
李定国寸步不让，
“你们难道没听说吗？北边的崇祯，杀了贪官，免了天下赋税！我们现在在这里屠村抢粮，和那些被崇祯杀掉的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不如！”
这话一出，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士兵们面面相觑，军官们脸色变幻。
北边免税的消息，像一根刺，扎在每个人心里。
对比眼前要进行的屠杀，一种荒谬而强烈的反差感油然而生。
李定国深吸一口气，知道此刻不能退让。
他翻身下马，走到那些跪地的老者面前，亲手将他们扶起。
“老人家，起来说话。我是李定国，今日之事，我自有主张。”
他语气放缓，虽平淡却带着威严，
“参与伏击者，主动站出来，或由你们指认，我只诛首恶，胁从不问。至于粮草……我会按市价，用银钱向你们购买一部分，绝不强征。”
此言一出，不仅是村民惊呆了，连李定国自己的部下都哗然。
用钱买粮？这还是大西军吗？
“将军！这不合规矩！”孙兴急道。
“规矩是人定的！”李定国斩钉截铁，
“从现在起，在我的辖地，这就是规矩！传令下去，有敢擅取百姓一针一线，奸淫妇女者，军法从事，立斩不饶！”
他目光如电，扫过全场，那股久经战阵积累的杀气弥漫开来，顿时镇住了所有骚动。
士兵们习惯了服从，尤其是对李定国这样有威望的将领。
最终，石泉坳的村民指认出了三个确实参与了伏击，并且平日里就有劣迹的混混。
李定国当众将三人斩首，以儆效尤。
然后，他真的拿出军中有限的银两，向村民购买了一批粮食，虽然价格被压得很低，但至少不是抢掠。
村民们劫后余生，感激涕零，纷纷跪地叩谢“李将军活命之恩”。
那一刻，李定国看着这些淳朴而又脆弱的百姓，心中百感交集。
他做对了，他保护了他们。
这种守护带来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了以往攻城掠地，杀人盈野所带来的虚妄功业感。
然而，这件事也迅速传开了。
孙兴等人向张献忠添油加醋地汇报，说李定国妇人之仁，收买人心，“有违义父屠戮立威之策”。
张献忠闻报，果然大怒，将李定国召至成都，当面斥责。
“定国！朕听说你现在心慈手软了？还学会用银子买粮了？你他娘的当自己是善财童子还是朝廷的狗官？”
张献忠拍着桌子，唾沫横飞，
“老子告诉你，这天下是杀出来的！不是买出来的！你对那些刁民好，他们转头就能把你卖了！”
李定国跪在殿下，没有辩解，只是沉默。
他知道，义父已经听不进任何关于民心的道理了。
在他的逻辑里，只有恐惧才能控制一切。
“滚回去！给老子好好打仗！再让朕听到你搞这些歪门邪道，别怪朕不讲父子之情！”
张献忠最终扔下这么一句，算是警告。
李定国退出皇宫，走在成都残破的街道上，心情比来时更加沉重。
义父的暴虐之路已无法挽回，
而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保全了一村百姓，却让自己在军中的处境更加微妙，也引起了义父的猜忌。
夜晚，他独自在驿馆借酒消愁。
酒精灼烧着喉咙，却烧不尽心中的苦闷。
“为民？呵呵……在这乱世，想为民做点事，竟如此之难……”他苦笑着自语。
他想起了北方的崇祯。
那个皇帝，用最酷烈的手段，似乎真的在试图扭转乾坤。
免税令一下，天下多少像石泉坳这样的村庄能得以喘息？
相比之下，自己空有“安西将军”的名头，却连保护一村百姓都要冒着被猜忌的风险。
“或许……只有到了那边，才能真正做一些实事？”
投降的念头再次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他拿出纸笔，犹豫再三，开始写一封信。
不是投降信，而是一封试探性的，写给此时正与黄得功对峙于三峡地区的明朝将领的信。
信中，他没有直接表露归顺之意，而是以讨论民生多艰，止戈为民为名，
委婉地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忧虑，并询问北方新政的真实情况。
这封信写得极其隐晦，措辞谨慎。
写完后，他唤来一名绝对忠诚的亲卫，此人老家就在湖广，与明军控制区有些微弱的联系。
“把这封信，想办法送到……荆州黄得功将军麾下，任何一个能管事的将领手中。记住，宁可送不到，也绝不可走漏半点风声！”
李定国郑重嘱咐，眼神中充满了决绝与风险。
亲卫领命，悄然消失在夜色中。
李定国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巴山夜雨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柳暗花明，他无从知晓。
他唯一清楚的，是他不能再眼睁睁看着自己和自己麾下的军队，成为义父暴政的帮凶。
继续祸害这片土地和其上苦苦挣扎的黎民百姓。
为民之路，纵然崎岖险恶，纵然背负叛徒的骂名，他似乎也只能，也必须走下去了。
这不再是简单的忠义抉择，而是良知与责任的最终呼唤。
崇祯十七年的夏日，对于李自成而言，
不是北京城朱由检感受到的专制宁静，也不是四川张献忠那边的焦灼压抑，而是一种彻骨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