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见·第三章 匪患的残酷反扑：
对新生政权与人民的血腥践踏
一九五零年广泽再度解放前后，以廖荣昌、王生仔、蔡立芳为代表的股匪，凭借 “成份复杂、行踪诡秘” 的特点，对新生人民政权与群众展开疯狂报复，其罪行的反动性与残酷性，成为总前委下定决心 “彻底清剿” 的重要动因。
武装袭扰政权：暗杀干部与破坏基层治理。匪帮将新生的县、区、乡政府视为 “眼中钉”，一九五零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二月间，先后十二次武装袭击政权机构，三十六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三十余支枪支及大批弹药被抢，基层治理一度陷入危机 ——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初，暗藏在新甸区（四区）的匪特蔡立川，以“农民代表”身份骗取区长刘斌信任，担任通讯员随其下乡。得知刘斌拟于四日前往云际村后，蔡立川立即联络吴金良、郭仲昆等土匪，在司前棚桥桥亭密谋暗杀计划。四日清晨，郭仲昆以“请吃饭”名义滞留刘斌，蔡立川趁机骗走其短枪，随后纠集兰得业、池宝里等数十名土匪，包围区中队驻地泰山堂店铺。土匪冲入驻地抢走七 支步枪、十枚手榴弹，刘斌突围时被兰得业开枪击中，蔡立川又补两枪，年仅二十八岁的刘斌当场牺牲。
为纪念这位为政权建设牺牲的干部，光泽县政府当即决定将司前区改称为 “刘斌区”，其事迹成为剿匪部队“为人民复仇”的精神动力。
更早前的二月二十四日，刚逃至资溪投奔廖荣昌的王生仔，便伙同齐学善雇匪配合廖部攻打资溪县城，杀害县、区干部二十余人，烧毁政府办公用房三间，抢走公章、档案若干，妄图颠覆刚建立的人民政权。
残害群众：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匪帮在光泽及毗邻县份的暴行，堪称“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土匪横行期间抢劫民财上百次，折合旧币九千余万元，杀死行商、群众二十六人，强奸妇女十余人，所到之处粮食、布匹、金银、牲畜被洗劫一空。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景涛雇匪在司前台山拦截贵溪行商邱仁辉一行人，不仅抢走全部货物，还将邱仁辉等五人残忍杀害，尸体抛入山涧；一九五零年十月，洪启述、郑荣山股匪在云际村抢劫江西行商王阿水等八人，劫走六十匹布、十余担香烟后，竟将八人全部活埋于村后乱葬岗，同期还枪杀小贩张水牛、李阿狗二人；而王生仔股匪更是 “顽匪中的顽匪”，一九五零年八月至一九五五年七月间，在光泽境内作案四十二起，仅一九五二年四月就捆绑区、乡干部十三 人，轮奸妇女多人，抢走五支长短枪及二十余发子弹，城区西关一带三十余家商号、住户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遭其反复抢掠，群众敢怒不敢言。
伏击剿匪力量：对抗正义的垂死挣扎。面对解放军剿匪部队与政府工作人员，匪帮多次设伏袭击，妄图阻止清剿进程：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洪启述、刘珍、毛景涛股匪突袭闽赣边界铅山县陈坊的解放军留守部队，抓杀区干部三人；十月二十八日，郑荣山、洪启述、华发煌等股匪联手袭击司前解放区，打死解放军二零八团一营一连涂连长、李指导员等十八名指战员，烈士遗体被土匪拖至村口示众，手段极其残忍；十一月二十二日，华发煌、毛景涛纠集六百余匪徒，围攻在大青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激战四小时后因援军赶到才仓皇逃窜；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新甸区区干队下乡至司前时，遭毛景涛雇匪伏击，区干队员张子牺牲；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城区公安局李长继在大洋召开群众会议时，王生仔雇匪突袭会场，抢走手枪一支，造成二名群众受伤。
这些暴行被总前委在《闽赣边境剿匪通报》中严厉指出：“光泽匪帮的残酷行径，是对人民政权的公然挑衅，对群众利益的严重践踏，剿匪部队必须以‘为民除害’为己任，彻底肃清顽匪，还闽赣边境一片安宁。”
剿匪第一阶段：解放光泽与初步清剿（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零年七月）在匪患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中共建阳地委（今南平市建阳区委前身）按照总前委“先解放、再清剿”的部署，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启动光泽解放筹备工作，至一九五零年七月形成“解放县城—初步清剿—政权巩固”的阶段性成果，为后续特战一师与宋清特种兵营的深入剿匪奠定基础。
战前筹备：“探锋团” 的秘密侦察与兵力集结。一九四九年底，闽北各县渐趋稳定后，解放光泽被提上建阳地委议事日程。地委首先选调杨文卿、戈锐、李何元、张跃邦等十余名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解放光泽先遣队（代号“探锋团”），由戈锐、李何元带领进驻邵武县城，开展为期二个月的秘密侦察——“探锋团”成员伪装成“商人”“货郎”，潜入光泽县城及司前、寨里等匪帮重点活动区域，摸清华发煌股匪在祖师庙、浮桥的布防，蔡立芳“防护团”的驻地分布，以及廖荣昌残部的逃窜路线，绘制出《光泽匪情与地形详图》，标注出十二处匪帮据点及三条进军通道，为后续作战提供关键情报。
一九五零年一月，建阳地委进一步从南下干部、南下服务团及闽北干校抽调 四十余名干部，组建“随军解放与接管光泽工作队”，同时成立光泽县党政领导机构；一月下旬，三野二五二团三营奉命从福建南平调至邵武，与光泽县大队（叶宗忠任大队长）汇合，形成解放主力；二月十四日，江西上饶地委接到建阳地委急电后，立即从军分区抽调四个连兵力，跨越高耸的云际关、山头关，向光泽西关方向集结——至此，解放光泽的“闽赣协同兵力”全部到位，形成对县城的三角形包围圈。
二十二月十七日：正月初一的解放之战。又叫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五日（农历除夕），解放光泽总指挥部在邵武成立，由光泽县长李旭任总指挥，县委书记任政委，二五二团三营段营长、县大队叶宗忠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根据“探锋团” 情报，制定三路进军方案：
东路：二五二团三营二个排从邵武和顺渡船过河，沿光泽至邵武公路直插县城东关外，封堵匪帮向东逃窜通道；北路：二百余名指战员从邵武大乾翻越君山，潜伏至乌金洲，控制祖师庙守桥股匪（华发煌部），切断匪帮向北逃往司前的路线；
西路：江西上饶军分区四个连从云际关、山头关南下，进攻县城西关，与东、北两路形成合围。
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四时三十分，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解放战斗正式打响。西路上饶军分区部队首先突破西关防线，二五二团三营东路部队随即猛攻东关，潜伏在乌金洲的北路部队则突袭祖师庙——华发煌股匪负责把守浮桥，面对解放军的猛烈进攻，匪徒们乱作一团，盲目放枪抵抗，仅半小时便溃不成军。此战共消灭华发煌股匪二个大队，打死打伤匪徒二十四人，俘获四十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三十余支、子弹二千余发，成功解放光泽县城。
遗憾的是，匪首蔡缄三在战斗打响前，带领三十余名亲信从后门逃脱，逃往北路山区；王生仔股匪则在战斗爆发时，沿司前小路窜至江西资溪，投奔廖荣昌股匪——这也为后续特战一师的深入剿匪埋下伏笔。
初步清剿与政权巩固：贯彻总前委“镇压反革命”指示。县城解放后，光泽县委立即按照总前委“边解放、边清剿、边巩固” 的要求，展开三项关键工作：
组建武装力量：二月十八日，成立光泽县公安局、公安队，抽调二十名干部与公安人员组成三支“武装小分队”，深入寨里、华桥等乡镇，发动群众检举匪情，收集匪帮行踪，仅三月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五十七条，协助抓获散匪二十三人；
落实中央指示：三月十八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后，光泽县委迅速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区长联席会议及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以剿匪为中心，兼顾减租减息”的决定，明确“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对投降匪帮人员区分情况处置，仅三至六月就有四十五名被裹挟匪徒主动缴枪投降；
支援后续剿匪：工作队深入乡村开展“诉苦运动”，组织被匪帮迫害的群众讲述遭遇，激发群众参与剿匪热情——司前乡群众组建“剿匪联防队”，为后续特战一师清剿郑荣山、毛景涛股匪带路；华桥乡群众则为宋清特种兵营提供粮食、蔬菜补给，帮助战士们适应山区环境。
至一九五零年七月，光泽初步清剿共歼灭散匪一百五十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支，恢复十个乡的政权建设，为特一军特战一师、宋清特种兵营后续进驻开展“深度剿匪”，创造了稳定的群众基础与作战环境。
特战一师与宋清特种兵营的衔接行动（一九五零年三月至七月兵力交接：接过“清剿顽匪”的接力。一九五零年三月初，特一军特战一师（徐定山部）、宋清特种兵营抵达光泽后，立即与二五二团三营、县大队进行兵力交接：二五二团三营移交《光泽匪帮残部行踪报告》，详细说明蔡缄三、王生仔、廖荣昌等主要匪首的逃窜方向；县大队则提供《群众举报匪情台账》，标注出十八处疑似匪帮隐藏点。
徐定山、宋清在与光泽县委座谈时明确：“将严格遵循总前委‘重点打击顽固匪帮、边界协同清剿’的指示，以二五二团三营解放县城为基础，深入山区清剿廖荣昌、王生仔等顽匪，彻底肃清匪患。”此后，特战一师与宋清特种兵营的行动，便与此前“初步清剿”形成紧密衔接。三月截获廖荣昌电台、四月清剿曾皋九、五月生擒王生仔等战斗，均是以县城为依托，以群众举报为线索，逐步向深山推进。
纪念先烈：以牺牲干部为精神动力。特战一师与宋清特种兵营进驻后，专门组织指战员参观刘斌区长牺牲地、二零八团涂连长等烈士遇难处，聆听群众讲述匪帮暴行：在司前泰山堂店铺（刘斌牺牲地），宋清对特种兵营战士们说：“刘斌区长为了保护群众、建设政权，被土匪残忍杀害，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为所有牺牲的干部群众报仇，彻底完成总前委‘肃清残匪’的命令！”
在司前村口（涂连长等烈士示众处），徐定山带领特战一师指战员宣誓：“继承烈士遗志，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不肃清最后一股土匪，绝不离开光泽！”这种“以先烈为榜样”的动员，成为后续梁家山围剿、毛坪溶洞清剿等战斗中，指战员们奋勇冲锋的重要精神动力——战士王小虎在梁家山牺牲前，曾对战友说：“一定要打死更多土匪，为刘区长、涂连长报仇！”
五＞、见·第六章 三大关键战斗：剿匪第一阶段的 “攻坚三捷”
大禾山截击战：粉碎廖荣昌的“山区逃窜梦”。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四日，廖荣昌纠集胡啸山、高年久、曾皋九、齐学善、官崇山、王生仔等股匪，共四千余人袭击资溪县城，杀害干部群众二十余人后，遭到鹰潭剿匪部队（三野某部）追击。二十五日清晨，廖荣昌率匪众沿资溪至光泽的山间小路，向光泽园岱、大禾山方向逃窜，企图依托大禾山 “山高林密、易守难攻” 的地形，建立新的匪巢。
接到鹰潭剿匪部队的协同通报后，光泽县剿匪总指挥部立即启动“闽赣边界联防预案”（总前委此前部署），调遣二五二团三营（段营长带队）、县大队（叶宗忠指挥）及司前乡“剿匪联防队”共五百余人，赶赴大禾山设伏：兵力部署：二五二团三营一连、二连分别占据大禾山主峰两侧的制高点，控制匪帮必经的 “鹰嘴隘口”；三连隐蔽在隘口下方的竹林中，负责正面截击；县大队与联防队则在隘口后方的河谷地带设伏，防止匪帮涉水逃窜；
战斗打响：上午十时许，廖荣昌匪部的先头部队（约五百人）进入鹰嘴隘口，三连战士在段营长的命令下，先以重机枪压制匪帮前锋，随后投掷手榴弹，隘口内顿时硝烟弥漫。匪帮后续部队见状大乱，廖荣昌试图组织反扑，下令胡啸山率“精锐”冲击左侧制高点，却遭到一连的猛烈射击，胡啸山的左臂被流弹击中，匪徒死伤三十余人；
解救干群：战斗中，战士们发现隘口后方的山洞里，关押着十余名被匪帮劫掠的资溪干群（多为乡干部与教师）。二连战士王大虎（此前梁家山战斗牺牲战士同名的同乡）带领三名战友，冒着匪徒的侧射火力，冲入山洞解开绳索，将干群护送至安全区域 —— 王大虎在掩护群众撤离时，被匪徒的冷枪击中腿部，仍坚持将最后一名群众送过河；
战果与余波：此战共打死打伤匪徒三十二人，俘获二十五人，缴获步枪十八支、子弹一千五百余发，成功粉碎廖荣昌的逃窜计划。廖荣昌见势不妙，带领一千余名残匪（原四千人已溃散大半）向光泽、邵武交界的梁家山逃窜；王生仔则在混乱中与匪帮失散，只身逃回邵武下坪老家，潜伏待机。
白马庙包围战：深夜突袭的“瓮中捉鳖”。一九五零年五月中旬，匪首蔡缄三（此前从县城逃脱）、蔡立芳（“光泽防护团”团长）不甘心失败，暗中联络城区散匪百余人，计划于五月十八日深夜在西关茶市街白马庙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偷袭光泽县城驻军（二五二团三营留守部队）的方案。
警惕的巡逻兵：五月十八日二十二时许，县公安局公安队战士老张（山东籍，一九四八年参军）与小李（光泽本地籍，一九五零年入伍）在西关巡逻时，发现白马庙内灯火闪烁，且有陌生人员频繁进出——老张凭借剿匪经验判断“必有异常”，立即让小李返回公安局报告，自己则潜伏在庙外的大树后，记录进出匪徒的人数与特征；
快速集结与包围：县公安局局长接到报告后，立即电告二五二团三营留守部队（由副营长带队），同时调集公安队三十余人。二十三时许，部队分三路包围白马庙：三营部队从庙前门进攻，公安队从后门与侧门封堵，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激战与溃散：副营长下令“先喊话劝降，无效再强攻”——战士们向庙内喊道：“蔡缄三！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总前委说了‘投降不杀’，再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庙内匪徒不仅拒不投降，还向门外开枪射击，打死公安队战士李伟。劝降无效后，副营长下令强攻：战士们用炸药包炸开庙门，冲入庙内与匪徒展开肉搏。蔡立芳见势不妙，带领二十余名亲信从庙后墙的破洞逃脱；蔡缄三则在混战中被流弹击中肩部，由手下搀扶着逃往北路山区；
战果统计：此战共打死匪徒十八人，打伤二十五人，俘获五十二人，缴获步枪三十五支、手榴弹二十枚，彻底粉碎了匪帮偷袭县城的阴谋。牺牲的公安战士小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遗体安葬在光泽县烈士陵园，当地群众自发为其献上花圈。
珑坑桥伏击战：区中队的“顽强抵抗与协同反击”。一九五零年七月，光泽县各区按总前委“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成立区中队（每区三十至五十 人），司前区中队（队长老王，山西籍，一九四七年参军）便是其中之一。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匪首郑荣山（“闽浙赣边区突击直属大队”大队长）率八十余名匪徒，突袭司前区中队驻地（司前乡祠堂），企图抢夺武器、破坏基层政权。
六小时的顽强坚守：当时区中队仅有三十五人，弹药不足（每人仅十五发子弹），面对匪徒的轮番冲锋，老王带领战士们依托祠堂的石墙顽强抵抗：战士们用桌椅堵住大门，从窗口向外射击，匪徒多次冲到门前，均被手榴弹击退。上午 十时许，区中队的子弹所剩无几，老王让战士们用“土办法”——将煤油浇在布条上，制成“燃烧弹”，扔向冲锋的匪徒，暂时遏制了匪帮的进攻；
群众报信与部队驰援：司前乡群众陈大爷（此前为剿匪联防队成员）看到区中队被围，悄悄从后门溜出，翻山越岭赶往十五公里外的剿匪部队驻地（二五二团三营某连）报信。连长接到报告后，立即带领五十余名战士，向司前方向驰援；
珑坑桥伏击：郑荣山见久攻不下，且担心援军赶到，便下令匪徒撤退，沿司前至寨里的小路向珑坑村方向逃窜。
驰援部队在陈大爷的指引下，预判匪徒会经过珑坑桥（必经之路，桥面狭窄，仅容二人并行），便在桥两侧的山林中设伏。中午十二时许，匪徒进入伏击圈，战士们立即开火，匪徒们挤在桥上，进退两难，死伤惨重。此战共打死匪徒五人，打伤八人，俘获十二人，缴获步枪十三支、子弹八百余发，剩余匪徒溃散逃往深山；
精神彰显：司前区中队以少胜多，坚守六小时，展现了地方武装的顽强意志；群众陈大爷的主动报信，体现了“发动群众”方针的成效——正如总前委在《剿匪通报》中强调的：“群众是剿匪斗争的‘千里眼’‘顺风耳’，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剿匪的胜利。”
剿匪第二阶段：一九五零年八至十一月重点清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战前部署：贯彻总前委“三结合”方针。一九五零年八月，光泽县委与剿匪部队（此时二五二团三营仍为主力，九月后九十六师二八六团进驻）召开“剿匪工作总结会”，根据总前委“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制定重点清剿方案：
划定重点区域：将司前、寨里定为 “重点清剿区”（两区域为廖荣昌、郑荣山、江家星等股匪的主要活动地），集中全县百分之九七十的兵力（含二五二团三营、县大队、各区中队）投入重点区；明确战术原则：“猛打穷追，驻剿挖根，重点清剿，面上控制”——对重点区的股匪，采取“包打包剿”模式，每支剿匪部队负责一个片区，既要消灭匪帮，也要发动群众建立联防；对非重点区，则由区中队与民兵负责巡逻，防止匪帮流窜；
政治瓦解措施：印发《致匪徒的公开信》，通过“喊话、贴标语、群众劝说”等方式，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鼓励被裹挟匪徒“自新投诚”。
九十六师二八六团进驻：增强剿匪力量。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根据福建军区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六团在团长郭霞光的带领下，进驻光泽，与原有剿匪部队汇合，形成“野战部队加地方武装加民兵”的强大剿匪体系。郭霞光团长在进驻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决落实总前委的指示，进剿一股，消灭一股，解放一地，巩固一地，绝不给匪帮喘息之机！”
平息大刀会暴乱与歼灭江家星股匪。十一月初，匪首蔡缄三、江家星（“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军第七团”团长）利用司前、寨里一带部分群众的迷信思想，煽动大刀会、同善社成员数百人，企图发动暴乱，破坏重点清剿。剿匪部队采取 “政治宣传为先，军事打击为辅” 的策略：
宣传破迷信：二八六团宣传队深入大刀会活动的村庄，通过 “实物演示”（用子弹击穿大刀会 “护身符”）、“受害者讲述”（被大刀会裹挟的群众现身说法），破除“刀枪不入”的谎言，仅三天就有一百五十余名大刀会成员主动脱离匪帮；
军事震慑：十一月四日，少数顽固分子在蔡缄三、江家星的煽动下，聚集在司前乡台山庙，准备进攻区政府。郭霞光团长下令二八六团一营包围台山庙，通过喊话劝降，大部分大刀会成员放下武器，仅江家星带领三十余名亲信突围；追歼江家星：江家星突围后，逃往山头关山区，二八六团二营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对山头关展开拉网式搜捕。十一月十二日，战士们在山头关的一个山洞里发现江家星及其残部——江家星负隅顽抗，开枪打死一名战士，最终被战士们乱枪击毙。其部属十余人见匪首已死，纷纷缴枪投降，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二十一支、子弹一千一百三十发。
重点清剿成果：歼匪九百余人，匪焰受挫。至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底，重点清剿阶段共歼灭匪徒九百余人（其中打死一百二十人，打伤一百八十人，俘获四百五十人，自新一百五十人），缴获轻重机枪六挺、长短枪四百余支、子弹五万余发，捣毁匪窝三十二处。匪首翁光国、蔡立川（杀害刘斌区长的主犯之一）、郭仲昆等先后被抓获，蔡缄三、蔡立芳等残匪被迫转入深山潜伏，土匪的嚣张气焰得到有效遏制。
剿匪第三阶段：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全面清剿——军民联防“拔穷根”八月毛主席电令：限期肃清股匪。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毛泽东主席电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兵团：“限期半年内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福建军区立即向光泽剿匪部队传达电令，要求“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前彻底肃清光泽境内成股匪帮”。光泽县委与二八六团迅速响应，制定 “全面清剿方案”：
兵力整合：调集四野四六九团、四八三团（此前参与南丰解放的部队）、三野二八五团各一部，与二八六团、县大队、各区中队组成 “联合剿匪兵团”，郭霞光任总指挥；
群众动员：全县发动五千余名群众（含民兵、乡村干部、普通村民），组成 “搜山队”“联防队”，实行“村村联防、户户站岗”，断绝匪帮与外界的联系——群众们提出 “匪不灭，不回家” 的口号，主动为部队带路、送粮、传递情报；
战术调整：针对匪帮“化整为零、避实就虚”的特点，采取“以分散对分散、集中对集中”的战术——小股匪帮由区中队与民兵清剿，大股匪帮则由联合剿匪兵团围剿。
北路剿匪：俘获毛景涛，郑荣山投降。一九五零年十二月，联合剿匪兵团将北路（司前、华桥一带）作为全面清剿的突破口：
俘获毛景涛：十二月十四日，根据群众举报（华桥乡村民发现毛景涛潜伏在自家柴房），二八六团三营战士迅速包围柴房，毛景涛（“国防部青年救国军人民服务队第七支队第一团”团长）企图跳窗逃跑，被战士们生擒。此前，毛景涛曾参与袭击资溪县城、伏击剿匪部队，双手沾满鲜血；
郑荣山投降：是十二月二十二日，郑荣山（此前珑坑桥伏击战后溃散）带领残部二余人，在司前乡聂坑村被“搜山队”与剿匪部队包围。郑荣山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且得知江家星、毛景涛等匪首已被歼灭，便带领部属放下武器，向剿匪部队投降，上缴轻机枪二挺、长短枪三十二支。至此，光泽北路主要股匪基本肃清。
大觉岩围捕战：生擒蔡缄三。一九五一年一月，匪首蔡缄三、蔡立芳（“防护团”团长）潜伏在华桥铁关村黄石口与江西资溪县朱崖交界的大觉岩山沟里，凭借“山高谷深、隐蔽性强”的地形，妄图长期潜伏。公安机关派出侦察员（含 一名资溪籍侦察员），深入大觉岩周边村庄，秘密收集情报。一月十日，铁关村村民老李向侦察员报告：“最近有陌生人在大觉岩附近的山洞里取水，行踪诡异。”一月十六日，联合剿匪兵团与资溪县剿匪部队（贯彻总前委“边界协同”指示）联合行动，共十八余人包围大觉岩：
分工部署：光泽部队从东侧进攻，资溪部队从西侧堵截，群众“搜山队”在山沟入口警戒，防止匪帮逃脱；围捕过程：战士们沿大觉岩的羊肠小道缓慢推进，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发现蔡缄三及其三名亲信——蔡缄三企图开枪反抗，被战士们当场制服；蔡立芳则在混乱中趁机逃脱（后于一九五二年在江西黎川被抓获）；
公审与枪决：二月二十五日，光泽县在县城中山台广场召开“公审蔡缄三大会”，数千名群众参加。
蔡缄三对“组织反革命叛变、杀害干部群众、抢劫民财”等罪行供认不讳，被依法判处死刑，当场枪决。群众们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为被杀害的刘斌区长、小李等烈士报仇雪恨。
全面清剿成果：除王生仔外，股匪尽灭。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全面清剿阶段共击毙匪徒四十二人，打伤四十二人，俘获四百四十五人，劝降四百一十九人，匪徒自新六百二十九人；缴获机枪九挺、长枪四百八十五支、短枪一百零七支、手榴弹三十八枚、子弹两零二百四十发、过山炮一门、电话机一部及牛、马等物资。除王生仔股匪（四人）外，光泽境内其余成股匪帮全部被歼灭。剿匪第四阶段：一九五一年四月-一九五五年五月肃清残匪——紧盯“顽匪王生仔”
王生仔的“顽匪底色”。王生仔（邵武县第五区里居乡下坪村人）是光泽剿匪中最顽固的残匪，其罪恶履历贯穿整个剿匪过程：反革命起家：解放前任甲长多年，加入青帮与民社党，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邵武、光泽交界地区组织大刀会三十 余人，对抗解放军；
多次参与暴乱：一九四九年五月邵武、光泽解放后，率匪徒攻打邵武、光泽、黎川等县城；十一月勾结蔡缄三、蔡立芳策划反革命活动，任“闽赣边区民众自卫军指挥部前进指挥所大队长”；一九五零年二月参与袭击资溪县城，杀害干部群众二十余人；大禾山截击战后，只身逃回下坪老家潜伏；
潜伏手段狡猾：一九五一年四月后，王生仔仅带领三名亲信（均为青帮成员），在邵武、光泽、黎川三县交界的深山里潜伏，昼伏夜出，靠抢劫群众粮食、盗窃牲畜为生，且频繁更换藏身地点（山洞、废弃炭窑、密林），给清剿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长期清剿：军民协作的“持久战”。为肃清王生仔残匪，光泽县委与剿匪部队采取“长期驻剿、群众监视、重点布防”的策略：建立“三县联防”：协调邵武、光泽、黎川三县的公安、民兵，在三县交界的二十余个村庄设立“联防哨”，实行“每日报平安、每周大巡查”制度，一旦发现王生仔踪迹，立即跨县通报；
群众“认匪”与举报：印发王生仔的画像（根据被俘匪徒描述绘制），在三县交界村庄张贴，组织群众 “认匪”——下坪村群众承诺 “只要王生仔敢回村，我们第一时间报告”；
部队驻剿：二八六团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在邵武下坪、光泽大洋一带长期驻剿，战士们与群众同吃同住，每天进山搜剿，有时为了一个可疑山洞，要翻好几座山、走几十里路。
至一九五五年五月，王生仔残匪仍在潜伏，但已不敢公开活动，只能在深山里苟延残喘——这场“肃清残匪”的持久战，展现了剿匪部队“不肃清最后一股匪患，绝不收兵”的决心，也为后续彻底歼灭王生仔奠定了基础。
六＞、见·第九章 肃清残匪，终歼顽匪王生仔
王生仔的 “垂死挣扎”：罪行升级与群众胁迫。一九五一年四月后，王生仔逃回邵武下坪老家，并未收敛恶行，反而网罗越狱反革命犯黄克祥、黄克海及散匪黄承友，组成四人残匪团伙，自封“大队长”，在邵武、光泽、黎川三县结合部流窜作案，手段愈发残忍：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深夜：王生仔率三名匪徒突袭光泽二区管密乡，翻墙进入乡农会，捆绑农会主席黄洪仁，抢走棉布二匹、步枪一支、大米三百斤，临走前还放火烧毁农会档案柜，企图销毁罪证；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在邵武县第五区张坑乡垒石岭，拦劫二十一名过路行人（多为商贩），抢走现金旧币五十万元、香烟十五条、衣物三十余件，对反抗的二名商贩实施殴打，致其重伤；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至八时：在杉关外黎川县饶家排公路口，连续拦劫光泽至黎川的货车八辆，抢走货车上的布匹、药品、五金等物资，折合人民币二千余元（新币），还抢走司机、押运员手表九只；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早晨：在光泽中坊至和顺的公路陡坡处，伏击光泽开往建阳的客运班车——匪徒先用树木堵塞公路，待班车停下后，王生仔开枪击坏汽车发动机，打死乘客二人、司机一人，打伤二人，抢走军邮员携带的卡宾枪一支，洗劫旅客财物（含现金、衣物、首饰等），制造了震惊闽赣的 “班车血案”。
为躲避清剿，王生仔还以“威胁加利诱”手段控制群众：对不服从者，扬言“杀全家”；对妥协者，许以“抢来的财物分半”，据统计，邵武、光泽两县与王生仔有秘密往来的乡村干部、群众达二百二十七人，这些人被迫为其通风报信、代购粮食药品，给清剿工作造成极大阻碍。
三县联合：邵、光、黎清匪委员会的成立与行动。一九五三年，针对王生仔跨县流窜的特点，中共建阳地委按总前委“边界协同剿匪”指示，联合江西省抚州地委，成立“邵（武）、光（泽）、黎（川）三县清匪委员会”，构建“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剿匪体系：
组织架构：由中共光泽县委书记郭佐唐任主任委员，黎川县委书记王镜民、邵武县委书记兼县长张文堂任副主任委员，三县武装部部长、公安局长任委员；下设剿匪指挥部，指挥部内设大队部、中队部、剿匪工作队，另设二个侦察组（负责收集匪情）、五个追捕组（负责机动追剿）；
兵力与群众动员：在三县二十四个剿匪重点乡，组织民兵七八余人，联合地、县、区、乡干部、公安部队、公安人员及群众共一千余人，形成“军事力量加群众力量”的围剿大军；
核心策略：严格贯彻总前委“政治瓦解与军事追剿相结合”方 ——政治瓦解：开展“清匪反霸”宣传，印发《致通匪群众的公开信》，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惩处重大通匪犯，先后判处彭步林、黄丞仅、傅彩香等十 人死刑，彭忠良、傅承章等二十六人有期徒刑，对曾任民兵队长的彭水财实施管制，震慑通匪分子；
军事部署：采取“外线封锁、内线搜索、堵截去路、断其粮食”战术——外线在三县交界的公路、隘口设卡，防止匪徒流窜；内线组织搜山队，对深山、溶洞、废弃炭窑逐一排查；同时切断匪徒补给，严禁群众向深山运送粮食，迫使匪徒暴露踪迹。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清匪委员会在光泽管密乡召开二百六十余人的群众大会，揭露王生仔“杀害人命、抢劫财物、胁迫群众”的罪行，公布“举报匪徒有奖、窝藏匪徒严惩”的奖惩办法，当场有十二名曾被迫通匪的群众主动交代情况，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剿匪的积极性。四月十七日，匪徒黄克海在管密酒文村露面，当地群众立即向剿匪工作队密报，追捕组迅速赶到，将黄克海当场击毙——黄克海的死亡，让王生仔、黄克祥、黄承友三名残匪陷入恐慌，此后一年多不敢公开活动，只能在深山密林里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