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松
一、1939年的“三中附小”
1939年，我刚满11岁，就随二姐到国立第三中学读书。二姐在高中部，我在附属小学五年级。虽然只短短的一年，却对我的童年乃至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时隔半个世纪，那既苦又甜的、那遥远又亲切的往事，仍深深地铭刻在我心头。
进入小学大门，就是一条坡度很大的水泥大道，向东拐弯可直达校本部。这是一幢西式的两层楼房，在当时的铜仁县可谓十分气派。据说这原是一个姓车的军阀所有，所以老百姓都称它为“车公馆”。小学设在这洋楼西。相隔一个庭院，有一排坐西朝东的平房，是小学校长、教师的办公室和一、二年级教室。大门左侧是一幢两上两下的木结构楼房。楼下是三、四年级教室，楼上是五、六年级教室。大部分师生是从苏、浙、鲁、皖一带沦陷区流亡而来的“下江人”。全校约300名学生，20多位教师。
我和十五六个同学，住宿在一间小阁楼上，每两人合一个地铺，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带霉味的黄糙米，常年闻不到肉味，不敢奢望吃荤。由于缺乏营养，所以一般都患有贫血症。
当时练习簿的纸又黄又薄，用钢笔或铅笔写字，常被戳穿（当时还没有圆珠笔），所以只能用毛笔写字。晚间住宿生有自修课。每两人合用一盏桐油灯，只准燃烧两根灯草照明。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实在没法看书写字，只好把四个人的灯油合为一盏，燃烧四根灯草，灯光稍亮一点，勉强学习。
小学生谁不喜欢游戏？可是全校找不到一只皮球，也没有单、双杠等简单的体育设施。所以课余时间只有摔跤、溜树、爬山等活动。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同学们发现学校后山坡的黄泥里，埋着许多铁珠。据说是军阀混战遗留下来的散子炮弹丸。于是我们就在课余时结伙在后山用竹片、木棒撬铁珠，半天可挖到四五颗，之后在砂石上逐个磨去锈斑，直到光滑铮亮。同学们把它当弹子玩，有的也把它当弹弓的子弹，射击飞鸟、野狗。有一天，三位六年级的同学用弹弓猎到一只小狗，他们瞒着老师，在后山坡用搪瓷脸盆烧煮，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尽管生活条件很差，但师生间存在着同甘共苦的友爱精神。老师十分爱护同学，教学也十分认真。他们常用微薄的薪金，买“抄手”（馄饨）、面条给有病的同学吃；同学对老师也非常尊敬；读书也非常用功，大家生活得好像一家人。当时大家最喜欢听老师讲抗日斗争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廿四勇士夜袭阳明堡机场”；“大战娘子关”；“东北义勇军战三江”等。同学们对抗日前方传来的消息和敌后军民浴血奋战的新闻都十分关心。“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感，激励着同学们发愤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同学们做作文《我的志愿》，绝大部份都说长大了要当抗日军人，上战场杀敌人。
二、中秋节的思乡泪
这年中秋节，天气晴朗，校园里的桂花树，散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我们住宿生早就盼望着晚餐时能来一次“大牙祭”（大吃一顿）。许多同学趁着休息时间，跑到厨房窗口，伸长了脖子，看一看菜肴，闻一闻肉香，那诱人的美味，馋得直咽口水。
好不容易挨到晚饭时刻，大家一涌而入食堂，可是桌上只摆着每人一小碟薄薄的肉片和一碗咸菜汤，还有一小块芝麻饼。我们都怔怔地失望极了！一边痛骂学校某些人贪污伙食费，一边把碗盆摔得叮当作响以发泄怨气。原来厨房里的大鱼大肉，都是校本部宴会用的。
晚饭后，住宿生三三两两在校院中，有的闷坐在梧桐树下，有的靠在石块上或躺在水泥道上，没有一点嘻笑声，只有瑟瑟秋风和梧桐树叶飘落下地的声音。谁也没心思去观赏那碧空的明月。尽管满地已洒满了洁白的月光，，但月光趋亮，越令人感到凄凉。我和一位江苏省宜兴籍名叫冯辰北的同学相依在一棵梧桐树下，相互低声倾诉着思乡的衷肠，那太湖的菱角、银鱼、蟹虾的醇美，在家庭过节的温暖……。夜深了，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垂着头闯回了宿舍，钻进被窝，可谁也没有入睡。不知是谁首先哼起了悲壮的歌曲：“……敌人的铁蹄已踏遍了黄河、长江……”、“祖国在死亡线上，同胞们饥饿待徨，五千年的民族要翻身，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要解放……”、“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一首唱罢又一首。开始还各唱各的，但渐渐地不约而同的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一遍、二遍、三遍反复地唱，越唱越响亮，越唱越激昂、越悲伤。哀伤、愤慨交织的歌声，震惊了训育主任和级任导师，他们先后来宿舍规劝我们早早入睡，谁料我们哭声更大。他们的喉咙也渐渐地哽咽了，也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这一夜，没有人合过眼，我也眼睁睁地望着窗外月亮慢慢西斜。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就有好几个同学起身去操场练拳，发誓小学毕业后要去当兵打回老家去。上午正巧是语文课，过老师红肿着眼，讲授了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她边朗读，边讲解，边擦着泪水，整个教室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之中。
三、白虱、狼嗥、滑竿
冬季到了。学校没有洗澡设备，也不供应热水，更没有钱到街上澡堂去洗澡，再加上自己不懂卫生，所以同学们都长满了白虱，叮得难熬。不久我们都感染了疥疮，真是雪上添霜，痒得头皮发麻，搔得满身是密密麻麻的血痂，被子上也尽是斑斑血迹。我们整天忧愁着，真不知怎样才能摆脱这冷酷的生活。
一个夜晚，暮霭夹着浓雾，城外响起了一阵阵狼嗥声，十分惊恐、凄凉。猛然间，全城锣声、吆吼声、狗叫声，此起彼伏，混杂一片。城墙上满是火把，映得满天通红！直到深夜，上百只狼结成的狼群才远离而去，全城又才恢复了宁静，但同学们仍有余悸，从此再也不敢到城外去爬山玩了！
在节假日，我们也偶然去逛街。街上有土制皮鞋的作坊，烟叶加工商店；还有鸦片馆、茶馆、赌场和当铺。也有几家饮食店、旅舍、布店等。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滑竿夫了。他们衣衫褴褛，裸露着腿、膝或肩膀，骨瘦如柴，面黄如腊，有的还染上鸦片瘾。每当瘦骨伶仃的滑竿夫，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颤颠着、抬着大腹便便的“绅士”过市时，街上的石板块就会随着脚步，发出沉重的回响声音。听说这些滑竿夫自称是“干人儿”。他们成年累月卖命，也养不活一家老少。
虱子、狼嗥、滑竿夫的景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
在那苦闷的日子里，我意外地结识了高中部学生蒋澄斋、许国华等几位同学。那是我去高中部找二姐时认识的。他们喜欢我，我也与他们合得来。有一天，蒋澄斋带我到他们在校外租赁的一间小木楼上去玩。只见小楼地板上摆了五六床被铺，没有床、椅、橱，只有靠门一张小方桌，上面叠了几只脸盆、碗筷，还摆了许多木刻刀、木板等，桌子下面堆满了书籍。五六个同学都脱了鞋，或坐或躺在地铺上。我好奇地发现墙壁四周贴了许多木刻画，有人像，有山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军人雄纠纠地骑在马上，还有一张是一个女兵的笑脸。我正看得出神，忽然蒋澄斋问“你认识他们吗？”我喃喃地说：“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所有的同学畅怀地笑了起来，惹得我羞惭得低下头。蒋澄斋指着那骑马的将军说：“这是八路军的司令朱德”，那是女作家丁玲”。接着另外几个同学也七嘴八舌介绍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鲁迅的画像。我问“这些人都是好人么？”这又引起了满屋一阵笑声。他们连连地抢着说：“都是好人。”“打日本，救穷人的都是好人”。唔！我一下就认识了那么多好人，真高兴。我想向他们索取一张朱总司令的木刻像。蒋澄斋不但没答应，而且还严肃地关照我不能对外人讲见过这些画像。我懵懵糊糊地答应了。但我不懂为什么不能外传。
夏天，蒋澄斋一伙同学，经常带我去江边游泳。每次尽兴而归时，总要讲有关八路军抗日的故事给我听。有时在街上买块苞谷粑或红苕片给我吃。我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1942年暑假，我回到在贵阳的母亲身旁。一个晚上，许国华忽然到我家来，沉痛地告诉我和二姐，蒋澄斋和另一个同学被反动军队以“共匪”罪名杀害了！多么好的人啊，可他们无端被惨遭杀害！从此我心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使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公式：好人都抗日，好人都在共产党一边。
蒋澄斋是个爱国青年，热诚敦厚。为了不甘受日寇奴役，跋涉千里，远离家乡来到贵州；为了追求真理，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可万万没预料到竟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被害时年仅十九岁，他用鲜血灌溉了异乡沃土，用鲜血启示了我幼嫩的心灵。
光阴一去不复返，几经坎坷两鬓斑，桃花万点迎春归，锦花美酒笑颜开。半个世纪风云变幻，早已换了人间。回顾那艰辛的往事，不仅唤回我心中的青春，更敦促我珍惜今天这夕阳无限好的岁月。
蒋耘，1939年入三中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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