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雪厂街的纸片与1973年的冷风
1968年的香港，雪厂街的石板路还沾着晨露时，街角就围起了一圈人。穿长衫的经纪揣着手写的股票单据，人力车铃铛一响，便有人探出头喊：“汇丰几多钱？置地有货出吗？”我那时刚满二十，跟着师父在英资经纪行打杂，师父总说：“阿仔，香港的股市不是生意，是浪潮——早三十年英商在路边撮合交易，如今快要有第四间交易所了，这浪只会越来越大。”
那年头炒股是新鲜事，工厂佬把血汗钱从床板下摸出来，茶餐厅的伙计凑钱合买一股“牛奶公司”，连师奶买菜时都要问一句“恒指升咗未”。1969年远东交易所成立，华资企业终于能上市，师父说“英资垄断的日子要完了”，可他没说，疯狂也跟着来了。1972年中美会谈的消息传来，股市像着了火，恒指从几百点窜到1700多点，街边证券行的黑板写满红字，有人辞去工做全职“炒家”，孖展公司挤满了要借九成按揭的人——“只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口号，比茶楼的叫卖声还响 。
师父是个古板人，总把“市盈率超过二十倍就危险”挂在嘴边，还把港府派发的《购买股票须知》贴在办公桌前。可没人听得进去，连汇丰主席呼吁警惕投机，都被当成“怕穷人发财”。我亲眼见隔壁茶餐厅的阿荣，用结婚礼金买了“世界天线”的股票，三天就翻了倍，他拍着胸脯说“这辈子不用再洗碗”。师父叹着气给我讲：“1949年上海经纪来香港，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有‘追涨杀跌’的教训，可惜人记吃不记打。”
1973年3月的冷风来得猝不及防。恒指从顶峰断崖式下跌，第一天就跌了百点，证券行里哭喊声一片。阿荣的“世界天线”成了废纸，他跪在街边撕股票，嘴里念叨着“怎么会跌”。我跟着师父去收账，见有人把孖展账户的单据烧了，有人抱着经纪的腿哀求“再给一天时间”。到9月，恒指跌到500多点，次年石油危机一来，又跌去六成，那些辞工炒股的人，有的疯了，有的跳了楼。师父把我拉到交易所门口，指着满地狼藉说：“记住，股市的第一课不是赚钱，是‘止蚀’——赚100%要知足，亏15%必须走，这是保命的规矩。”
第二章 四会争霸与红筹崛起
股灾过后，港府出台了《证券条例》，成立了赔偿基金，可香港人对炒股的热情没减，只是多了几分谨慎。1975年我出师开了间小经纪行，茶餐厅成了我的“情报站”：船务公司的老陈能提前知道货运数据，汇丰的出纳小姐会透露银行动向，连扫地的阿婆都能说出“地产股看租金，工业股看订单”。那些年四会林立，远东、金银、九龙、香港交易所各抢生意，佣金一降再降，我们这些小经纪靠的就是“讲良心”——不推垃圾股，不怂恿加杠杆。
80年代初，中英关系缓和，红筹股开始冒头，中资企业纷纷在港上市。有个台湾来的大户找我开户，一出手就买了百万股“招商局”，他说“中国概念是长期势”。我想起师父说的“趋势比努力重要”，跟着买了点，果然半年翻了倍。可也有人栽了跟头，我认识的李老板，跟风买了家空壳红筹，公司停牌后血本无归，他拍着桌子骂“股市都是骗子”，我只能劝他：“曹生（曹仁超）说过，散户要集中火力，不是瞎赌——你连公司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不输才怪。”
1987年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崩盘，港股也没能幸免。那天我在交易所盯盘，恒指半天跌了千点，电脑屏幕全是绿色，有人当场晕过去。我想起1973年的教训，提前把客户的股票止蚀离场，虽亏了点，但没伤根本。收盘后，老股民们聚在茶餐厅，有人说“要崩盘了”，有人说“抄底的时候到了”。我记得曾渊沧博士的话：“牛市中期入市，三期顶端离市”，那时的港股，还没到真正的底。
90年代初，四会合并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港股成了世界级金融市场。我儿子大学毕业，想进投行做“金融精英”，我把他拉到当年的雪厂街，指着如今的摩天大楼说：“你爷爷那辈炒股靠消息，我这辈靠规则，你们这辈靠数据，但股市的本质没变——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我给他讲师父的故事，讲1973年的股灾，讲“及早离去”的必胜法，他似懂非懂，直到1997年回归前后，红筹股热潮退去，他亲眼见同事加十倍杠杆炒科技股，最后负债累累，才明白我当年的话。
第三章 茶餐厅的股经与岁月的答案
如今我七十多了，经纪行交给儿子打理，每天还是会去茶餐厅坐一坐。那里的后生仔还在讨论“丁蟹效应”，说郑少秋的剧一播股市就跌；也有人捧着手机看港股行情，念叨着“腾讯跌咗几多”“阿里升咗未”。我偶尔会插句话，讲讲那些老规矩：“不要抄底，不要猜顶，趋势能看明白”“身家没过亿，别学人家分散投资”“牛市疯狂时，记得把一半钱存进银行”。
有个刚入市的年轻人问我：“阿叔，现在港股都是科技股、中概股，你那些老经验还管用吗？”我指着茶餐厅墙上的恒生指数走势图，从1969年的低点到如今的点位，说：“你看，不管是英资股、红筹股还是科技股，股市永远涨涨跌跌。曾博士说过，不怕失去机会，只要有资本，明天就有新机会。”我给他看我保存的旧股票，那些泛黄的纸片上，印着当年的“九龙仓”“港灯”，也印着无数人的发财梦和血泪史。
去年股灾，儿子打电话来慌慌张张说“要跌穿两万点了”，我让他打开师父传下来的笔记本，上面写着：“股市原意是让社会繁荣，可惜人性贪婪。”我告诉他：“减杠杆，止蚀，等风头过了再看。1973年我们能熬过来，现在也能。”后来港股反弹，儿子说“多亏了阿爷的规矩”，我笑着说：“不是规矩有用，是教训有用——那些跳楼的、破产的，都是我们的老师。”
香江的水还在流，股市的浪还在涌。香港人炒股，炒的不是股票，是生活，是希望。我这一辈子，见过一夜暴富的幸运儿，也见过一败涂地的投机者；听过“买股能致富”的谎言，也悟过“稳中求进”的真理。说到底，炒股和做人一样，要懂敬畏，知进退，记住1973年的冷风，记住茶餐厅里的闲谈，记住那些用血泪换来的话——股市没有必胜法，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等到下一个牛市。
第四章 草根的股海挣扎：茶餐厅里的血泪与妄想
茶餐厅的卡座，从来都是香港草根股民的“作战指挥部”。早市开盘前，穿蓝领工装的工厂佬、系围裙的茶餐厅伙计、拎菜篮的屋邨师奶，挤在油腻的桌前，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报纸，嘴里念着“贴士”，眼睛盯着墙上挂着的小电视——那是90年代初，没有智能手机，行情全靠电视滚动播报和经纪电话通知。
我认识阿强时，他还是茶餐厅的侍应，月入三千块，却总梦想着“靠炒股赚够钱开分店”。1996年红筹股热潮，他听隔壁桌老股民说“中资股必涨”，偷偷把准备结婚的十万块礼金全投了进去，还加了七成孖展。起初股价真的涨了，他连续三天请工友喝冻柠茶，拍着胸脯说“过两个月就辞工当老板”。可到了1997年，红筹股断崖式下跌，他买的股票单日跌了三成，经纪天天打电话催补保证金，电话那头的声音像催命符：“再补五万，不然就强制平仓！”
阿强把父母给的首付钱挪了出来，以为能扛过去，没想到股价越跌越狠，最后被券商强行平仓，十万本金加借来的钱全亏光了。那天他在茶餐厅角落坐了一夜，面前的菠萝油放凉了都没动，眼眶通红地问我：“阿叔，为什么我跟着贴士买，还是会亏？”我指着电视里播报的恒指走势图，告诉他：“贴士是机构放出来的诱饵，他们赚够了就跑，留下你们这些散户接盘。港股没有涨跌幅限制，跌起来根本不给你反应时间。”后来阿强的未婚妻走了，他也辞了工，去码头当搬运工，再也不提炒股的事。
屋邨的陈师奶，是另一种挣扎的模样。她炒股不为开分店，只为给儿子攒出国留学的学费。2007年港股牛市，她听经纪说“涡轮以小博大，几千块能赚几万”，就把买菜钱、煲汤钱都省下来，跟风买了科技股涡轮。刚开始确实赚了几百块，她逢人就说“炒股比煲汤还容易”，后来干脆拉着街坊凑钱，凑了二十万加孖展买了一只小盘股。
可小盘股流动性差，等她想卖的时候，根本没人接盘。股价从一块二跌到三毛，经纪劝她“斩仓止蚀”，她却抱着“总会反弹”的念头，偷偷借了高利贷补保证金。最后股票停牌，成了废纸一张，高利贷的催债电话打到家里，儿子的学费没攒成，还欠了一屁股债。陈师奶白天去酒楼洗碗，晚上去街市摆地摊，头发半年就白了一半，再见到我时，她叹着气说：“阿叔，我当初要是听你的，不碰孖展，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还有些年轻人，刚毕业就一头扎进股市。2015年港股通开通，内地来的小伙子阿杰，拿着五万块积蓄开户，听说“港股手续费便宜”，就天天高频交易，想着“高抛低吸赚差价”。可他不知道，港股佣金有最低限额，每笔最少收100港元，他每次买卖几千块的股票，手续费就占了近一成，赚的钱还不够付佣金。更糟的是，他总在行情波动时慌神，早上高位买入，下午就跌了，急着割肉离场，结果刚卖完股价又反弹，来回折腾了半年，五万块只剩两万多。他拿着交易记录来找我，上面密密麻麻的买卖记录，像一张被撕碎的希望清单，他说：“阿叔，我每天熬夜看盘，上班都没心思，怎么反而越炒越亏？”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挣扎：有人把退休金投进“仙股”，结果公司停牌血本无归；有人听明星炒股的消息跟风入市，却不知道明星自己都在亏 ；有人在股灾时想抄底，却抄在了半山腰，越补仓越套牢。他们抱着“一夜暴富”的妄想，忽略了港股的残酷——80%的资金掌握在专业机构手里，散户既没有信息优势，也没有风险承受能力，跟风、加杠杆、听贴士，一步步把自己推向深渊。
茶餐厅里的讨论声，几十年没变过。从“置地饮牛奶”到“腾讯涨疯了”，从孖展到涡轮，从纸单据到手机App，变的是交易工具，不变的是草根股民的贪婪与恐惧。他们省吃俭用攒下血汗钱，想在股海里捞一桶金，却大多成了被浪潮吞没的沙粒。我常对他们说：“港股不是慈善堂，是角斗场。机构有专业团队、有内幕消息，你们拿着几万块，凭着小道消息，怎么可能赢？”可很少有人听得进去，就像1973年那些不听劝的人一样，人性的弱点，在股海里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