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在与“进步人士”接触的过程中，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规矩”，犹如在悬崖边缘行走，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他明确规定，提供给“进步人士”的援助，仅限于战场急需的药品，像磺胺这种具有强大抗菌消炎作用的药物、吗啡这类能有效缓解伤痛的麻醉剂，以及止血纱布等必备的医疗用品。这些药品均是通过租界的特殊渠道费尽周折弄来的。偶尔，他也会从苏南的秘密粮仓调取一些粮食支援，但这些粮食的选择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确保不易被追踪来源。对于武器、资金以及情报等敏感且极易引发危险的资源，他坚决碰都不碰。
徐渊这么做，目的十分实在且多面。首先，在工人运动高潮时期，例如第三次起义时，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援助，为自家工厂换取一些缓和的空间。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深知工人力量的强大，适时地给予一定帮助，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厂与工人之间潜在的矛盾，避免工厂成为工人运动的直接冲突对象，维持工厂相对稳定的运营环境。
其次，他也存着悄悄埋下“善缘”的心思。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希望通过此举，万一将来局势转变，能为徐家留下一条转圜的小缝。他明白，在乱世之中，多一份善缘或许就能多一条生路，为家族的未来多一份保障。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他内心深处，也存在着那么一点源自现代意识里，对革命者牺牲精神的复杂情绪。这些革命者为了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种精神让徐渊在敬佩之余，也产生了一些情感上的触动，促使他在能力范围内给予一定的帮助。
但徐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把援助的规模卡得极死，确保整个接触过程的隐秘性。就像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绝不能暴露一丝光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当局势愈发紧张，风声一紧，他立刻果断地让“白手套”徐驰卿切断与“进步人士”的所有联系，并且将相关痕迹抹得干干净净，绝不留下任何可能引发麻烦的尾巴。在这复杂危险的政治局势下，稍有不慎，就可能给徐家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徐家的两位姐夫，已然从单纯的亲戚角色，摇身一变成为徐渊“守业”路上至关重要的支点。徐渊凭借“先知”带来的敏锐洞察力和巧妙谋划，将原本松散的“姻亲关系”紧紧拧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利益绳”，构建起了一种你帮我稳固地位，我助你守护产业的紧密合作模式，进而形成了实打实的“共同体”，在乱世的惊涛骇浪中携手前行。
先说大姐夫覃文运，身为吴县县长，在地方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徐渊采取“给钱换权”的策略。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地方财政犹如摇摇欲坠的危房，徐渊看准时机，拿出大量的外汇和硬通货支援覃文运，帮助其稳住了县府的各项开支，维持了地方的基本秩序。毕竟，只有县长的位置坐得安稳，徐家在苏州的田产才能拥有可靠的“保护伞”。
覃文运也并非忘恩负义之人，或者说有所顾忌，他投桃报李，充分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有效地压下了佃户的过激举动，确保徐家的地租能够顺利征收。当徐家从苏州运输粮食、转移银元时，覃文运都会悄悄安排人手保驾护航，使得这条“暗线运输”能够顺顺当当，毫无阻碍，为徐家的经济稳定提供了一定保障。
至于二姐夫曾维献，他的身份是苏州镇守使兼模范团长，无疑是徐渊最为重要的军事靠山，同时也是徐家军火的关键来源。
徐渊也不吝啬，采取“重金托底”的策略。他不断地给曾维献送去资金，而且大多为外汇，这些对于直系军阀组成之一的二姐夫而言，硬通货便是强大的助力，使其能够顺利扩军，购置先进武器。在这个过程中，徐家护卫队也得以从中受益，获得了精良的装备。
这些资金还被用于打点直系军阀体系内的上级，例如淞沪护军使衙门，进一步巩固了曾维献的地位。
这个保定军校出身，颇有些练兵手段的二姐夫，自然也不会辜负徐渊的支持，他以实际行动回报这份信任。比如派遣军队护持着苏沪之间徐家产业的运输线，确保这条经济命脉的安全畅通。
默契的约定是一旦辖区内出现反徐的势力，曾维献就需要毫不犹豫地直接出面打压；在工人可能冲击工厂或者“清党”期间局势混乱时，他要么及时派兵支援，稳定局面，要么为徐家开辟“庇护通道”，帮助徐家在混乱中化险为夷，保障了徐家产业和人员的安全。
民国早期，政客和小军阀们大多如墙头草一般，立场摇摆不定，转换阵营对于他们而言，就如同日常吃饭喝水那般随意。这种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各方大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毕竟大军阀需要拉拢小军阀扩充势力，小军阀要哄着手下的军头为其效力，大小军头们又得安抚好手下的兵丁，如此复杂的利益链条，导致旧军阀们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自然不强，这也是北伐能够一路势如破竹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徐渊正是巧妙利用了这一时代特点，与两位姐夫达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手握重权，大姐夫覃文运掌控着地方行政大权，二姐夫曾维献则紧握地方兵权，宛如两把坚固的保护伞，为徐家在乱世的风雨中遮风挡雨。徐渊给予姐夫们实实在在的利益支持，让他们在权力的舞台上更加稳固；同时准备凭借对局势的精准判断，为他们指引转换阵营的方向，避免他们在政治旋涡中迷失。
徐渊那看似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从来不是投机者式的简单“骑墙”——那种左右逢源、只求利益最大化的算计，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踪迹。他的挣扎，深植于不同维度身份认知在骨血里的剧烈碰撞，更源于这种碰撞催生的、日夜啃噬内心的深层“存在性焦虑”，仿佛灵魂与肉身各自站在一边，正进行着一场无休止的拉扯。
作为带着现代记忆的穿越者，徐渊的灵魂早已被“红旗下”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教育浸润得透彻。那些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关于人民解放的理想、关于反帝反封建的决绝，不是印在书本上的铅字，而是化作了他看待世界的底色。
这让他看向工厂里汗流浃背的工人时，会本能地想起他们被克扣的工钱、被压缩的休息时间，心疼那份在机器轰鸣声里被消磨的苦难；看向田埂上弯腰劳作的农民时，会自然地联想到他们被苛捐杂税压弯的腰、被地主盘剥的无奈，打心底里理解他们攥紧拳头反抗时的合理性。甚至面对那些关于共产主义的零星论述，他都能从中读出一种莫名的亲近感——那是与他灵魂深处对“平等”的向往相契合的温度。
站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下，他看得清旧制度身上的脓疮：官场的腐朽、阶级的固化、底层的绝望，也笃定地知道，这样的大厦终有一天会在时代的风雨里轰然崩塌。
可现实是，他此刻的“肉身”是实实在在的“徐氏实业”掌门人。抽屉里锁着的是工厂的地契，账本上记着的是遍布各地的股权，马车驶过的是带花园的豪宅，管家汇报的是名下数千亩的土地——他是这个时代里，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的生存基础系于这些产业的盈亏，社会地位来自“徐老板”这个名号，手里的权力更是从阶级特权里生出来的。
所以当工人举着“加薪减时”的木牌围在工厂门口时，他心里清楚，这直接冲的是账本上的利润，是生产线的稳定；当乡下传来农民运动的消息，说要重新丈量土地时，他攥着信纸的手会发紧——那不仅是几块地的事，可能要牵扯到徐家旁支的利益，甚至动摇整个家族的根基。维护产业稳定、保住自身的阶级利益，就像呼吸一样，成了他无法摆脱的生存本能。
最残酷的是，灵魂里认同的“革命对象”，恰恰是“肉身”的自己。他夜里翻书，看到描写工人运动的段落，会忍不住共情那些抗争的勇气，可合上书一想，这些运动的口号里，或许就藏着“打倒徐老板”；他和友人聊起土地革命的必要，会点头认同“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这场革命要清算的对象里，未必没有“徐家”的名字。
这种灵魂与肉身的直接对立，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困在中间。每一次工厂里闹劳资纠纷，看着工人们通红的眼和自己桌上的账本，他都得在“该体谅”和“要止损”之间撕扯；每一次佃户抗租，听着管家报来的“刁民”说辞，又想起那些佃户孩子冻红的脸，他都像站在道德的天平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哪里是立场摇摆？分明是每一次具体的矛盾，都成了一场对着自己的灵魂拷问，问得他日夜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