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六月，窗外的法国梧桐叶被夏日的潮气浸得发沉，蝉鸣声里裹着挥之不去的闷热，将上海法租界的午后拖得漫长而滞重。《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已逾两月，苏州河沿岸的断壁残垣外，脚手架渐渐支起，黄包车又开始在霞飞路上穿梭，乍看之下，战火留下的疤痕似在被日常抚平。
但徐公馆书房内，气氛却比冬日的寒夜还要紧绷——案头的电文堆得比砚台还高，每张纸上的字迹都像带着火星，报纸边角被手指捻得发毛，密报的封口处还残留着蜡油的余温。徐渊指尖夹着的烟卷燃至尽头，灰烬落在标注着“东北防线”的地图上，他却浑然未觉，只盯着地图上“伪满洲国”那几个刺眼的红字，喉结重重滚动了一下。
在他眼中，那份被南京政府奉为“和平保障”的协定，不过是列强与日军强加的枷锁。墨迹未干的纸页间，写满的不是休战的诚意，而是“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周边”“日军可驻留公共租界”的屈辱条款。他曾在深夜里将协定副本摊在灯下，逐字逐句地读给自家产业经理团秘书长何茂才听，读到“不得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配置防御工事”时，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这哪里是停战？是把刀架在脖子上，还逼我们卸了护心镜！”
六月初的庐山，清晨的雾气还未完全消散，山间的云雾缭绕，如梦似幻。然而，就在这宁静的氛围中，一则来自国民政府的会议决议却像惊雷一般，迅速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徐渊当时正坐在窗边，凝视着窗外的工人正在检修公馆的电网。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他深知这座公馆已经不再安全。自从上次遭受日本黑龙会特务的刺杀之后，他便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当他展开那张盖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红印的纸张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寒意。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攘外必先安内”六个大字如同一把钝刀，无情地割裂着他内心深处仅存的那一丝期待。
这六个字背后紧跟着的是“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以及“筹备第四次围剿”的条目。徐渊的眉头紧紧皱起，他对这一决议感到无比失望和愤怒。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刻，政府竟然选择将精力放在内部的争斗上，这无疑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徐渊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局面。然而，他心中的忧虑却愈发深重，他担心这样的决策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
他将通报扔在案上，冷笑一声，声音里裹着冰碴：“东北三省丢了，日军在山海关外增兵，华北的商号天天传‘鬼子要过长城’的消息，南京倒好，眼里只盯着江西的山沟沟！”何茂才站在一旁，手里攥着刚收到的江西密报，低声补充：“听说这次围剿，调了近四十万兵力，还配了德国顾问的装备，反观东北的义勇军，连过冬的棉衣都凑不齐……”
徐渊没等他说完，便起身走到巨大的挂墙地图前。手指先落在东北那片被阴影覆盖的区域，缓缓划过黑龙江、吉林的边界，再移到江西——那里用红笔圈出的“赤区”，在广袤的国土上显得格外扎眼。“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囤军火，巴不得我们自己打自己，他们好坐收渔利。”他的指尖重重敲在“南京”的位置，“南京的人啊，是被安稳日子迷了眼，还是故意装糊涂？这不是‘安内’，是自毁长城！”
那天晚上，徐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出了三年前北伐时的旧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西装，与几位国民政府官员站在南京街头，脸上满是“再造河山”的憧憬。他盯着照片看了许久，最后抬手将其塞进抽屉最底层，连同对南京政府最后的一丝幻想，一起锁了起来。
与南京的“剿共”喧嚣形成尖锐对比的，是来自东北的密报。那些信纸带着油墨和硝烟混合的味道，有的甚至沾着褐色的斑迹——后来何茂才才说，那是信使在穿越日伪军封锁线时，溅上的战友的血。
六月中旬的一份密报里，详细写着马占山部的动向：“十二日凌晨，马司令率部夜袭方正县城，日军措手不及，弃城而逃，我军缴获步枪三百余支，机枪六挺……”另一份来自丁超部的报告则提到，义勇军在北宁路沿线埋设地雷，炸毁日军军列一列，“毙敌百余人，其中军官三人，军列所载弹药尽数焚毁”。最让徐渊动容的，是一份没有署名的战地记录，上面写着：“战士们穿着单衣在雪地里潜伏，冻僵了就互相搓手，饿了就啃冻硬的窝头，没人喊苦，只问‘啥时候能把鬼子赶出东北’。”
他把这些密报按日期整理好，放在贴身的皮夹里，每次翻看，眼眶都有些发热。“这才是中国人的骨头！”他对何茂才说，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激动，“南京不管他们，我们不能不管。”当天下午，他便让账房支取了五万块银元，又通过租界里的洋行，秘密采购了两百箱磺胺类药品和五十箱子弹——这些在当时都是紧俏物资，尤其是磺胺，能极大降低战伤感染的死亡率。
为了避开日军和国民政府的耳目，徐渊特意让何茂才联系了往返于上海与东北的“跑船帮”，让他们将物资混在粮食和布匹里，走海路绕到营口，再由当地的地下党接应，转运给义勇军。出发前，他亲自去码头验货，看着工人将药品箱子贴上“洋布”的标签，忍不住叮嘱何茂才：“告诉那边的同志，就说上海有个姓徐的，等着他们打胜仗的消息。”何茂才点头应下，又问：“先生，咱们这么做，要是被南京知道了……”徐渊打断他，眼神坚定：“知道了又如何？比起这些在黑土上流血的人，我这点风险算什么？”
上海的六月，像一幅矛盾的油画，一边是重建的喧嚣，一边是压抑的暗流，两种色彩交织在一起，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贴出了《上海总站兴复计划》，海报上画着崭新的火车站、宽阔的马路，配着“战后新生”的标语，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一些商人也开始蠢蠢欲动，有人在闸北租下被炸坏的厂房，准备重开纱厂；有人在南京路盘下铺面，计划再开一家百货公司。
徐渊的老友、绸缎商张老板来找他，想拉着他一起投资重建闸北的商铺，说：“停战了，日子总要过下去，现在入手，以后准能赚钱。”徐渊却摇了摇头，指着窗外黄浦江面上的日军军舰——即使停战，日军的巡逻舰仍在江面上游弋，炮口对着上海市区。“张兄，你看那军舰，只要他们愿意，炮声随时能再响起来。”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着西南的四川、云南一带，“在海边建厂房，就像把鸡蛋放在别人的篮子里，不安全。”
其实早在去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徐渊就开始筹划产业转移。他旗下的机器厂、兵工厂，已悄悄把核心设备拆下来，装船运往重庆；技术工人也分批用“探亲”的名义，派往湖南的新厂区。到了六月，转移进度已完成大半，只剩下上海总厂的一些旧设备还在处理。张老板听他说完，愣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还是你看得远，我这是被眼前的热闹迷了眼。”
六月中旬，伪满洲国“接管”东北海关的消息传到上海，银行业率先炸了锅。东北海关原本是中国重要的税收来源，每年能上缴数千万银元，如今被伪满控制，相当于断了国民政府的一条财路。上海银行公会紧急召开会议，宋子文亲自主持，会上发表了《抗议伪满劫夺东北海关宣言》，痛斥“伪满政权罔顾国际法，破坏中国主权”。
徐渊作为上海总商会的副会长，也出席了会议。轮到他发言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慷慨激昂地谴责，只是平静地说：“宣言写得再有力，不如手里有实力。东北海关丢了，我们能做的，不是只喊口号，而是尽快把南方的实业做起来，把钱和技术握在自己手里。”会后，他立刻召集旗下银行的负责人，要求加快向西南地区放贷，重点支持当地的煤矿、铁矿和兵工厂——他知道，未来的战争，拼的是工业实力，现在多攒一分力气，将来就多一分胜算。
但他也清楚，这种努力在当下显得格外无力。伪满劫夺海关后，日军又开始在上海租界周边增派宪兵，检查进出的商船，名义上是“防止走私”，实则是想控制上海的经济命脉。徐渊的一艘运设备去重庆的货船，就被日军宪兵拦下检查了整整三天，虽然最后靠着租界洋行的关系放行了，但耽误的时间和额外支付的“管理费”，让他损失了不少。“这就是没有实力的下场。”他对账房先生说，“现在受点气不算什么，等我们在西南立住了脚，情况总会好起来。”
国事日颓，为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