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思忖间，桌上的情报卷宗滑落，露出夹在其中的一份川北通讯。上面清晰记录着：红四方面军趁二刘混战之际，已于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不仅分田地给农民，还创办了军需工厂与信用合作社，甚至组建了工人独立师保障生产。徐渊眉头微蹙，除了脑海中的历史资料，此时他对这些“赤色力量”当前信息的了解多来自军阀喉舌与新建立数年的商业情报网络，却没想到在这战火焦土上，竟有人在尝试另一种生机。只是这股新兴力量，终究也难逃被南京政府与刘湘视作“匪患”的命运——上月蒋介石已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十万大军即将压境，川北又将沦为新的战场。
窗外传来江轮的汽笛声，沉闷如叹息。徐渊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雾中若隐若现的码头。那里曾堆满他从宜昌运来的机床设备，如今却常有军阀兵丁强征物资，连运输钢轨的列车都曾被刘湘部截留充作军工原料。他想起自己在犍为的铁矿，为避免被军队接管，只能以“民生采矿”为名勉强维持，矿工们的工钱多以粮食抵付，只因市面上纸币滥发，几成废纸。
“先生，刘总司令府派人送来请柬，邀您明日赴宴。”秘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徐渊瞥了眼那烫金请柬，嘴角嘲讽更甚。刘湘刚坐稳“四川王”的位置，便急于拉拢实业界，无非是想将更多资源攥入手中，既要对付川北红军，又要防备南京政府的渗透。这宴席之上，定是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目光再次投向地图。东北的阴云已越压越低，淞沪抗战的硝烟虽散，亡国之危却未解除。而四川这片被内战掏空的土地，既要承受军阀的盘剥，又要面对新的战乱，将来若真成了抗战大后方，又能拿出多少力量？徐渊缓缓将蓝图与通讯叠在一起，在扉页写下“筹组新厂、联络同道、囤积物资”十二字。
雾中的长江依旧沉默，徐渊的眼神却逐渐坚定。纵使前路遍布荆棘，他也要像胡子昂那样，在乱世缝隙中守住实业根基。那些熔炉里的铁水，工厂里的机床，或许才是四川真正的希望——不是军阀争夺的筹码，而是将来抵御外侮的底气。他先拿起笔，在给胡子昂的回函上落下姓名，窗外的薄雾，似乎也透出了一丝微光。
安排侍从将回函发出，书房里重归沉寂，连窗外长江的涛声都似被冬日的寒气滤得淡了些。徐渊缓缓站起身，案头那盏黄铜台灯的光落在地图上，将川北那片用朱红墨水标注的“赤区”映得格外刺眼。他伸出手，指腹先是轻轻蹭过地图边缘粗糙的纸纹，随即停在“通江”“南江”几个地名上，指尖不自觉地用了力，指节微微泛白——这力道里，藏着他对眼下局势的透彻与忧虑。
蒋介石的心思，他哪会看不透？所谓“剿匪”，不过是块遮羞布。表面上是要清剿川北的赤色力量，可内里打的算盘，徐渊闭着眼都能数得清：一来，红军在川北站稳脚跟，确实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根基，是心腹大患；二来，借着“剿匪”的名义，南京政府正好名正言顺地把触角伸进四川——此前刘湘把四川军政大权攥得死紧，中央想派个参谋团进来都难，如今借着“共同剿匪”的由头，不仅能往川省派驻军队、安插官员，还能借机掌控川省的粮税、盐运，一点点瓦解刘湘好不容易攒下的地方势力。
这步棋，既除了内患，又削了地方，说是“妙棋”不假；可险也险在这儿——刘湘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他刚把刘文辉赶到西康，又压服了邓锡侯、田颂尧这些老军阀，好不容易才坐上“四川王”的位置，手里握着十万川军，怎么可能甘心把刚到手的权柄分出去？
徐渊的目光从“赤区”移到重庆的位置，眉头锁得更紧了。他了解到上月刘湘在督办公署召开的会议，当时刘湘对着手下的师长们拍了桌子，说“四川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这话明着是说给南京听的。如今蒋介石要他牵头“剿匪”，刘湘怕是会表面应承，暗地里却处处设防：既要借着“剿匪”的名义继续扩充自己的兵力，又要防着中央借机夺权，甚至可能还想借着红军的力量，牵制中央派来的部队。到时候，这场“剿匪”哪里是真的打红军？分明是南京中央与四川新王之间，借着“剿匪”的幌子，在川北这片土地上摆开的新棋局，你防我、我算你，处处都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指尖触到一丝凉意——不知何时，窗外的雾气又浓了些，裹着江风的寒意扑在窗玻璃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水痕。徐渊望着那层水痕，忽然想起前几日收到的川北商报：那边的赤色政权不仅分了田地，还开了合作社，连最偏远的山村都能买到平价盐。这般景象，与四川其他地方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比起来，简直是两个天地。可在蒋介石和刘湘眼里，这样的“不同”，就是必须铲除的“异己”。他们盯着的从来不是百姓的死活，而是自己的权力版图，至于这场“剿匪”会让多少川人流离失所，会让本就凋敝的川省经济雪上加霜，没人会真正在意。
想到这儿，徐渊轻轻叹了口气，收回落在地图上的手。他知道，这场“斗法”一旦开始，四川就再难有真正的安稳日子。而他的徐氏实业，夹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夹在“剿匪”与民生之间，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走得比以往更谨慎。
事实也并不出乎徐渊的意料！
南京颐和路官邸的书房里，壁炉里的炭火噼啪作响，将暖光投在红木书桌上。蒋介石捏着一份川省电报，指节在纸面“刘湘部攻通江受挫”的字样上轻轻敲击，眉头却不见半分焦躁。门被轻推开，杨永泰（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因提出“剿匪”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即加强基层控制，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各县推行“保甲法”，实行连坐，以切断红军与民众的联系；注重舆论宣传，组织通讯社、剧团和文艺社，进行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争夺民心；实行经济封锁，对苏区进行严格的经济封锁，企图困死红军等，受蒋介石看重）捧着一叠文件走进来，身上的藏青色中山装沾了些室外的寒气，他将文件放在桌角，先给蒋介石的白瓷咖啡杯添了半杯热奶，才躬身站定。
“校长，军政部刚送来的呈文，刘甫澄（刘湘字）又催饷械了，说前线川军快‘无米下锅’了。”杨永泰的声音温和，却带着几分洞悉的笑意，“看这措辞，倒像是真急了。”
蒋介石放下电报，端起咖啡抿了一口，喉间发出一声轻哼：“他急？他该急。‘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委任状发下去快一个月了，通南巴的红匪还没动得了根基，他这个‘总司令’，脸上过得去？”他指尖指向墙上的川陕地图，“你看，胡宗南的一师，我让他们摆在广元、汉中一线，明着是堵红军往陕南流窜，暗里——”
“暗里是掐住川陕咽喉，让刘甫澄不敢在‘剿匪’上藏私。”杨永泰立刻接话，目光落在地图上川陕边界的红圈标记处，“他若敢敷衍了事，或是想借‘剿匪’之名再扩编部队，胡宗南的人一压下来，他的后路就断了。这步棋，既防了红军，更防了他刘甫澄。”
蒋介石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手指在桌沿轻轻叩着：“永泰，还是你懂我。四川这块地，刘湘经营了十好几年，手底下十万川军，不是那么好拿捏的。若我全力给他饷械，让他速战速决灭了红军，他只会更骄纵，觉得四川离了他不行，到时候中央想插一只脚，难！”
“所以军政部的‘程序’，就得慢些走。”杨永泰拿起桌角的饷械拨付清单，指尖划过“酌情配给”四个字，“子弹按七成拨，军饷压半个月，理由嘛，要么是‘国库紧张’，要么是‘运输受阻’，总之不能让他顺顺利利拿到。他缺了饷械，就得拼着老本跟红军打；打起来了，川军的元气就会耗——耗到他撑不住，自然会来求中央。”
蒋介石忽然笑了，将咖啡杯重重放在桌上，溅出几滴褐色的液体：“求？他到时候不仅要求，还得乖乖把盐税、茶税的控制权交出来！我要的，不是他打赢红军，是让他和红军‘两败俱伤’。红军弱了，不足为患；川军疲了，刘湘就没了跟中央叫板的底气。到时候，我再派个参谋团入川，借着‘协助整理军政’的名义，把四川的权柄一点点收回来——这才是‘一石二鸟’。”
杨永泰躬身应道：“校长高见。只是……刘甫澄毕竟在四川根基深，万一他察觉到您的心思，故意放缓攻势，甚至跟红军暗通款曲，怎么办？”
“他不敢。”蒋介石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通江”上，“红军在川北分田地、建政权，动的是他刘湘的根本——那些地主士绅都是他的靠山，红军在一天，他的地盘就不稳一天。他就算知道我在‘耗’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打，因为他没有退路。”他回头看向杨永泰，眼神里满是掌控一切的笃定，“等着吧，不出半年，刘湘就会带着一身疲惫来南京‘述职’，到时候，四川这块肥肉，就该端进中央的盘子里了。”
壁炉的炭火又爆了一声，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地图上，与川陕边界的红圈、蓝点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正慢慢收紧，罩向千里之外的巴蜀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