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庆的冬日，雾气总是格外浓重。那雾并非江南晨雾的轻薄飘渺，而是带着川渝盆地特有的湿沉，像一匹无边无际的灰绸，将山麓的徐家大院严严实实地裹在其中。院墙上爬满的老藤早已褪尽绿意，枯褐色的枝桠在雾中若隐若现，偶有几声寒鸦啼鸣穿透雾霭，反倒让这座青砖黛瓦的宅邸更添了几分寂寥。
岳父陈济晟抵达重庆已有一周。这位在南洋声名显赫的橡胶大王、华侨领袖，本该在新加坡的棕榈庄园里安享暖冬，却经常身着深色的暗纹棉袍，夹着雪茄在书房和徐渊密谈。翁婿二人的沟通总在暮色四合时开始，从南洋橡胶园的产量波动，到欧洲大陆暗流涌动的局势，再到家族产业是否该向内陆转移的抉择，每一个话题都像一块沉甸甸的铅块，压在这座本就藏满秘密的大院上空。徐渊总能从岳父那双深邃的眼眸里，读出超越年龄的忧虑——那是一个见证过商海沉浮的老者，对时代洪流最敏锐的警觉。
……
又是新的一天，此时已是民国二十三年，公历1934年1月20日。清晨的雾比往日更浓，连书房窗棂上糊着的高丽纸，都被染成了一片朦胧的灰白色。院门外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随后是秘书张萍压低的嗓音，与守在门房的护卫低语了几句。不多时，这位妻子陈舒妍信任的前教导嬷嬷，现在夫妇二人共同的秘书便捧着一个深棕色的牛皮纸信封，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将其稳稳摆在徐渊的红木书案上。
信封的封口处，一枚暗红色的火漆印格外醒目——那是梅隆家族标志性的狮鹫徽记，鹰爪紧握橄榄枝的纹路在晨光下清晰可辨。徐渊放下手中的毛笔，指尖拂过火漆的冰凉触感，心中泛起一丝波澜。梅隆家族的消息，平时都是即时的电报联络，迅速响应，这次通过最隐秘的渠道传递，郑重的封口，想必并不赶时间，但内容非同小可。
书房里，炭火烧得正旺。黄铜炭炉里的银丝炭噼啪作响，跳动的火光将满室的湿寒驱散，在青砖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松烟墨香与炭火的暖意，却压不住徐渊心头悄然升起的紧张。他抬手挥了挥，示意侍立在旁的仆役退下，又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大柱，守在这里，任何人不许靠近。”
门外传来助手王大柱沉稳的应答声。这位跟随徐渊多年的护卫，不仅身手矫健，枪法了得，更懂分寸，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确认四周无人后，徐渊从书案下的暗格里取出一本深蓝色封皮的小册子——这是他与安德森·梅隆约定好的特制解码本，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与对应的字母、单词，边角早已被反复翻阅得有些磨损。
他将信封缓缓拆开，取出里面那张薄薄的信笺。信纸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连串毫无规律的数字序列，像一串散落的珍珠，排列得整整齐齐。徐渊深吸一口气，将解码本摊开在信笺旁，指尖按着数字，一行一行地在本子上检索、对照。
“7-15-3……对应‘t’，12-8-2……是‘h’，5-21-9……‘E’……”他轻声念着，笔尖在空白的纸上逐字记录。
窗外的雾气依旧浓重，后山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像是被老天爷用毛笔蘸了淡墨，在宣纸上晕开一片模糊的影子。徐渊抬起头，望向窗外那片化不开的朦胧灰，只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炭炉燃尽的烟气，而是一种混杂着了然与沉重的闷感，连炭炉里跳动的火光，都仿佛被这情绪染上了凉意，明明还在噼啪作响，却暖不透指尖的温度。
他重新低头看向译好的信纸，安德森的字迹透过油墨，带着大西洋彼岸的严谨与克制。信的开头没有急着切入正题，而是先来了段西方精英式的恭维，字里行间却藏不住对徐渊的惊叹：“亲爱的徐，每次与你隔空对谈，我都要惊叹于你那近乎魔鬼般精准的金融嗅觉——去年你提醒我关注工业股的蛰伏信号，如今看来，你早已看穿了经济迷雾下的暗流。”
这样的赞誉，徐渊并非第一次收到，可此刻读来，却只剩一声无声的叹息。他指尖轻轻摩挲着信纸边缘，那些被岁月磨得发毛的纸纤维，像极了他脑海中那些既清晰又遥远的历史碎片。
信中很快转入正题，安德森用近乎兴奋的语气写道，梅隆家族动用了遍布全美的产业触角——从东海岸的钢铁厂到西海岸的造船厂，再到深入内陆的铁路网络——以及他们耗费重金搭建的数据分析网络，反复核验了三个月，终于确认经济基本面出现了“根本性好转”。
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足以让此时任何经济学家振奋的关键数据：持续四年如自由落体般下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终于在1934年的开端迎来了决定性的拐点，家族智库预计，全年将实现惊人的由负转正增长，增幅可能突破6%；曾压得整个国家喘不过气的失业率曲线，也在25%的历史峰值上首次出现了有意义的回落，仅上个月就下降了1.2个百分点，意味着数十万美国人重新找回了工作；更不用说那些沉寂多年的工厂，如今昼夜不息地运转，密歇根州的汽车组装线重新传出了机器的轰鸣，匹兹堡的钢铁厂烟囱又升起了标志性的黑烟，工业生产指数正以每月8%的强劲势头反弹，创下了大萧条以来的最快增速。
徐渊逐字读完，放下译好的第一部分信纸，指腹无意识地在红木书案上划过，触到了案角那枚镇纸——那是岳父陈济晟送他的，南洋硬木打造，沉甸甸的，握在手里能感受到木质的温润。他再次望向窗外弥漫的雾气，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那弧度里有释然，也有几分无人知晓的寂寥。
这一切，与他这个“降临者”脑海中的历史轨迹完全吻合。他清楚地记得，1934年正是罗斯福新政见效的关键节点，银行整顿、以工代赈、产业复兴法……一系列政策像一剂剂强心针，终于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泥沼中拉出了半只脚。可旁人只当他是凭借超凡的商业洞察力预判了趋势，没人知道，他不过是提前翻阅了历史的“标准答案”。
1933年，确是大萧条的谷底。徐渊指尖在信纸上轻轻点了点，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曾在历史书中见过的画面——纽约街头排队领救济粮的长队、工厂铁门上挂着的“永久关闭”木牌、华尔街证券交易所里死寂的交易大厅。而1934年，正是那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与罗斯福总统那只强有力的“新政之手”共同作用，将美国经济这艘在惊涛骇浪中飘摇的巨轮，艰难拖离深渊的开始。
做空的逻辑，本就建立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的预期之上，像猎手潜伏在暗处，等待猎物虚弱倒地的时刻。可当宏观经济的最坏时刻已然过去，复苏的嫩芽顶着冻土破土而出时，继续固执地持有巨额空头头寸，便不再是精准的投资，而是与历史洪流对抗的自杀行为。徐渊想起半年前，自己就建议缩减空头规模和杠杆时，传回来梅隆家族内部那些质疑的声音，此刻再看安德森的信，只觉得心中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安德森的确认，不过是再次印证了他基于未来历史的判断：系统性做空的风险已如潮水般急剧放大，战略性撤退，刻不容缓。
信的笔锋随即转向，字里行间的紧迫感陡然加剧，提到了更为紧迫的“政策理由”。安德森在信中用加粗的字体写道：“我必须提醒你，一场针对金融市场的颠覆性监管风暴，已在华盛顿酝酿成型。”他透露，这消息来自其父亲——虽已从财政部长之位卸任，但仍是华盛顿权力核心圈重量级人物的安德鲁·梅隆。老人在一次家庭晚宴上明确表示，国会正加速推进一项足以改写美国金融史的法案，《1934年证券交易法》即将通过。
更关键的是，该法案将授权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徐渊看着“SEc”这三个字母，眼神凝重起来。他清楚这个机构未来的分量，它将像一头被赋予重权的“巨兽”，彻底打破过去华尔街“自我监管”的松散格局，手握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包括恶意做空在内的一切市场操纵行为的巨大权力。过去那些凭借信息差、资金优势肆意搅动市场的操作，即将成为历史。
安德森在信中特别强调，尽管那个明确禁止在股价下跌时进行卖空的“上涨价规则”尚未正式写入法案成为铁律，但SEc的监管意图和方向已经无比清晰。相关的限制建议早已在华尔街的投行高管、交易员之间私下流传，新的游戏规则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
“对于此时我们这样规模的做空者而言，监管环境的这种质变，意味着身份的彻底反转。”徐渊轻声念出信中的这句话，指尖微微发凉。他们曾是在市场中肆意捕猎的“猎人”，凭借对趋势的判断和庞大的资金，在下跌行情中收割利润；可一旦新法案落地，SEc正式履职，他们将瞬间转变为可能被监管铁拳和市场多头合力围剿的“猎物”。
理性的玩家，绝不会等到游戏规则彻底改变、退路被完全封死的那一刻才行动。徐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雾气似乎比清晨淡了些，后山的轮廓隐约清晰了几分，就像此刻的国际金融市场局势——曾经模糊的风险，正一点点显露出锋利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