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偏偏，旱的地方旱死，涝的地方涝死。”陈舒妍擦了擦眼泪，声音里满是无力，“今年七月，苏北地区像赣榆青口、徐州这些地方，下了好几天的大雨，那些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早就成了摆设，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雨，结果就发了严重的水患。赣榆青口河的石坝，被洪水冲得塌了，报纸上说，冲倒了一百多间民房，淹死了二十二个男女老幼，可徐驰卿说，实际死亡的人数肯定比这多得多——青口城里全是水，到处都是漂浮的家具和尸体，救援的人根本进不去，好多人困在房顶上，喊救命喊到嗓子哑，最后还是被洪水卷走了。”
“徐州那边更严重。”她接着说，“黄河故道的水位涨得太高，超出了堤坝好多，沿岸的民房，被淹没在水里的不下几百间，老百姓只能抱着门板或者木头往高处逃，好多人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拿。就连徐州公署，都因为进水太深，没办法办公，只能临时搬到别的地方去。全国除了苏北，还有十四个省也遭了水灾，这边是干裂的土地，那边是滔天的洪水，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啊？”
“这还没完。”陈舒妍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点绝望，“除了旱灾和水灾，今年还有别的灾害。华北和华中地区，闹了严重的蝗灾，蝗虫飞过来的时候，遮天蔽日的，把地里剩下的一点庄稼、甚至连路边的野草都啃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留；四川有些地方，还流行起了疫病，得了病的人没钱治病，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有的村子，甚至一家一家地死人……”
徐渊轻轻把妻子揽进怀里，让她靠在自己的胸前，下巴抵着她的发顶，感受着她身体的微微颤抖，声音沉痛却异常清醒：“舒妍，这不是老天爷在惩罚谁，这是‘人祸’把‘天灾’放大了啊！你想想，苏北的黄河故道，多少年没人修过了？泥沙越积越多，早就成了‘地上悬河’，大雨一来，堤坝能不塌吗？全国那么多水利设施，不是年久失修，就是被战火破坏，根本起不到防洪抗旱的作用。”
他顿了顿，语气里多了几分冷意：“灾害发生后，政府在做什么？他们把所有的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对苏区的‘围剿’上，用在内战上，根本没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救灾行动迟缓又无力，发下去的救灾粮少得可怜，还层层克扣，最后到老百姓手里的，几乎没多少。只能靠地方士绅、商会，还有我们这样的慈善组织捐点钱、送点粮，可我们‘厚生慈善会’捐出去的那些物资，在这么大的灾荒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多少人。”
“更别说，日本帝国主义还在背后吸我们的血。”徐渊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东北大肆掠夺资源，就说今年，光经大连等港口运回日本的大豆，就有两百万吨，这占了去年东北大豆产量的一半还多！他们把我们的资源运回去，做成武器，再用来打我们，用来侵略我们的土地，而我们的政府，却还在忙着打内战，对这些视而不见！”
陈舒妍靠在丈夫的胸前，听着他沉稳的心跳，心里的慌乱和无助慢慢平复了些，却依旧沉甸甸的。她轻轻开口，声音里带着点迷茫：“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全都凑到了一起。我们守着这一方小院，看着靖瑶和振华安安稳稳地睡觉、玩耍，可外面有那么多人在受苦，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这点安稳，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小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打翻了。渊哥，你说，这个国家，到底还能好起来吗？”
徐渊紧了紧手臂，把妻子抱得更紧了些，他的目光穿过卧室的黑暗，望向窗外看不见的远方，语气却异常坚定，带着一种在乱世中扎根的坚韧：“会好起来的，舒妍。现在难，是因为风雨太大，可只要我们不放手，就一定能等到雨停的时候。我们现在做的，不是苟安——守住我们的实业，培养能掌握技术的中国人，就是在攒‘硬实力’；守住我们的‘厚生慈善会’，能帮一个灾民是一个，就是在攒‘人心’；守住我们心里的那点盼头，知道总有一天能把外寇赶出去，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在攒‘希望’。”
他低头，在妻子的发顶轻轻碰了碰，声音里带着温暖的力量：“我们现在攒下的每一点力量，都是在为将来做准备。等力量够了，我们不仅能护住这盏照亮我们小家的灯，还能帮更多人点亮他们的灯，能为这个国家，多撑起一块避风的地方。”
窗外的风声似乎小了些，卧室里更显静谧，只有床头灯在两人身上投下温暖的光晕。陈舒妍靠在徐渊肩头，先前谈论天灾人祸的沉重气氛尚未完全散去，她心中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在此刻这种紧密相依、卸下心防的时刻，似乎找到了问出口的契机。
她沉默了片刻，组织着语言，声音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渊哥，这些日子，我有时会想……南京政府如此作为，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漠视民生，实在令人心寒。反观……反观江西那边，虽力量弱小，处境艰难，却始终喊着‘抗日’、‘打土豪’、‘为工农’的口号。我读过一些左联作家的书，像鲁迅先生的杂文，还有……还有那些被查禁的小说，”她顿了顿，观察着丈夫的神色，见他只是平静地听着，才继续道，“里面描绘的底层苦难，和对公平世界的向往，确实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你说……这未来的中国，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来引领呢？”
她没有直接提及“共产党”，但话语中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她想知道，自己这位眼光深远、总能洞察先机的丈夫，对那支正在“长征”途中、看似穷途末路的队伍，究竟如何看待。
徐渊心中微微一叹。妻子的思想倾向，他早已有所察觉。她受新式教育，富有同情心，亲眼目睹社会不公，会被那种宣称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理论所吸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欣赏她这份纯粹的理想主义。
但他不能，也无法在她面前完全袒露自己基于未来认知的全部想法。他的阶级立场、他庞大的产业、他身处的位置，以及1934年这个时间点国统区内严酷的白色恐怖，都让他必须极度谨慎。
他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背，语气温和而深沉，既不否定，也不赞同，而是以一种更宏阔、更现实的视角来分析：
“殊妍，你能关注这些，思考国家的未来，这很好。任何一种思潮，一种力量的兴起，都有其深刻的土壤。社会不公，外侮日亟，民众苦难，这些都是孕育变革的温床。共产党能提出那些口号，并且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自有其打动人心之处，也确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奋斗牺牲，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话锋一转，变得更加务实：“但是，理想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和力量又是另一回事。如今他们正遭受重创，前途未卜。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一言一行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史量才先生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
他看向妻子，目光深邃，带着提醒，也带着保护：“同情弱者，向往公平，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美德。但在当下，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和谨慎。很多事情，心里明白就好，不宜宣之于口，更不能轻易表露倾向。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家的安全，是跟随我们的成千上万员工和家属的生计。”
他最后总结道，语气带着一种超越眼前纷争的冷静：“至于未来究竟由何种力量来引领，时势会做出选择，历史会给出答案。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急于选边站队，而是做好自己，积蓄力量。无论未来如何变化，拥有实实在在的力量——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像我们在南洋布局的那样的——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也才能真正守护你想守护的东西，哪怕是想帮助那些你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也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才行。”
陈舒妍听着丈夫沉稳的话语，心中的激荡慢慢平复下来。她明白丈夫的顾虑是对的，现实远比书本复杂和残酷。他虽然没有明确赞同她的倾向，但也没有粗暴地否定，而是以一种更成熟、更负责任的方式，引导她看到现实的复杂性和力量的重要性。
她轻轻“嗯”了一声，将头靠回他肩上：“我明白了，渊哥。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她知道，在这迷雾重重的时代，丈夫的谨慎和深谋远虑，才是这个家最坚实的依靠。而那份对公平世界的朦胧向往，或许只能暂时深埋心底，或者，通过另一种更稳妥、更实际的方式，比如他们一直在做的慈善和实业救国，去默默地践行。
夜更深了，窗外的风声渐渐小了些，墙上的挂钟依旧“滴答”地走着，像是在为这个苦难的时代计数，也像是在为这对夫妻心中的坚韧与希望，一点点刻下时光的印记。卧室内的昏黄光晕里，两人相拥的身影，在无边的黑暗中，像一株紧紧扎根在土地里的树，沉默却倔强地，守着那点永不熄灭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