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胸腔里翻涌着万千思绪，像被狂风搅动的江水。这是巨大的危机——蒋介石被捉，南京群龙无首，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稍有不慎，就是全面内战的爆发，让日本有机可乘；可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契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终于借着这声枪响，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了再也无法压制的民意。
他想起自己之前所有的布局：借着西南实业的幌子，通过川陕商路给陕北红军送去过药品和弹药；牵头在重庆、昆明建起一座座兵工厂和纺织厂，咬牙构建西南工业体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支撑起抗日的后方；在重庆的政客与地方军阀之间小心翼翼地周旋，平衡各方利益，只为在乱世中守住一片能积蓄力量的净土……如今，西安事变的枪声一响，这些深埋在暗处的布局，都将被推到台前，接受历史的检验。
“开始了。”徐渊低声自语，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他抬手，拂去窗台上的一层薄霜，指尖的温度融化了霜花，留下一小片水渍，像极了历史流过的泪痕。西安事变的枪声，不仅扣在了蒋介石的身上，更扣在了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扳机上。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
可他的眼神，却愈发锐利而沉静。电台外壳反射的光芒映在他眼底，像燃着一簇不灭的火。在这汹涌的历史激流中，他必须握紧手中的“船舵”——那些隐秘的联系、构建的工业、周旋的势力——为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为那些他想守护的土地与人民，在风雨飘摇里，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航路。
电台的电流声还在“滋滋”作响，断断续续的电码不断传来，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奏响沉重而激昂的序曲。
1936年12月14日，重庆南山的晨雾尚未散尽，徐家大院地下密室的空气却已凝滞如铁。石壁上悬挂的煤油灯跳动着昏黄的光，将徐渊的身影拉得颀长，投在那张摊开的军用地图上——图上用红、蓝、黑三色标注的西安、南京、延安，像三颗悬在炭火上的火星，稍一碰触便可能引爆整个中国。
密室角落里的收音机正断断续续传出杂音，一会儿是南京广播电台里何应钦声色俱厉的通电：“张杨叛逆，必以武力讨平”，字里行间的炮火味几乎要冲破木质外壳；一会儿又穿插着上海《申报》的评论，宋庆龄女士呼吁“以民族大义为重，速开救国会议”，声音温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最让人心惊的是日本NhK电台的华语广播，用刻意柔和的语调暗示“愿为南京政府提供必要援助”，那虚伪的关切背后，藏着吞并华北的狼子野心。
徐渊的指尖在地图上西安与南京之间的铁路线划过，指甲几乎要嵌进纸里。这条横贯中原的铁轨，此刻正躺着十万中央军——何应钦已经下令，先头部队昨日已抵潼关，飞机连续两日在西安上空侦察，主战派的叫嚣像泼在烈火上的油，让本就紧绷的局势愈发危险。
“不能再等了。”他抬手关掉收音机，密室里瞬间只剩下壁钟滴答的声响，每一声都像敲在紧绷的神经上。他清楚记得历史的大致走向，却也明白此刻的脆弱——蒋介石若在兵谏中殒命，南京政府必陷入内乱，日本趁机全面侵华的步伐会提前；可若张杨迫于压力释放蒋介石却未达成任何协议，刚刚燃起的抗日希望会彻底熄灭，内战只会愈演愈烈。
“周培劳。”徐渊扬声唤道，声音在密室里带着回声。
管家几乎是立刻出现在门口，灰布褂子上还沾着晨露，显然一直守在外面。“先生。”
“备车，去见孔祥熙的特使。”徐渊转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烫金信封，封蜡上印着徐氏实业的徽记，“告诉他，我有办法让西安方面放出‘委员长安好’的消息，条件是南京必须暂停军事行动，派代表赴西安谈判。”
周培劳一愣：“先生，孔家与蒋先生……”
“孔祥熙要的是姐夫活着，宋子文要的是妹妹夫婿平安，宋美龄更清楚，开战只会让委员长丧命。”徐渊打断他，现在不是和孔祥熙和宋子文计较往日暗中针锋相对的时候，指尖在信封上轻轻一叩，“这里面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五百万美元存单，告诉特使，这是‘确保委员长安全的保证金’，事成之后，徐氏实业愿再捐三千万法币充作国防经费。”他首先要打的，就是南京主和派的算盘——用利益捆绑住那些能影响局势的人。
周培劳接过信封，指尖触到那沉甸甸的厚度，忽然明白：这哪里是保证金，分明是给主和派的底气，让他们能在主战派的汹汹声浪中挺直腰杆。
“还有，”徐渊补充道，目光投向地图上的延安，“让赵琛通过上海的渠道给陕北送句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若能派得力之人赴西安斡旋，促成抗日协议，不仅能争取合法地位，更能赢得全国民心。”他知道，中共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他们出面平衡张杨与蒋介石的诉求，才能让“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口号变成现实。
周培劳点头退下，密室门关上的瞬间，徐渊重新看向地图。西安、南京、延安，这三个点构成的三角，此刻正被他用无形的线悄悄牵引。他的介入不是要改写历史，而是要为这艘在惊涛骇浪中的民族航船，校准航向，让它能以最小的代价驶入“抗日统一战线”的航道。
煤油灯的光忽然晃了晃，像是外面起了风。徐渊走到密室窗边，撩开厚重的窗帘一角，南山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远处长江的汽笛声隐约传来，带着穿透迷雾的力量。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凶险万分，但只要能让抗日的火种不被熄灭，一切都值得。
“成与败，在此一举了。”他望着北方，眼底闪过一丝决然。西安城墙上的枪声或许已经停歇，但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就是以自己的名义表达真实态度了，炭盆的火光映得徐渊的脸忽明忽暗。他接过译电员递来的纸笔，指尖因连日未眠泛着淡淡的青黑，却依旧稳如磐石。三封密电的措辞在他心中盘桓了无数次，每一个字都像在刀刃上行走——既要传递核心意图，又要符合各方立场，不能留下任何授人以柄的痕迹。
“第一封，致西安。”徐渊开口时，声音带着刻意压低的沉稳，炭盆里的木炭“噼啪”爆响，恰好掩盖了笔尖划过纸页的轻响。“抬头用‘汉卿、虎城兄勋鉴’，既显旧谊，又不失分寸。”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地图上西安的位置，仿佛能看见张学良彻夜难眠的身影：“‘惊闻壮举，心神震撼’——先承其勇，让他们知道我理解此举的分量。‘兄等为国为民之苦心，天地可鉴’——定其初心，堵住那些骂他们‘叛逆’的口实。”
译电员飞快记录，笔尖在特制的密码纸上留下加密符号。徐渊忽然加重语气：“关键是这几句——‘扣蒋易，放蒋难，善后尤难’。要让他们明白，掀桌子容易，收拾残局才是真考验。”他伸手在空中虚划，“‘当前核心，在于“逼蒋抗日，停止内战”，此乃八项主张之精髓’——把他们的诉求提炼成全国共识，避免陷入‘以下犯上’的道义困境。”
提到蒋介石的处置，徐渊的声音冷了几分：“‘万不可伤蒋性命，亦不可久困使其威信扫地’——这是底线。后面必须补一句：‘蒋氏乃当下南京唯一能勉强凝聚各方之符号，其若崩塌，内战骤起，日寇必趁虚而入，则兄等非但无功，反成民族罪人’。用‘民族罪人’四个字，戳他们最痛的地方——东北军背不起第二次‘不抵抗’的骂名，西北军也担不起分裂国家的罪责。”
最后几句，他放缓语速，带着恳切：“‘望兄等紧握“抗日”大义，速邀中共代表及国内真正主张抗日之力量共商大计’——给他们指条路，拉上延安和各界名流，既是壮声势，也是找靠山。‘关键在于“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把目标说透，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来拆台的。”
第一封电文拟毕，徐渊揉了揉眉心，转向第二封：“致延安，抬头用‘北方友人’，保持我们一贯的默契。”他想起与陕北地下交通员接头时的暗号，那些用“药材”“农具”指代的军火与物资，此刻都成了信任的基石。
“‘西安剧变，民族命运系于一线’——点出分量，让他们重视。”徐渊的指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个字上敲击，“‘贵党主张“通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为当前唯一明智之战略’——先肯定他们的路线，再顺势提出建议。”
他特别强调：“‘张、杨二位将军已迈出关键一步，然其势单力孤，需贵党鼎力相助’——既要承认张杨的功劳，又要凸显延安的不可或缺。‘以政治智慧化解危机，将兵变引导至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正确轨道’——这是在提醒他们，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要以大局为重。”
提到蒋介石的处置，徐渊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判断：“‘蒋氏不可杀，亦不可轻易放，需在其承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之具体条件后方可释之’——把底线和筹码说清楚，这既是给延安的建议，也是在传递张杨可能接受的条件。”
最后那句，是给延安的定心丸，也是给自己的承诺：“‘徐某在西南，当竭力呼吁各方冷静，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为和平解决营造声势’——让他们知道，我们会在后方配合，形成南北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