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邓艾的军队突破绵竹防线，兵锋直指成都时，蜀汉朝堂之上爆发了一场关乎政权存续的争论。以谯周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力主投降，而主张抵抗或南迁的声音微弱到几乎被淹没。最终，后主刘禅采纳谯周之议，献城降魏。这一幕不仅是蜀汉政权的终结，更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曾以“兴复汉室”为精神纽带的蜀汉士人群体，在后期已彻底分化，其政治认同的崩塌成为压垮政权的关键稻草。
士人群体作为古代政权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核心，其态度与选择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蜀汉的建立，曾依托于一批怀抱“汉室正统”信念的士人支持；而其灭亡，则与士人群体的离心离德、政治认同的消解密切相关。本章将从士人群体的构成变化、价值取向的转变、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维度，剖析这一群体在蜀汉后期的分化轨迹，及其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一、群体构成的嬗变：从“理想共同体”到“利益拼盘”
蜀汉的士人群体，自刘备入蜀至蜀汉灭亡，经历了从“理想共同体”到“利益拼盘”的深刻嬗变。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政权建立初期的“外来者”与“本土派”的结构矛盾，以及后期人才梯队的断裂与选拔机制的失效。
刘备集团入蜀前，益州本地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士人圈层。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虽对本土士族有所压制，但以张裔、杜微、谯周等为代表的益州士人，仍在地方社会保持着广泛影响力。他们熟悉益州的地理、民情，掌握着地方经济与文化资源，是任何外来政权都无法忽视的力量。
刘备入蜀时，其核心团队中的士人多来自荆州及中原地区，如诸葛亮、庞统、马良等，他们怀揣“兴复汉室”的理想，将益州视为实现政治抱负的基地。此时的蜀汉士人群体，呈现出“外来士人主导、本土士人有限参与”的格局。外来士人带来的中原文化与“正统”观念，与本土士人对地方利益的关注形成微妙平衡——前者需要后者的地方资源支持，后者则希望通过合作获得政治空间。诸葛亮执政时期，通过“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法治政策，对外来与本土士人一视同仁，暂时维系了这种平衡，形成了一个以“兴复汉室”为共同目标的“理想共同体”。
然而，这种平衡在蜀汉中后期逐渐被打破。一方面，随着关羽失荆州、夷陵之战惨败，荆州籍士人损失惨重，“外来者”群体的核心力量大幅削弱。诸葛亮北伐期间，虽着力培养新人，但马谡失街亭、张裔早逝等事件，导致人才梯队出现断层。到姜维执政时期，蜀汉核心领导层中，外来士人后裔（如诸葛瞻）与本土士人（如谯周）的比例已发生逆转，本土士人的话语权显着上升。
另一方面，选拔机制的僵化加速了群体构成的“利益化”。诸葛亮时期的“举贤任能”，虽重才干，但也隐含对“忠汉”信念的考察；而后期，随着朝政日益被黄皓等近臣操控，选拔逐渐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本土士人通过家族联姻、地方势力网络进入官场，更多关注自身与家族的利益，而非政权的整体命运；外来士人后裔则因缺乏父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妥协，甚至与本土士人合流。
这种从“理想共同体”到“利益拼盘”的转变，使得士人群体失去了共同的精神纽带。当政权面临危机时，他们不再为“兴复汉室”的信念而战，而是优先考虑如何保全自身与家族的利益——这正是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等人力主投降的深层动因。
二、价值取向的转向：从“忠汉”到“务实”的思想蜕变
蜀汉士人群体的分化，更深刻地体现在价值取向的转变上：从刘备、诸葛亮时期以“忠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逐渐蜕变为后期以“务实”为导向的功利主义。这种思想蜕变，削弱了政权的精神凝聚力，为其灭亡埋下了思想隐患。
“忠汉”观念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吸引了大批对东汉政权怀有情感认同的士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将“忠汉”与个人道德、政治责任紧密结合，成为士人群体的精神指南。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蜀汉士人普遍将曹魏视为“篡汉”的“奸凶”，将辅佐蜀汉视为“匡扶正义”的义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忠汉”观念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一方面，曹魏政权通过曹丕代汉、曹叡巩固统治，逐渐获得了中原士人的认同。到蜀汉后期，东汉灭亡已近半个世纪，亲历过东汉盛世的士人大多离世，年轻一代士人对“汉世”的情感认同已十分淡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存与发展，而非虚无缥缈的“正统”观念。
另一方面，蜀汉政权的现实表现，让“忠汉”观念失去了实践支撑。诸葛亮北伐虽以“忠汉”为名，但频繁的战争导致“国内虚耗，民有菜色”（《三国志·后主传》）；姜维的“九伐中原”更是劳而无功，加剧了民生疾苦。士人群体作为社会精英，对政权的弊端有着更清醒的认知：他们看到的不是“兴复汉室”的希望，而是无休止的战争、沉重的赋役，以及朝政的日益腐败。
在这种背景下，以谯周为代表的本土士人，提出了“务实”的价值取向。谯周在《仇国论》中，借“因余之国”（喻蜀汉）与“肇建之国”（喻曹魏）的对比，批判了“极武黩征”的政策，主张“处小能守其小”，即根据自身实力选择务实的生存策略。这种思想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蜀汉后期士人群体的普遍心态：他们不再将“忠汉”视为不可动摇的信念，而是更看重政权能否保障社会稳定与个人利益。
价值取向的转变，使得士人群体对蜀汉政权的情感认同大幅下降。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他们不认为抵抗是“忠汉”的必然选择，反而觉得投降是避免战乱、保全自身利益的“务实”之举——这种思想逻辑的转变，直接瓦解了政权的精神防线。
三、与政权的互动异化：从“共治”到“疏离”再到“对抗”
蜀汉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从“共治”到“疏离”再到“对抗”的异化过程。这种互动关系的恶化，既是士人群体政治认同崩塌的表现，也是政权治理能力衰退的直接后果。
刘备、诸葛亮时期，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呈现“共治”特征。刘备入蜀后，主动吸纳益州本土士人参与政权，如任命张裔为巴郡太守、杜琼为议曹从事等；诸葛亮更是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用人原则，鼓励士人直言进谏。此时的士人，既有机会参与朝政决策，也对政权怀有较强的责任感。例如，董和曾多次直言劝谏刘备，诸葛亮赞其“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张裔则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负责丞相府长史事务，积极参与军政要务。这种“共治”关系，建立在“兴复汉室”的共同目标与“君臣相得”的信任基础上，使得士人群体成为政权的积极建设者。
然而，从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开始，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逐渐走向“疏离”。蒋、费二人虽延续诸葛亮的政策，但缺乏其权威与魄力，对朝政的掌控力减弱。同时，后主刘禅逐渐亲政，但其耽于享乐、缺乏政治远见的特点，让士人群体对最高统治者产生失望。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选择“独善其身”，如杜微“固辞”丞相府主簿之职，闭门不出；五梁“以儒学节操称”，却仅任谏议大夫，远离权力核心。这种“疏离”并非源于对“汉室”信念的动摇，而是对政权治理能力的失望——他们看不到“兴复汉室”的希望，也不愿卷入日益复杂的权力斗争。
到姜维执政与黄皓专权时期，士人群体与政权的关系彻底走向“对抗”。姜维为推行北伐政策，排挤异见人士，与本土士人矛盾尖锐；黄皓则操控朝政，打击正直官员，如罗宪因“不与皓交”而被外放巴东，陈祗因反对黄皓而遭排挤。士人群体不仅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其利益甚至受到直接损害。此时的士人，已从政权的“疏离者”转变为“批判者”乃至“反对者”。谯周多次上书批判姜维北伐，认为“军旅数出，百姓凋瘁”；郤正则在《释讥》中，以“静居以保身，逊言以避咎”表达对时政的不满。
这种“对抗”关系的极端表现，便是邓艾兵临城下时，士人群体对投降的集体支持。他们不仅不再为政权辩护，反而主动为投降寻找合理性——谯周在《降议》中，从天命、民心、实力等多个角度论证投降的必要性，甚至提出“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将投降包装成“保全百姓”的义举。这种“对抗性合作”，本质上是士人群体对蜀汉政权的彻底否定。
四、地方势力的崛起：士人群体与豪强的合流及其影响
蜀汉后期士人群体的分化，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现象：本土士人与地方豪强的合流。这种合流强化了士人群体的地方本位意识，进一步削弱了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成为加速蜀汉灭亡的又一关键因素。
益州地区自西汉以来，便形成了一批世代传承的地方豪强。这些豪强不仅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还通过联姻、学术传承等方式，与本土士人群体紧密结合，形成“士家大族”的社会结构。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对这些豪强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既利用其地方影响力，又防止其过度扩张。
刘备、诸葛亮时期，通过抑制豪强、推行法治，暂时遏制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明确表示：“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这种政策虽有利于中央集权，但也加深了本土士人与地方豪强对政权的不满。
蜀汉后期，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势力重新崛起。一方面，姜维北伐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地方豪强趁机扩大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本土士人进入政权核心后，利用职权为家族与地方利益站台，形成“士人-豪强”的利益共同体。例如，谯周出身巴西西充国大族，其家族在益州南部拥有广泛影响力；张翼则是犍为郡豪族，其家族在地方军政系统中势力庞大。
“士人-豪强”合流的直接后果，是地方本位意识的强化。他们更关注益州本地的利益，而非“兴复汉室”的全局目标。当曹魏大军压境时，他们担心抵抗会导致益州遭受战火破坏，损害自身利益，因此倾向于投降以保全地方秩序。邓艾偷渡阴平后，江油守将马邈（益州本地豪强出身）不战而降，正是这种地方本位意识的体现；而谯周力主投降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若迁南都，势不复还，是则大敌与我为邻，而诸夷必复骚扰，恐非万全之计”，实则担心南迁会动摇益州本土的稳定。
更严重的是，这种合流使得蜀汉政权失去了地方社会的支持。地方豪强控制着基层资源与民力，其态度直接决定了政权的动员能力。当“士人-豪强”共同体选择放弃抵抗时，蜀汉政权便失去了最后的社会基础——这也是成都平原未发生大规模抵抗便迅速投降的根本原因。
结语：士风瓦解背后的历史逻辑
蜀汉后期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政治认同的崩塌，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政权先天缺陷与后天治理失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群体构成的嬗变来看，外来与本土士人的矛盾始终存在，而后期人才断层与选拔失当，让这一矛盾彻底爆发；从价值取向的转变来看，“忠汉”观念的褪色与“务实”思想的兴起，反映了政权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从与政权的互动关系来看，从“共治”到“对抗”的异化，体现了政权治理能力的衰退；而士人与地方豪强的合流，则凸显了中央集权的瓦解。
士人群体作为政权的“精神脊梁”，其瓦解意味着蜀汉失去了最后的合法性支撑。当谯周等人以“天命所归”“民心所向”为由主张投降时，他们否定的不仅是后主刘禅的统治，更是蜀汉政权“兴复汉室”的根本意义。这种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背叛，比任何军事失利都更具毁灭性。
回望蜀汉的兴衰，士风的演变恰似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一个政权如何依靠理想凝聚人心，也揭示了当理想被现实消磨、当制度无法平衡利益时，曾经的“共同体”如何走向分崩离析。蜀汉的灭亡，与其说是被曹魏所灭，不如说是被自身瓦解的社会基础与精神内核所吞噬——这或许是比“后主昏庸”“宦官乱政”更深刻的历史教训。
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蜀汉军事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分析其为何在面对曹魏进攻时迅速崩溃，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