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黯淡后消停的这些天里。
反应最为迅速和系统的就是秦始皇嬴政。这位千古一帝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与迷茫后，迅速展现出其极强的实用主义与掌控欲。他仿效天幕中提到的“科技部”概念，下令在丞相府下设立“天工阁”，由李斯总领，但直接对皇帝负责。
其核心任务并非研究星象占卜，而是专门负责记录、整理、研究天幕中出现的所有“有用”信息——从那些奇特的“钢铁巨兽”（汽车、轮船）的模糊原理，到“亩产数十石”的奇异作物（土豆、玉米、红薯）的种植猜想，再到那套令人生畏的“法律体系”与“官僚考核制度”（公务员考试）。
嬴政甚至要求“天工阁”每十日呈送一份《天幕摘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汇报最新发现。然而，其研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与选择性。他对“皇帝制度延续两千年”这一点感到满意，但对“二世而亡”的预警则深怀忌惮，严令禁止讨论；他对“长城”在后世被称为“奇迹”感到自豪，却对修建长城的民怨避而不谈；他极力想从天幕中寻找长生不老的蛛丝马迹，对方士们根据天幕中医疗设备画面编造的“电疗延寿法”（实为荒谬的误解）一度产生浓厚兴趣，险些再次掉入坑中。
他的政策调整也围绕着“巩固统治”核心：一方面，暗中派人根据天幕地图寻找高产作物，以期增加粮食，稳定民心；另一方面，加强了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唯恐天幕带来的“异端邪说”动摇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其心态复杂而矛盾：既渴望天幕带来的知识强化秦朝，又恐惧其蕴含的变革力量颠覆秦朝。
汉武帝刘彻的视角则更为开阔和富有攻击性。他授意司马迁不仅记录历史，更要详细记录天幕所示，并将其纳入“天官书”的体系中进行解读。在刘彻看来，天幕是上天的又一种“启示”，与星象一样，需要被解读以服务于“大一统”事业。他尤其关注天幕中展现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广阔疆域。
当他看到后世中国的版图时，激动不已，对卫青、霍去病说：“看！这才是一个帝国应有的样子！” 他命令少府工匠日夜研究天幕中武器（如火炮、战舰）的模糊影像，试图进行仿制，尽管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却极大刺激了汉代冶金与工艺技术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天幕关于“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的零星信息，坚定了他打通西域、经略海洋的决心，其战略眼光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人。
然而，他也错误地将后世中国的民族融合景象解读为“四方臣服”，进一步强化了其“征伐四夷”的国策，使得汉朝的军事开支愈发庞大。
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显得更为理性与包容。他专门成立了“天幕司”，这是一个跨部门的协作机构，由房玄龄、杜如晦等重臣主持，吸纳了各类人才：博学的儒生负责解读天幕中的典章制度与文化思想；巧思的工匠尝试理解并复现那些奇妙的机械；精明的算学家则琢磨着新的计量方法；甚至还有画师负责将天幕中的图像临摹下来。
李世民尤其重视天幕中提到的“科举制度”的雏形（尽管后世已大为不同）和“君臣共治”的理念。他与魏征等大臣反复讨论，试图从中汲取经验，完善大唐的选官用人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天幕中展现的百姓生活（尽管是现代的）也让他更关注民生，多次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还让后宫女眷观看天幕中关于女性教育的部分，虽未立刻改变什么，却悄然播下了种子。
当然，天幕也带来了一些“甜蜜的烦恼”：当他看到后世对其“杀兄逼父”的争议时，郁闷了好几天，直到长孙皇后巧妙开解才释然；当他看到“李白的诗篇光耀千古”时，立刻下令寻访天下是否有此才子，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明太祖朱元璋的解读则充满了底层创业者的务实与警惕。他对天幕的态度极其复杂：一方面，他极度渴望从天幕中获得巩固朱明江山、防止元朝复辟的秘诀；另一方面，他又深为忌惮天幕可能带来的“人心不稳”和“奇技淫巧”。他命令太子朱标亲自负责记录天幕要旨，尤其关注后世如何应对北方边患（他看到了坦克、飞机，但无法理解），以及如何治理庞大的官僚体系（他对公务员考试制度既好奇又怀疑）。
天幕中出现的“洪武”年号让他得意了一阵，但随后关于明朝灭亡的只言片语又让他暴跳如雷，多次追问细节而不得。他的政策调整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加大了对功臣的猜忌和打压，唯恐后世“篡位”之事重演；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根据天幕提示，暗中鼓励工匠研究一些实用技术（如改进农具、火器）。马皇后则更多地关注天幕中展现的医疗技术和教育普及，时常劝谏朱元璋要多行仁政，可惜收效有限。
对于清朝的“康麻子”（康熙）和“乾小四”（乾隆） 而言，天幕带来的更多是尴尬、焦虑与抗拒。他们身处“盛世”，却从天幕中看到了王朝终结的预告以及西方列强的崛起。这种强烈的认知冲击让他们寝食难安。“康麻子”组织了一批西洋传教士和汉族学者，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天幕解读小组”，要求他们重点破译天幕中的西方科技与军事信息，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雏形早在此时便已萌芽。
然而，其根本目的并非开放革新，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满清的统治。他们对天幕中提到的“民主”、“共和”等概念深感恐惧，严令禁止传播。“乾小四”则更加自负且封闭，他一方面陶醉于天幕中提及的“乾隆盛世”（并选择性忽略了下半句），另一方面又将天幕中批评清朝闭关锁国、文字狱的内容视为“妄议朝政”，进一步加强了思想禁锢。他们祖孙二人以及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对天幕的态度总体是利用其技，拒斥其道，最终未能抓住历史机遇，反而在抱残守缺中滑向深渊。这与万朝其他众多积极吸取教训的帝王形成了鲜明对比。
普通百姓与知识分子的反应则更为鲜活与多样。许多识文断字的秀才、账房先生乃至乡间老者，都养成了每晚仰观天幕并记笔记的习惯。他们的笔记内容五花八门：有人认真描绘“铁鸟”（飞机）的形状，幻想“御风而行”；有人记录“神药”（抗生素）的奇效，祈祷家人免受病痛；有人对“无马之车”（汽车）啧啧称奇；更有许多农人，对天幕中一闪而过的高产作物和新型农具念念不忘，虽然不知其所以然，却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朴素的愿望中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开始反思当下的制度与文化。例如，看到后世教育普及、女子也能上学，部分儒生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看到天幕中提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理解有偏差），一些士人开始质疑刑不上大夫的旧例。当然，也有大量抵触与误解：许多卫道士对天幕中的“奇装异服”、“男女公开交往”痛心疾首，大骂“世风日下”；不少人对“地球是圆的”、“人类是进化而来”等说法完全无法接受，视其为妖言惑众。
各行各业的工匠是另一批隐秘的学习者与实践者。虽然天幕展示的科技远超他们的理解，但那些直观的图像刺激激发了无穷的模仿欲与创造力。冶炼工匠试图改进鼓风炉，梦想炼出更坚硬的钢铁；水利工匠重新审视河道治理，琢磨着更高效的工程方法；纺织工匠幻想能有天幕中那般神奇的机器（珍妮纺纱机或更先进的设备），尽管只能做出极其简陋的模仿。
这些尝试99%都以失败告终，但正是在这种看似徒劳的摸索中，蕴含了技术进步的微弱火种。例如，宋应星（如果其时代能看到天幕）的《天工开物》或许会记录下更多大胆的设想；某些手工作坊或许会因此诞生一些小小的工艺改良。
军事将领们则对天幕中的武器与战法最为痴迷。从“喷火的铁管”（枪械）到“海上巨堡”（航空母舰），无不让他们心驰神往又冷汗直流。戚继光可能会重新思考海防策略；李靖可能会痴迷于步炮协同的模糊概念；岳飞可能会感叹若有如此利器，何愁不能直捣黄龙。他们无不竭力向上进言，要求加大对新式“军械”的研究投入，尽管往往因技术代差过大而难以实现，但确实推动了一些朝代对火器应用的重视和探索。
总而言之，天幕的出现，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万朝时空激起了层层叠叠、经久不息的涟漪。它挑战了固有的认知，激发了无穷的想象，也带来了深深的焦虑。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依据自身的立场与需求，对天幕信息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读与利用。
有的试图从中寻找富国强兵、延续统治的秘钥；有的则担忧其引发思想混乱，进而加强控制；更多的普通人，则是在好奇、困惑、向往与抗拒的复杂情绪中，悄然改变着对世界的一点点看法。这场跨越千年的“学习运动”，其最终成效或许有限，但它无疑深刻地搅动了万朝的历史进程，为许多时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变数。其影响之深远，恐怕连天幕最初的播放者自身都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