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期的理论物理学界，弥漫着一种高速推进后的尘埃落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略带焦躁的重新定位。六十年代末由维内齐亚诺公式引爆的、那场关于“弦”的狂热猜想风暴，曾一度让许多物理学家相信，他们触摸到了某种终极统一的边缘。然而，科学探索的航道，往往并非一路乘风破浪，更多的是在希望的曙光与严峻现实的暗礁之间艰难迂回。
此刻，物理学界正经历着这样一次剧烈的航向修正。曾经被视为强相互作用有力候选者的“弦论”，其光芒正迅速被另一套更直接、更具体、且与实验数据吻合得天衣无缝的理论所掩盖——这便是量子色动力学。
在cERN、SLAc（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等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的数据如同潮水般涌来。这些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质子内部存在点状的、带有分数电荷的、几乎自由的组分——夸克。更关键的是，实验揭示了强相互作用一个匪夷所思而又极其美妙的特性：夸克禁闭 与渐近自由。
渐近自由——即夸克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力反而越弱，在极高能标下几乎像自由粒子——这一现象，成为了量子色动力学 的决定性证据。qcd 基于非阿贝尔规范场论（SU(3) 色群），将传递强力的胶子 视为规范玻色子，其相互作用本身恰好天然地导致了渐近自由。这一理论图像直观（点状夸克和胶子），计算框架清晰（费曼图、微扰论），预言精准，并且完美地整合进了当时已获成功的电弱统一理论 的框架之中，构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那坚实而优美的强相互作用板块。
相比之下，弦理论的处境变得异常尴尬。
首先，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是其最初的“使命”被更优秀的竞争者取代了。弦论原本是为解释强子共振谱而提出的，但qcd 成功地从更基本的夸克-胶子图像出发，推导出了强子的谱学和散射性质（虽然非微扰计算极其困难，但框架是清晰且公认正确的）。弦论那优美但略显“空灵”的共振谱，在qcd 基于第一性原理的、富有物理洞察力的成功面前，仿佛成了一件过于精巧却并非必要的“装饰品”。物理学家是务实的，当一个更简单、更直接、且与实验吻合得更好的理论出现时，他们没有理由死守一个更复杂、更抽象、且初始目标已被实现的旧框架。
其次，弦理论自身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困难，使其作为一个物理理论显得“不成熟”甚至“怪异”。
快子灾难：理论的低能谱中无法避免地出现一个质量平方为负的粒子，即快子。这暗示着真空是不稳定的，是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病理。虽然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如闭弦的时空维数要求）在微扰论中将其剔除，但这始终像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污点。
费米子难题：最初的弦理论（玻色弦）只能描述整数自旋的粒子（玻色子）。而我们世界的物质基本单元——夸克和轻子——是半整数自旋的费米子。如何将费米子自然地纳入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超对称 的概念开始被引入以构造超弦理论，但这增加了极大的复杂性，并且超对称本身在当时也缺乏实验证据。
高维时空的“诅咒”：理论的自洽性要求时空维度是26维（玻色弦）或10维（超弦）。这多出来的、看不见的维度在哪里？紧化 的概念被提出，但如何紧化？紧化成什么形状？不同的紧化方式会给出不同的低能有效理论，这带来了巨大的任意性，仿佛是为了凑出我们的四维世界而进行的“数字游戏”，缺乏第一性原理的指引。
与观测的脱节：弦理论预言了无穷多的高自旋共振态，其质量尺度极高（普朗克尺度，10^19 GeV）。这在当时的任何加速器实验中都完全不可探测。这使得弦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证伪，也无法提供任何在可预见的未来能被检验的明确预言。在实证科学领域，这几乎等同于“空谈”。
于是，一股强大的、务实主义的回流开始主导理论物理学界。大多数物理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明智地将他们的研究精力投入到了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qcd 的非微扰计算（如格点qcd）、以及探索电弱对称性破缺机制等“更接地气”、更能产出即时成果的领域。弦理论，这个曾短暂闪耀的“怪物”，迅速从舞台中央被推到了边缘地带，成为了只有少数“理想主义者”或“数学癖好者”才会去钻研的、前景黯淡的“冷门”方向。
在许多大学的理论物理研讨会上，当有人提起弦论时，常常会引来善意的调侃或不解的摇头。
“哦，那个‘万物理论’？”一位专注于qcd 微扰计算的教授可能会耸耸肩，“很美的数学，但……它现在能告诉我们关于J\/ψ粒子衰变宽度什么新东西吗？”
“十维空间？”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会皱起眉头，“我们连四维的希格斯粒子都还没找到呢。 还是先把标准模型的框架夯实再说吧。”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健康的科学保守主义。物理学终究是一门建立在实验验证基础上的科学。当弦论无法提供可检验的预言，而其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已被更成功的理论解决时，被边缘化是自然的命运。
然而，在这片主流的、务实的热闹景象之下，弦论的研究并未完全停止，而是转入了一场“漫长的沉寂”。一小批坚信其内在美与潜力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如约翰·施瓦茨、迈克尔·格林、南部阳一郎、费尔南多·格瓦拉 等人，在经费拮据、关注度低的环境中，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地下”探索。他们的工作，不再是寻求对已知物理现象的“解释”，而是转向解决理论自身的“内在一致性” 问题：如何消除快子？如何引入费米子并实现超对称？不同版本的弦论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种“修道院”式的研究。他们仿佛中世纪的僧侣，在远离世俗喧嚣的角落里，默默抄写和注释着可能蕴含永恒真理的“天书”，尽管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钻研一种复杂而无用的学问。他们坚信，弦论所揭示的数学结构的唯一性和美妙性，其自动包含量子引力的革命性特征，绝非偶然。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弦论或许不是关于“强相互作用”的正确理论，但它很可能是关于“所有相互作用”的某种更宏大、更基本理论的“1.0测试版”！ 他们意识到，早期将弦论局限于强子物理，或许是“杀鸡用牛刀”，甚至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读”——这头偶然从微观世界巢穴中被惊起的“巨兽”，其真正的巢穴，可能远在普朗克尺度的能量深渊之中，那里是量子引力统治的王国，是统一所有自然力的最终战场。
因此，这“第一次沉寂”，表面上是边缘化与低潮，实质上却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战略转向”和“深度孵化”。弦论的研究者们在寂寞中清理地基，修补理论的核心漏洞（如格林-施瓦茨机制 的发现，消除了超弦中的一些反常），磨练数学工具。他们是在为一场自己或许都未能完全预见的、未来将席卷整个理论物理学的范式革命，默默地、坚韧地储备着能量。
而在不远处的数学界，特别是在艾莎学派的视野中，弦论的这次“沉寂”，却呈现出另一种意味。格罗腾迪克、志村哲也 等人，以数学家对内在结构美的敏锐嗅觉，依然关注着弦论的发展。他们看到的，不是其与实验的脱节，而是其中涌现出的共形场论、Kac-moody代数、镜像对称 的萌芽等极其丰富且深刻的数学结构。这些结构，与学派正在探索的无穷维代数几何、表示论 产生了神秘的共鸣。在数学家看来，弦论这片看似“沉寂”的水域，其深处可能正孕育着连接物理与数学的、全新的“珍珠”。
就这样，在1970年代中期的这次“沉寂”中，弦论的命运发生了奇特的分岔：在物理学的主航道之外，它成了一条看似干涸的支流；但在数学的深谷中，以及在那少数坚守的物理学家心中，它却作为一颗深埋的、蕴含着统一性基因的“种子”，在寂静中，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刻。零点的未尽之路，在物理学的这一侧，出现了一条暂时被迷雾笼罩、人迹罕至，却可能通往更深层真理的隐秘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