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像一块被水磨得圆润的石头，从城南的屋脊上慢慢升起来。我们把夜谈会办在小广场——不是大会堂，不是会议室，就在灯下，在树旁，在孩子踢球留下的白线旁边。折叠椅排了三圈，第一圈坐老人，第二圈是年轻爸妈，第三圈站着工友和小贩。我背后的布幅上写着：“把担心讲出来，把明天写出来。”
第一位发言的是老金，七十岁，晚上腿抽筋，最怕楼道灯忽明忽暗：“我不想摔跤。”
我把**“当面页”翻到“盲巷二期”，指着角落示意图**：“今晚十点，灯头角度调三度；明早九点，拉一次光带；明晚七点半和九点各复查一回。 老金，明天晚上七点半我在你门口，和你一起看。**”
他愣了愣，皱纹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抚平了一点点：“你说时间，我就放下心一半。”
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接过话筒：“幼儿园门口车太多，我每天拉着孩子，心都悬着。”
我点出**“盲道透光图”和“临停线”：“明早七点四十到八点十分，交警与城管在；八点半之前，划出新的临停带；明天晚上八点，我们开一个‘看一眼就懂’的小课，交给家长三条路线。”
她的孩子在她肩膀上打着瞌睡，睫毛像两排小刷子。我看着那双闭着的眼睛，心里忽然升起一种非常具体**的冲动：把‘放心’这两个字落在地上。
第三个发言的是修缮队的青年工头，他嗓门大，话却绕来绕去：“我们不是不干，工人也不是机器……”
我把他的绕圈替他截断：“你担心的是‘被骂’——怕‘失败回执’让你丢脸。”
他被我说中了，尴尬地抓了抓头发。
我把**“返工不丢人”那张卡举起来：“这张卡是给你们的。失败回执不是吊牌，而是行动单。我们把‘谁来—几点—做什么’写清楚，做到了，‘失败’就翻页。我们不推人下水，我们把动作推出来。”
工头点点头，声音松下来：“那我能不能在‘当面页’上写一句实话？”
“必须写。”
“——‘今晚人手不够，明天叫上两队；如果还不够，后天把我师父叫出来。’**”
人群里笑了一下。笑意是真诚的，像春天里第一口温热的茶。
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站起来，把手里的一张纸递给我：“我不会用手机。我写了三件想要的事。”
纸上歪歪扭扭写着：“楼道扶手再长一米、垃圾桶盖别被风吹走、三楼的窗缝漏风。”
“我们来当你的手机。”我说，把这三件事逐条录进当面页，并念出来给所有人听，“扶手——后天凌晨两点加装延长件；垃圾桶——明早更换重盖并加弹链；窗缝——周六上午十点，工人上门打胶。”
老人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就怕你们今天说得好，明天就忘了。”
我把打印机拉过来，当场打出纸质当面页，盖上“今晚”的小红章，递回去：“这张纸就是你的‘记忆’。 明天早上，我们给它盖第二个章——‘到场’；后天晚上，在你的扶手旁边，我们盖第三个章——‘完成’。”
轮到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他戴着耳机，日光灯把他鼻梁上的小粉刺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学校的小卖部，总把‘热牛奶’放凉了卖。”
“你是‘孩子投票’的一份子。”我笑，“明天午休你愿不愿意来当‘返工菜监督员’？ 给我们写一张‘不好喝→好喝’对照卡：温度多少、多久内卖完、过了几分钟必须倒掉。**”
他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对付不熟悉的微笑：“我来。”
夜谈会中段，我让所有的焦虑词都被贴到板上——“怕摔跤、怕车多、怕被骂、怕忘记、怕不好喝”。然后我们一个个把它们翻译成动作：
怕摔跤→“角度调三度＋拉光带＋双复查”；
怕车多→“临停带＋盲道实线＋早高峰引导”；
怕被骂→“返工不丢人＋负责人签字照面”；
怕忘记→“纸质当面页＋三枚小章”；
怕不好喝→“温度墙＋返工对照卡”。
我在每一条后面都写了时间和名字。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对象／编号／期限”，而是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手、看得见的时刻。
有人问：“你们总说‘当面’，当面到什么时候才算数？”
“当面到你不再需要我们提醒。”我说，“当‘好使’变成你能自己说出来的一句‘没事了’，我们就退到后面。”
散场前，月亮升得更高，广场边的梧桐叶在风里轻轻合拢。老人们把折叠椅归回原处，年轻爸妈牵起孩子的手，工头回去点人，少年在手机上写第一行返工对照卡。我收拾东西时，一张写着“怕被嘲笑”的小纸条掉在脚边。我捡起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不让任何一份羞怯落地成羞辱，这也是秩序的一部分。
回办公室的路上，江阮给我发来一条短讯：“三方热线新增‘夜谈会专席’。” 我回：“好，明晚继续。”
她很快又补了一句：“你在灯下的影子，比你本人还直。”
我愣了愣，笑起来。直，是我能给这座城最诚实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