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综合司的小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这是一间典型的八十年代机关会议室：四面墙壁斑驳，下半部分刷着浅绿色的油漆，上半部分则是单调的灰白。正中央悬挂着一幅毛泽东画像，两侧是“实事求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一张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占据了大半个房间，桌面上铺着墨绿色的厚绒布，上面摆放着几个印有“国家计委”字样的白色搪瓷缸，缸口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
烟雾在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阳光中缓缓盘旋，如同战场上的硝烟。那是“大前门”和“飞马”牌香烟混合的味道，是这个时代会议室里永恒的气息。
林瀚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一个典型的“列席”座位。这个位置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他此刻的身份——既不是正式参会人员，又不是完全的外人。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一支英雄牌钢笔静静地躺在旁边。
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些，但脸上保持着符合年龄的谦逊和镇定。目光快速扫过与会者，大脑如同最高效的数据库，迅速调取着关于这些人的信息。
坐在主位的是曾卫国司长，面色平静如水，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偶尔在面前的烟灰缸边缘轻轻磕一下。他的左手边是计划处处长李国华，五十岁上下，戴着黑框眼镜，神情专注，正低头翻阅着材料——这是个技术官僚，林瀚判断，重视数据和逻辑。
右手边就是刚才首先发难的重工业处处长马向前，约莫五十五岁，身材微胖，面色红润，说话时习惯性地挥动手臂，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林瀚知道，这是位从工厂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老干部，对重工业有着特殊感情，对任何可能动摇计划经济根基的提议都抱有本能的警惕。
再往下，是财政金融处处长赵志刚，四十多岁，面容清瘦，眼神锐利，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似乎在计算着什么。物资分配处处长王海，看起来温和，但眼神中透着精明，是典型的“笑面虎”。还有几位副处长和资深研究员，或好奇，或审视，或面无表情地看着手中的材料。
“人都到齐了。”曾卫国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让会议室里细微的交谈声瞬间消失。“今天开个务虚会，讨论一下小林同志写的一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材料。”他顿了顿，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大家都看看，畅所欲言，言者无罪。”
那份被曾卫国精心修改过的报告，此刻被复印了有限的几份，只在几位核心处长手中传阅。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马向前处长看得最快，或者说，他只看完了主要观点，脸色就已经沉了下来。他猛地将材料往桌上一拍，搪瓷缸里的水都被震得晃了出来。
“曾司长，这...这写的什么嘛！”马向前的声音洪亮，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和怒气，“划一块地给外国人，给他们特殊政策？这和我们旧社会的租界有什么分别？国家主权还要不要了？！”
他挥舞着手中的报告，仿佛那是什么危险的违禁品。“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经历过旧社会的，都知道租界意味着什么！那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现在倒好，有人要主动把地盘划出去，这算什么？新时代的租界？”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林瀚身上。有担忧，有好奇，有幸灾乐祸。曾卫国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吹了吹浮沫，氤氲的热气暂时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他没有说话，这个局面本就在他的预料之中，甚至是他有意促成的——他需要看看林瀚的真实成色。
林瀚深吸一口气，强迫翻涌的心绪平静下来。前世的他，经历过无数国际学术论坛的唇枪舌剑，但那些争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此刻，他面对的是手握实权的官员，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政策的走向，甚至决定他个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目光平和地看向马向前，声音清晰而稳定，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清亮，却没有丝毫怯懦：“马处长，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一针见血。这也正是我在写这份报告时反复思考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我们提议设立的特区，与旧社会的租界，有着本质的区别。”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没有人料到这个年轻人敢如此直接地回应马向前的质疑。
“哦？本质区别？”马向前冷哼一声，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臂抱在胸前，“那我倒要听听，有什么本质区别！”
“第一，主权归属完全不同。”林瀚不疾不徐地说道，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确保自己的声音能被清晰听到，“旧社会的租界，是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攫取的，我们在那里丧失了司法权、行政权，甚至驻军权，那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而我们所设想的特区，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执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由我们自己的干部进行管理。主权，每一寸都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最根本的前提。”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个观点深入人心，然后继续说道：“第二，目的和性质截然相反。租界是列强侵略、掠夺、压迫我们的工具，是民族屈辱的象征。而特区，是我们基于对国家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主动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校’和‘窗口’。目的是‘洋为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是被动挨打的结果，一个是主动求变的战略选择，性质完全不同。”
说到这里，他稍微提高了声调，引经据典：“实际上，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来发展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并非没有先例。列宁同志在苏联建国初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也曾创造性地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他当时说过，‘当我们国家经济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虽然与当时不同，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壮大自己’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这一番引述，让在座的一些人露出了思索的表情。用列宁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马向前被这番有理有据的回答噎了一下，脸色有些涨红，显然没料到林瀚的理论功底如此扎实。他猛地一拍桌子：“巧舌如簧！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辛辛苦苦搞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错的了？那你这个‘土地有偿使用’又算什么？土地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的，怎么能买卖？这不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是什么？！这是动摇国本！”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直接触及了计划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林瀚的神情依然从容，他微微向前倾身，语气诚恳：“马处长，请您再仔细看看报告，我在里面明确写了，是‘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有限期转让，‘土地所有权’是丝毫不变的，永远属于国家。这完全不是买卖所有权，更不是私有化。”
他做了一个形象比喻：“这类似于国家将一台大型机器设备，‘租’给某个工厂使用，工厂向国家缴纳租金。机器本身的所有权始终是国家的，但工厂通过使用这台机器创造了价值，国家也通过收取租金获得了财政收入，可以用来建设更多的机器，投入到更重要的领域中去。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他看到马向前想要反驳，立刻接着说道：“反观我们现在实行的土地无偿划拨制度，看似坚决保障了公有制，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配置的低效。有些单位圈占了大片土地却长期闲置，而真正急需用地、能高效创造价值的企业却无地可用。特区土地资源尤为珍贵，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机制，确保每一寸土地都能被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企业来使用。有偿使用，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恰恰就是最好的筛选机制和节约机制。这非但不是动摇国本，恰恰是为了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诡辩！”马向前气得脸色发紫，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
这时，财政金融处处长赵志刚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计算般的冷静：“小林同志，你报告中提到的‘外汇调剂’，想法很新颖。但是，风险很大嘛。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国家统筹统支。你在特区内搞这么一个调剂中心，允许企业留存部分外汇并相互调剂，汇率怎么定？会不会冲击国家统一的外汇市场？扰乱国家既定的外汇管理制度怎么办？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个问题转向了具体的操作层面，同样致命。
林瀚转向赵志刚，态度更加谦逊：“赵处长，您考虑得非常周到，这确实是实际操作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难题。我的设想是，这仅仅是在特区内进行的一个极其谨慎的、小范围的试点，而且必须是在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框架下进行。”
他详细解释道：“首先，参与调剂的主体，仅限于在特区注册、有真实进出口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和部分区内重点国企。其次，调剂的外汇来源和用途必须有真实贸易背景支撑，严格审核，杜绝投机。第三，汇率可以在国家公布的官方汇率基础上，允许在一个非常小的、可控的浮动范围内，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这个浮动范围必须由中央央行严格限定。第四，建立严格的额度管理制度，对每个企业的留成额度和调剂额度进行上限管理。”
他看着赵志刚若有所思的表情，总结道：“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外资企业普遍担心的‘进来容易，出去难’的问题，即利润汇出的障碍。只有打通这个环节，才能吸引那些真正愿意进行长期实质性投资、而非短期套利的企业。这好比是在坚固的国家外汇管理大堤上，开一个精心设计、装有精密阀门的小小泄洪渠，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大堤，而是为了在洪水（外资涌入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提供一个可控的疏导通道，避免压力过大最终冲垮堤坝（逼退外资或引发黑市泛滥）。这是‘堵疏结合’的思路。”
这个“泄洪渠”的比喻，形象而深刻，让赵志刚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录了什么。
随后，质疑接踵而至。物资分配处的王海处长笑眯眯地问，特区的物资供应是走计划渠道还是市场渠道，如果放开市场渠道，会不会冲击全国的计划调拨。一位资深研究员则从意识形态角度追问，如何保证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色，如何防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
林瀚一一应对。对于物资问题，他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过渡方案；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他强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加强党的建设与思想教育”，“用特区的经济发展成果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
他的回答，始终紧扣“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实力”这些根本目标，巧妙地运用官方话语体系来包装自己超前的理念，既展现出了惊人的理论素养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又始终保持着对现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尊重。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烟雾始终未曾散去，搪瓷缸里的水凉了又续，续了又凉。
曾卫国大多时间在沉默地观察，只在林瀚的某个观点引发激烈争论，或者气氛过于紧张时，才会不动声色地插一句话，或引导方向，或缓和气氛，或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将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他的每一次开口，都精准地控制着会议的节奏和温度。
当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灰时，曾卫国终于轻轻敲了敲桌面。
“好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依旧沉稳，“今天的讨论很有意义，大家都充分发表了意见，也提出了一些很深刻、很现实的问题。”
他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林瀚身上，停留了片刻，深邃难明。
“改革嘛，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争论才是奇怪的。”他缓缓说道，“小林同志的这份报告，以及他今天的发言，确实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当然，也有很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大家都回去再好好想想。相关的处室，特别是综合处、财金处，可以就自己负责的领域，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和测算。散会。”
没有结论，这就是最重要的结论。林瀚知道，这第一关，他算是勉强过去了。他不仅没有被这阵势吓倒，反而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价值和潜力。一些原本持中立或观望态度的处长，在离开时看他的眼神已经带上了明显的不同——那是一种混合着惊讶、欣赏和重新评估的复杂目光。
但他更清楚，真正的风暴，可能才刚刚开始酝酿。马向前处长离开时，脸色依旧阴沉，甚至没有看他一眼。而那位始终笑眯眯的王海处长，在与他擦肩而过时，低声说了一句：“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路还长，要稳当点走啊。”话语中的意味深长，让林瀚心中一凛。
他收拾好笔记本，默默地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门外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他精神一振，这才感觉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
这不是学术辩论，这是没有硝烟的政治较量，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他，已经在这盘大棋上，投下了第一颗，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颗棋子。棋盘已经展开，对手已然就位，而他这个意外的“棋手”，能否真正撬动时代的轨迹，一切才刚刚开始。